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巷(70)_歐陽山

七〇

　　周榕去了香港之後，十月一日那天晚上，周炳到「西來初地」裡面一條又髒又窄的小巷子參加時事討論會。這裡是公共汽車的賣票員何錦成的住家。他家裡如今只有一個六十好幾歲的老母親，和一個兩歲多的兒子，小名為「多多」。他老婆何大嫂原來也是香港的工人，罷工回來之後，在一間茶室裡當女招待。去年十月，有一次反動的茶居工會派出許多武裝去搗毀酒樓茶室工會，她為了保衛革命的工會，和那些化了裝的偵緝、密探衝突起來，當場中槍身亡，到如今已經整整一年了。周炳到了他家，跟何錦成談了談外面白色恐怖的情況，不久，滬、粵班船海員麥榮，普興印刷廠工人古滔，沙面的洋務工人黃群、章蝦、洪偉都到了，大家就談起來。

　　討論的題目自然而然地集中在國民黨的逮捕、屠殺等等白色恐怖的措施，和廣州工人怎樣對待這種白色恐怖的問題上面。討論會一下子轉為控訴會。他們計算了一下，僅僅在西來初地這條街道附近的一千多居民當中，從今年四月到現在的半個年頭裡，就叫國民黨胡亂殺死了十七個人。這些人都是有名有姓的，他們都能夠把這些人一個一個地數出來。他們有些是共產黨員，有些只是普通的工人和學生，也有一些只不過跟那些偵緝、密探個人有點過不去，還有一些簡直什麼原因也沒有。這十七個人算起來僅僅包括這附近一帶的遭難者，頂多不過占了全城的千分之一；再數遠一點，就簡直數不清，更不要說全廣州，全廣東，全中國了。大家越談越激動，越談越憤恨，都認為非來一次狂風暴雨般的革命不可——沒有一場像前幾天那樣的颱風，這廣州全城是沒有法子洗得乾淨的。何錦成更是沉痛激烈。好像只有今天晚上就暴動起來，他才稱心。散會的時候，他向大家提議道：

　　「都別忙走。請你們到我家母的房間裡去看一看吧！」

　　大家跟著他走進他母親的房間。房間很小，僅僅放下了兩鋪床，和一張小茶几。一鋪床上睡著三個小孩子，一鋪床上睡著四個小子，年紀都在兩歲到五歲之間。茶几上那盞小煤油燈照著他們的臉，使大家剛剛看得見。何老太太在廚房裡洗衣服，房間裡沒有別的人。何錦成給大家介紹道：

　　「那邊是一對姐、弟和一對兄妹，這裡三個是三家人，我們的多多也在其中。只有他算是還有個老子，其他四家都是孤兒，娘、老子全沒了！你們看，他們睡得多好，連一點危險也不知道呢！」

　　周炳跟著他的手勢往床上看，孩子們的確睡得很好，不但不知道危險，連蚊子叮著也不管。他們穿的衣服都很破爛，臉上又黃又瘦。那床板和席子都因為太舊而變黑了，並且發出黴臭的氣味。蟑螂和鹽蛇在他們身邊爬行。兩邊床上都沒有掛帳子，蚊蟲在他們身上盤旋飛翔，嚶嚶地叫喚。但是不管怎樣，他們全都甜蜜地、馴良地、甚至有點放肆地睡著了，睡得很熟了。麥榮走到床前，逐個孩子拿手去摸，又對周炳說這是誰家的，父母怎麼死的；那是誰家的，父母又怎麼死的。末了，說：「幸虧有個慈善心腸的何老太，不然的話，他們准是活不成的了！看敵人下多麼毒的毒手！」章蝦和黃群兩個女的心腸軟，對著這些無辜的孤兒，忍不住哽哽咽咽地哭起來。周炳想起自己的大哥和表姐，也在一旁陪著掉淚。

　　從西來初地出來之後，古滔一個人朝東走，其餘黃群、章蝦、洪偉要回沙面，麥榮要回白蜆殼，周炳要回河南，都朝南走。在路上，周炳掏出一封封了口的信，要黃群托冼大媽交給胡杏，讓胡杏轉交給陳文婷。他在這封信裡，再約陳文婷到長堤先旋公司門口見面。第二天，黃群起了個絕早，把那封信交到她表舅母的手裡。冼大媽挑起一擔籮筐，馬上就過江，從黃沙一直走到三家巷，找著了何家的丫頭胡杏。

