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鬥(35)_歐陽山

三五

　　這句話挑起了她的憂愁，她就象編年史家一樣，從周炳離開震南村那年起，年復一年地排著班兒，向周炳訴起苦來……周炳一面無限同情地聽著，一面就深深地思索起來，不知有什麼辦法能幫助他們脫離這困苦的境地。他在胡王氏偶然歇口氣的一瞬間，舉頭四望，只見屋頂牆壁，全是一片黑色。他隱約看得出來，屋樑上掛著許多東西，牆壁上也滿滿地掛著東西，只是年年月月地叫柴煙熏著，竟是遍體黜黑，不能辨認。他想起在上海金鑫裡三號聚會的那些精神抖擻的女慈善家們，又不到這胡家來親自見見世面，真令人啞然失笑。後來胡王氏講得多了，胡源就打斷她道：「夠了。又不是什麼得意的東西，你盡倒翻那本陳年爛帳幹麼？洗碗去吧！」胡柳、胡樹、胡松也紛紛開言，要周炳講一講這八年的經歷，於是周炳也象編年史家一樣，從自己離開震南村那年起，一年復一年地排著班兒，把所有的遭遇都一件不漏地，毫無隱瞞也毫無修飾地告訴了這些知心朋友。大家都坐在矮凳子上，仰起臉，張大著嘴巴，聽得入了迷。

　　胡松年紀小，頂愛插嘴問這、問那，大家就一次又一次地制止他。胡樹不停地拿手搓著自己的耳朵。胡柳時常忍不住發出低聲的叫喚。胡源一根生切煙接著一根生切煙地抽著。胡王氏開頭還一面洗碗，一面聽，後來就索性撂開碗盞，把兩手籠在又破又硬的棉襖袖子裡，一心一意地聽起來。聽到周炳離開剪刀鋪子，重新上了學堂，大家就替他高興；聽到區桃在沙基慘案當中英勇殉國，大家就嗟歎惋惜，肅然起敬；聽到李民魁、張子豪、陳文雄、何守仁這些人違反盟誓，破壞罷工，出賣朋友，背叛革命，大家就嘴裡呸，鼻裡嗤，搖頭頓腳，咒駡不停；聽到國民黨實行反革命政變，投降帝國主義，大批屠殺工人、農民和革命青年，大家就咬牙切齒，義憤填膺；聽到廣州起義成功，奪取了政權，宣佈了政綱，成立了廣東工農民主政府，大家就昂揚振奮，痛快淋漓；聽到廣州起義失敗，許多英雄烈士轟轟烈烈地拼頭顱，灑熱血，最後是死的死，逃的逃，分離失散，大家就低頭掩面，悲痛萬分。那胡柳一時感情難忍，竟嗚嗚咽咽地哭出聲來。

　　後來聽到周炳在上海碰到麥榮大叔，又遭到敵人的迫害，竟是可望不可即，可見不可親，胡柳替周炳著急，又噢噢地哭了起來，一直到聽到周炳在上海北四川路余慶坊幹了一樁痛快的事兒，懲罰了那個包打聽，救走了金端同志，這才轉悲為喜，帶著眼淚笑起來了。周炳講完了，大家還在凝神深思，胡源忽然沙著嗓子開言道：

　　「這才是些穿州過府，闖大事兒的英雄好漢！我們窩囊一輩子，做夢也想不到這些事兒呢！——可你們也別當是好要的，鬧得不好，吃飯的傢伙就沒有了；你們剛才聽見阿炳講的那些話，聽了就算了，千萬不能洩漏一言半語！一不小心洩漏出去，可知道阿炳的性命就難保！咱們村西『蛇岡』腳下，就有那麼一間公安稽查站，他們專幹的這種營生！阿炳既把我們當做自己人，我們也一定要保住他的平安。這一層，你們都想到了沒有？」

　　大家都說知道了。往後，又七嘴八舌地問這問那。

　　胡王氏問陳文英後來怎樣了，胡柳問陳文婷後來怎樣了，胡松卻追問李民天后來還革命不革命，到底是胡樹心地深沉，他只要求周炳把張太雷同志代表中國共產黨所宣佈的政綱，一條一條地解釋給他聽。這樣，一直談到四更天，雞叫了三遍，大家才依依不捨地分了手。周炳一個人，心情酣暢地穿過寂靜的、深藍色的村莊，梯梯他他地走回學校，連沿途的狗吠聲都沒有聽見。

