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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監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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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懷念監獄,也常常對人談監獄。 「監獄並不是什麼仁慈的東西!」這句話誰都知道。沒有進過監獄的人,憑自己的想像,不是超過監獄所實有的不仁慈,就是不及它實有的。這很自然,因為本來是想像。 什麼都不可以絕對化,一絕對化就會變為形而上學。用一分為二的觀點看,監獄在不仁慈中有它的仁慈的東西,有很仁慈的東西。我將只談這方面。 一、監獄是學習聖地 前天李四來,即曾和我在監獄推水,我曾填過一首沁園春詞和一首七律贈他的那李四。談到監獄,他說:「坐了7年牢,前5年白坐了。什麼也沒學,後二年碰到你,才有書看,知道怎麼看。才一心一意,專心專意地看,接著一直看下去。腦子也靈活起來了,有強烈的讀書的欲望,或者說『癮』,不看就不舒服。那是我看書最多的兩年,但似乎只有在監獄裡才能如此,一出獄就不行。例如《資本論》,剛拿到手,咱們就分手了,你把書帶走了。沒法,出獄後,搞到一本,想看下去,但總也看不下去。環境同腦子都不同了。」 他說的監獄是山西稷山縣看守所。他是在那裡同牢房的,我們是在那裡才公開看書,買書的。看守所和監獄,應該有所分別,但看牢的人也未必十分清楚,且不管它。李四的話是有道理的,我曾勸凡有點文化的人看《資本論》,也寫信勸外面的人。但有效的只有監獄裡的人,外面的沒有一個人有效。有一個小鄭,在臨汾山西第三監獄,不過中學程度,他看見我讀《資本論》,問:「好懂嗎?」我說:「有耐心就好懂。」「怎麼叫有耐心呢?」我說:「以為一看就懂,看一遍就懂,它是不好懂的。如果一遍不懂,再看一遍,再不懂,看三遍,看一卷嫌多,看一篇(第一卷共七篇),先看一篇,把一篇弄懂了,再看其他各篇就好懂些。無論什麼書,要稍微得到一點理解,都不是看一遍就夠。瞧!」 我把《資本論》第一卷給他看:一共七篇,每篇尾上都用紅鉛筆注著:年月日時至此第幾遍,那時的注是第十遍。這注是給自己看的,也是給別人看的,告訴他,我是怎樣讀這書的。小鄭說:「既然一遍看不懂,有什麼興趣看二遍呢?」 「所以說要有耐心。讀第一遍不懂,不是說一句也看不懂。總會懂一些,不過和不懂得部分不成比例。二遍也不會全懂,不過要比第一遍懂得多一些,三遍懂得更多一些,這樣做,總有一天,懂得的部分會多過不懂的部分,以至於全懂。我看了十遍《第一卷》大概將近于全懂了,但離通,還遠哩,更不用說精通了。一遍比一遍懂得多,也一遍比一遍興趣大,怎麼沒有興趣呢?」 小鄭說:「照你這樣說,一輩子看書好了,還有什麼工夫作別的事呢?」 我說:「第一,我說的我的經驗,別人不一定適用。我是個學生,中學門坎未垮過。數理化一竅不通,政治經濟學毫無基礎,讀這書的時候已經70歲了,腦子一點也不靈活,所以……至於別人,比如說你,可能比我強。第二,假定馬列主義是一百部,並不要每一部都要下這種功夫;對某幾部真下了功夫,再讀其他的書就容易了,一通百通,觸類旁通,那是另一番境界。」這小鄭,這只進過中學的30來歲的年輕人,聽了我的話,就把第一卷借去了。我留心觀察,他真在看,不多幾天,看了大半本。我問他:「懂麼?」他說:「好懂極了。