　　胡杏一見冼大媽，就訴起苦來道：「冼大媽，你看何家的人新樣不新樣？一個瘋了的少爺，拿一把鎖鎖在一間空房子裡不就行了？偏要我陪著他吃，陪著他坐，陪著他拉屎、拉尿，還得陪著他睡覺！那又是個糊塗人，渾不省一點人事，整天害怕人家把他當共產黨抓去殺頭，就一天到晚都把照片往肚子裡吞，也不知道要吞掉多少照片！平常沒事，就扯碎我的衣服，狠狠地打我，整天說我沒把門關好，讓偵緝跑了進去！一聽見有人打門，就要我緊緊抱住他，說有人要來抓走他！唉，看樣子我是受不了這樣的折磨，一定是活不成的了！」訴完苦就哭。

　　冼大媽聽得心裡十分難過，只得拿些好話安慰她道：「阿杏，年紀輕輕的，怎麼想到那上頭去呢？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你耐心熬著，難道就沒個出頭之日！」隨後就掏出信來，說周炳要她給轉信。冼大媽走後，胡杏忘記了自己的苦難，一跳、跳起來，就到隔壁陳家去找陳文婷。陳文婷現在是高中三年級的學生，但是她對學校失去了興趣，只是去一天、不去一天地，在學校掛了個名字。學校當局知道她是一位極其富有的大家閨秀，又是局裡一位科長的小姨子，只好裝聾作啞，聽其自由。

　　當時她在樓下客廳裡和胡杏見了面，把周炳的信拆開看了，隨後又冷冰冰地問胡杏道：「我有幾句話，想告訴你炳哥。你能夠替我轉告給他麼？」胡杏看見她不像往日那樣有說有笑，心中正在狐疑，聽見她這樣問，連忙回答道：「這可不成呀！我不曉得他在什麼地方呀！」陳文婷說：「不曉得就罷了。下回有人送信來，你該問問他的回信地址。」胡杏答應了，就走了。

　　這是周炳第三次約她會面了。她為了去、還是不去的問題，整整想了一天，越想越煩惱，越想越拿不定主意。論理智，她是應該走一遭的；但是論感情，她實在提不起興趣。她自己追問自己道：「為什麼提不起興趣？是叫白色恐怖嚇壞了麼？是對這萬惡的社會屈服了麼？是放棄了自己的革命理想了麼？」問了之後，她又自己給自己證明：絕對沒有這樣的事兒！但是到底為什麼提不起興趣？從前求之不得的約會，現在為什麼索然無味？這她就說不上來了。

　　到了晚上，李民天來找陳文婕，談起周炳的為人來，陳文婷就拿了他的信給他們看，要他們替她出出主意。陳文婕帶點好奇心說：「既然這個美貌青年有了醫治咱們這個不幸的社會的秘方，又不能跟我和二姐談，只能跟你一個人談的，依我想，竟不妨去看一看。」那農科大學生李民天說：「算了吧！目前時局這麼動盪不安，犯不著去冒這樣的危險，阿婷，你自己也該拿定主意。如果橫豎不能勉強合起來，倒不如早點撒手，免得雙方痛苦！」事情還是沒個定準。不久，哥哥陳文雄也回來了。他從四妹手裡接過周炳的來信看了，用英文說了一句：「一個典型的傻瓜！」隨後又對陳文婷說：「四妹，你瞧！咱們這個社會並沒聘他當顧問，他卻總是在杞人憂天！你呢，你本人怎麼說？」

　　陳文婷不勝悲楚地說道：

　　「最近，我成了個悲觀主義者！對社會上的一切，我都沒精打采。對他，——不消說，他在儀錶上永遠是一個出色的人物，我只有一個希望，那就是：盡一切的可能減少他的痛苦！」

　　陳文雄只用英文說了一句話：「四妹，你是對的。」事情就結束了。這第三次的約會，陳文婷還是沒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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