　　第二天早上，林開泰在校務室裡碰見了周炳。他已經知道周炳昨天晚上到何五爺家的佃戶胡源家裡去，直到四更天過後才回來，只是摸不清他去幹些什麼事兒。他想問周炳，礙於早先已經有了「紳士協定」，又不好問得，只是眯起眼睛，聳起肩膀，不懷好意地對周炳奸笑。同事中有個叫做華大維的年輕人，今年二十二歲，英文原名「大維·華盛頓」，字「士瑪」，號「摩登」的，走到周炳身邊，做了一個美國西部的「牛仔」手勢，說：「好天堂！你真是好運道！胡家的『黑牡丹』，我敢賭我的頭，是這荒村中『愛』字第一號的天生尤物！」周炳臉頰微紅，正色回答道：「華君，你、我都是為人師表，放尊重些來！」旁邊還有另外一位同事，叫做丁猷的，今年已經四十歲，是本校資格最老的一位教員，又是一位悲觀主義者，當時聽了他們的對話，就先在鼻子裡哼了一聲，然後笑著說：「真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說世風日下，就是世風日下！」

　　談笑已畢，各人散開，分頭上課。周炳是新來的教員，要到第三天才分班上課，因此就走出校門，信步閑串。在這樣的學校環境之中，周炳是連一分鐘也不願多呆的。後來他雖然正式上了課，但一下課之後，他仍然在村裡、村外，到處遊逛。有時在村南的大帽岡上，時隱時現地盤桓一個早晨；有時在村東的小帽岡上，尋幽探奇地流連一個黃昏；有時整整一個前晌，他坐在村北的大堤圍上，望著滾滾的東沙江出神；有時整整一個後晌，他在村西的犁冬田裡穿來穿去地走著，跟所有他認識的耕家談家常話。大家都以為他喜歡遊山玩水，也不知道他心裡還擱著多少事兒。這樣，一過又過了兩個多月，已經到了一千九百二十九年的春天了。

　　周炳對著那萬物萌動的春天說：「春天哪春天，我一點沒有盼望你，你卻來了，可是我日夜盼望的共產黨，怎麼連一點蹤影兒都沒有呢！」

　　震南村河沖縱橫，清幽絕俗的風光雖然好，但是周炳覺得孤獨，寂寞，意態蕭條。他深深地歎息道：「這樣的日子，怎麼過下去呵！我只道在自己的家鄉，說不定更容易創造奇跡。但是奇跡在哪裡呢？奇跡一次也沒有發生過呵！」他不知道中國正在發生什麼事兒，也不知道廣東跟廣州正在發生什麼事兒，甚至也不知道這震南村和那隔江相望的震北村正在發生什麼事兒，——總之，他和外界失去了聯繫，和去了香港的哥哥周榕又很久不通音訊，這種隱居的生活，無聊無賴的生活使他覺著一種出不來氣般的痛苦。本來為了避嫌，免得他的同事們說閒話，他開頭是不大上胡源家去的，後來實在悶得發慌，就隔兩三天去閑坐一陣；再後來，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去了。

　　大家都十分熱情地接待他，對他提出了數也數不清的問題，要他詳細解答。只有胡柳總是冷冷靜靜地坐在一旁，歪著腦袋，仔細地聽，有時淺淺一笑，也不向他提什麼疑問。到了白天，胡樹經常上學校去找周炳，要聽他講革命的道理。一去，就給周炳帶去洗得乾乾淨淨的衣服、襪子，遇著有破爛了的，都縫補整齊；有時在手帕角上，枕頭套上，還用絲線繡上各種花鳥，玲瓏鮮豔，十分可愛；有時送去過年糕餅，春節糖食，那上面總蓋著一幅剪紙花兒，不是龍、鳳、福、壽，就是榴、藕、荔、桃，又配襯了食物，又精妙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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