說得淺,解釋多,似乎惟恐你不懂。」我說:「這就對了,本來是寫給工人讀的。」 爽興說說我看這本書的經過。當未看時,不知從什麼地方聽來的:《資本論》難懂。作文字工作幾十年,也未見有人真看這書的。在稷山看守所時,過了一年多,由於一再申請,也由於我年紀大,不幹什麼活,幹事才准許看書,並給買書(以前在北京監獄,除了讀報和討論報上文章外,什麼書都不准看)。最初替我買了一部小《毛選》,後來又替我買了《反杜林論》、《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以及別的。 看這些書時,忽然想起:一不做二不休,何不趁此讀讀號稱難懂的《資本論》呢?因為這部書太大,萬一買來看不懂,豈不真成了」吃不了,兜著走」了麼?於是做點準備工作,先看《價值、價格及利潤》、(政治經濟學批判》、《哲學之貧困》等書,覺得勉強可懂,才寫信回家要寄《資本論》第一卷(稷山書店沒有),且囑只要第一卷,以防寄多了,看不懂棟寄來了,看了一兩遍,覺得能懂,就寫信要以後各卷。犯人的信,都要經幹事檢查的。好幹事,看了我寫的家信,跑到窗口來說:如果性急等不及,可以先在外面向別人替我借一本第二卷。他果真這樣辦了。借的郭、王譯本,直行的,後來家裡寄來了全集本二、三卷,又從二卷知道有第四卷,是近幾年由蘇聯許多專家整理出來的,於是又寫信去要四卷書。只第一卷看的遍數多,其他各卷多者也不過三四遍。但比起《反杜林論》和《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兩本書來,卻是少的。那兩書各看了二十幾遍。 看多遍,不但解決懂不懂的問題,也解決記憶問題。我記性壞,隨看隨忘,看一百遍也記不住。不但看,還用種種方法——記、抄、默寫都幹過,但最後還是忘了。和個別句段不懂,不礙全域一樣,記不住,還是能改變思想。但這些,都是在監獄比自由時容易辦到得多,在外面,不但時間不充裕,尤其難有這樣大的恒心。 在北京半步橋監獄時,有一個門頭溝礦工是文盲,從大學生張蘇學認字,竟認識了上千的字(但在另一號,有一個文盲公社社員,怎麼勸他學認字他也不學。)在這號裡,十幾個犯人中有七個高級知識分子。如巨贊、梅洛、徐邁進等。有些青年工人特別要學點哲學,梅洛就給大家念《毛選》兩論,隨念隨解釋,念後還討論,幾個「高知」爭著發言,頗為動聽。不過這是犯人自動組織的。 在監獄裡,碰到過兩個青工異人。一個是上述的李四,是在梭山碰見的,本來是地鐵的,出獄後作了幾年木工,那時不過二十三四歲,看《資本論》比我快,比我理解得多。看《自然辯證法》理解得更多。另一個是小蔣,是瘸子,電工,25歲,手邊一本書都沒有。對《毛選》無論提什麼問題,他都記得在幾卷幾頁。對先秦諸子,也看過不少。這人談笑風聲,恢諧百出,是我們大家的寵兒。我在監獄作舊詩,是從贈小蔣開始的,還記得首句:「沁園春尋蔣山青」。但不久我就調走了。哦,應該說還有一個人,名董笑,不到20歲,是個扒手(行話謂之「佛爺」,大概是什麼也逃不過他的五個手指之意)。別的事不說,讀報,抑揚頓挫,悅耳娛心,非常得宜,從來沒聽過讀得這麼好的。批林批孔時,幾個號的人要我講讀一些文言文件。講了之後,有人說:「看不懂,別人講讀,聽不懂,你一念,不講,我也懂了。」但我自覺遠不如董笑讀報念得好。董笑曾對我談魯迅,談魯迅的《論雷峰塔的倒掉》,這很使我驚異。我許多「同犯」中,魯迅似並不曾存在,更不用談具體篇章。 野馬跑得太遠!本來是說學習,回轉頭來吧,從稷山再轉臨汾,號裡每天早晚都學習,就是讀報討論,個個都要發言。這次我所在的隊叫「老殘隊」,我的打油詩曾有句:「誰把《老殘遊記》續」,想不到真作「老殘遊」。