《公債票與農民》篇後|彭湃

《公債票與農民》篇後

　　（一九二六年八月四日）

　　昨天回到廣州，看見綺園[1]同志正在埋頭校對，拿過來一看，原來是一篇論《公債票與農民》的文章。他問我還有什麼意見？我覺得東江方面派銷公債的情形，還得稍說幾句話。潮梅得到政府要派公債二百萬元的消息，就有三種人是喜歡不過的，他們並不是為著革命與擁護國民政府來那麼歡喜，他的歡喜是別有作用的。這三種人是甚麼人呢？第一種是貪官污吏；第二種是劣紳土豪；第三種是陳逆餘黨。貪官污吏為甚麼歡喜呢？他把政府發出的「有獎公債」，換轉過個名目叫做「北伐軍餉」。公債是有本可還，有利可歸，有獎可得的一種債票；「軍餉」是人民所最駭怕的。貪官污吏就先把這口號去威嚇一般人民，使他們不敢作聲。並且口口聲聲說奉總司令電令嚴催軍餉，刻不容緩，更使一般人民俯首貼服，不敢過問。那麼貪官污吏就和少數劣紳土豪合作，從中漁利，暗受黑銀和茶銀[2]。有銀而可以報效劣紳官吏者，可以不用派，富者樂得報效，貪官樂得受錢，而公債的巨額只有移到一般貧困的平民身上，這是貪官污吏樂得為的一件事。劣紳土豪是和貪官污吏狼狽為奸的，貪官污吏若無劣紳土豪做手腳，是不能存在的。那末，一般劣紳土豪，尤其是民團長保衛團董這些人，一從縣長的手，領過了派「北伐軍餉」的大權，背後有了貪官做主，便任所欲為，要怎樣派，要派那一個，是不成問題的。他們的派法可分為三種：一種系派人丁的，每人都照派負擔「北伐軍餉」若干；第二種是派田畝的，凡不論耕自己或別人的田，是一律按田畝派的；第三種方法是立股份的，比方全縣為一千份，某區應該負擔若干份，某鄉應負擔若干份，這些份認定之後，有祖嘗的出祖嘗，無祖嘗的也就依照錢糧或田畝人丁去攤派。以上三個辦法都是陳逆時代的舊例。富商地主可以避免出錢，而貧窮的家，雖三歲小孩不免，和那幾百萬的財主佬，同一樣的負擔。這種攤派方法，不但使政府得不到錢，貽誤了財政的收入，並且惹起了大多數窮人來反對政府，只有劣紳土豪從中發財罷了。這些人最痛恨的就是本黨[3]的農民運動，時時少不了造了許多謠言，用許多暗毒手段去阻止農民加入農會和破壞農會。他們領到了派「北伐軍餉」的大權，他就專來派那些加入農會的會員，尤其是農村較為革命的農友派得更多而且重。他們說：你們要入農會，你們就應該要出錢，你們天天叫著擁護政府出師北伐，現在對於此北伐軍費，是要特別請你熱心北伐的人出。倘你退出了農會，以後不要加入，倒容易磋商一點。不然就請你們加入農民協會的展本領，看要不要坐監。農會因此不得不為貧苦的會員求免者，則為劣紳團董所大斥。這些劣紳團董又反轉過來向公債委員和縣長說：唉！這些公債是無法攤派了，現在人人都觀望。縣長委員問：「為何緣故呢？」劣紳團董說：「就是農民協會在那裡阻抗，他不但不繳，並且要來和我們打，若是農會你能夠壓他得住，那麼就無問題了，馬上人人都交了。」所以縣長、委員們就大發雷霆，大罵農民協會是反革命了。訓令、公函、呈報、快郵代電如雪片紛飛，造成農民協會是反革命的罪名。本党同志在鄉村間做農民運動者，或在農會中任職者，則當然站在政府的利益上，去勸農民無論如何痛苦，宜極力負擔，以免被人攻擊，說我們反革命。可是一般農友，他並不是不願出，是無法可出。所以大都厭惡農民協會，不但不為其出力，反坐視那富者不用出錢，貧者負擔得很重而不救。並說農會是政府辦的，起了一種懷疑的心理。那麼他對於政府更不用說了。

　　陳炯明的逆党更聰明，他就乘著這個機會做反宣傳，說「國民政府萬歲了」，「農民萬歲了」，「政府抽你們的萬稅，農民要出萬稅了。」種種挑撥還不算，並有許多是『討赤軍』司令官的委任狀，在鄉間分發，說你們來幫助我們，將來軍餉可以不交，還有官做。一般覺悟了的農民，雖不至為其所惑，而大多數尚未覺悟的農民，就會被逆黨所動搖了。

　　舊曆六月九日、十日這幾天，東江沿海一帶，由海陸豐、惠來而至五華，突發飄風大水，農產物大受損失。農民叫苦連天，汕頭各報都有紀載災情。而惠來局團局長張葆元竟於十二日大水未退，農民正在悲哀的時候，率團丁及縣署遊擊隊分向各鄉勒收公債，先取腳皮伕馬費，否則捕押縣署或民團局，農民更加苦不忍言了。且該縣所派更是以田畝或股分為標準的，所以貧窮的家負擔很重了。這是惠來的情形。那麼我們一面北伐去攻城奪池，後方拼命來棄掉民眾。不但北伐無勝利的保障，國民政府的革命基礎，且要斷喪在一般貪官污吏、劣紳土豪、逆党之手。這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啊！

　　署名：彭湃

　　載《犁頭週報》第12期

　　1926年8月10日

　　[1]羅綺園，中共早期黨員，曾在中共廣東區委農民運動委員會擔任領導工作，當時是廣東省農民協會常務委員之一。 1931年被開除出黨。

　　[2]即受賄之意。

　　[3]此處是指國民黨。

　　(1)本文是附在羅綺園《公債票與農民》一文之後的，原文沒有標題，題目是編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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