學習中發言,以一個瞎子說得很好,可惜連姓名都忘了。他自稱是賊娃子,入獄時眼還未瞎。他是個舌辯之士,腦子裡邏輯性很強。聲音洪亮,一發言千軍辟易,萬籟俱寂。但據說識字不多,所談也確與書本之類無關。盡是具體事實,盡是這監獄的前後大小事實,好像是一本活監獄史,那些事也不知他怎麼知道的。他的發言,都是根據本日的讀報或以前的讀報,然後用本身在監獄內外和今昔的具體事件為證,所以說得特別貼切洞詳,無論措詞有時很粗鄙,只要細心聽,總可得點或悟點什麼東西。 除了這個瞎子,號內的人,每當學習,幾乎都可說一套,不問深淺、高低、繁簡的總算是一套。別看輕這一套,真是得來不易,據我所知(我曾調過好幾個隊,幾個號),這些人,原來有的是文盲,進到監獄裡才學認字,幾乎全部原來連國家、革命、政治、階級、國民黨、共產黨、新舊中國乃至抗日戰爭都不知道(不知他們住何處),都是在監獄裡學習的。 臨汾比稷山究竟算大地方,各隊都有公家準備的書,全獄有個大圖書館,馬恩列斯全集之類全有,而且不只一部。 二、監獄裡醫療衛生方便 年老多病,不良於行,更不良於呼吸。住在效區,離醫療關係的醫院遠。三輪已廢除,街車無力擠上擠下,出租汽車難叫。單位有車,自己已是不幹活,白拿工資的人,不好意思常向單位要車,這些都不談。到醫院看一回門診,在我說來,還是折騰太多。請大夫到家裡來看,那是另外的麻煩。尤其是臨時小病,值不得就醫或自己就知道用什麼藥,叫人到單位找衛生員或到藥店買,也都不太簡單。因此,我常常想起監獄的醫療的方便—— 監獄的醫院開在監獄裡頭,有病,大夫到監號裡來看。 這就比外面任何單位都方便,除了醫院本身。縣看守所沒有醫院,不談。 在北京半步橋監獄,生過一次肺炎。兩三個月,透視了7次,不能走路,同犯背我出進。 在臨汾監獄很有些特色。其中之一,就是犯人在外面本來幹什麼事,在裡面還是幹那事,理髮的還是理髮的,木工還是做木匠,廚子還是做大師傅,大夫還當醫生,稱為「醫犯」(似乎只有醫生如此,沒有「木犯」、「廚犯」等稱號)。臨汾監獄醫院的大夫全是犯人,有幾個是北京轉去的,也有幹部大夫,不輕易給犯人看病,做些什麼,不知道。大夫是犯人,確也有些好處,大夫與病人之間的關係,比較密切,大夫更能照顧病人的情緒,病人也較少有在幹部面前的那種自卑感了。但是好的條件,是醫院離監號更近。北京監號是樓房,生了病要上上下下,不免吃虧。臨汾則是平房,監號分若干隊,每隊一個院子,其中分若干號。醫院就是其中的一隊即其中的一個院子。也就是其他各院各隊各號的或遠或近的左鄰右舍。每天有一定時間出診,急診隨時可看,且可叫醫犯到號裡來看,或同犯用怠盾抬到醫院去。 我在老殘隊,老殘隊也有不老不殘的人參加。否則連飯都沒人給打了。老殘隊有些人也參加點勞動,我參加的是「揀菜」,即在廚房洗菜、削土豆、蘿蔔之類,但也有相當重的,如刨西葫蘆、冬瓜。一個老西葫蘆或冬瓜,重幾十斤,搬不動,皮有半寸後,刨的工具又極鈍,有的就是在小木板上釘一條洋鐵片,刨不動。一碰到這種場合,旁邊往往有年輕小夥子替我搬,搬來了還刨幾下放在旁邊,刨過幾下的瓜,再刨就省力多了。 有一次,正在刨瓜,一個人蹲在身邊看。一回頭,就是那說我讀文件一念就懂的那人,他也是北京轉去的,現在做「醫犯」。他問:「你刨得動麼?」我說:「對付著刨。」他說:「你有病,應該去看病。」我說:「我沒有病。」他說:「有病,你自己不知道。星期四一定去看病。」我說:「找你麼?」他說:「找誰都行。」到期,我去了,找了個年紀大的,我想他也許經驗豐富一些。他看了我的名字,問:「是你麼?」診病後,大聲說:「你回號休息,不要勞動。」說完,就把我的名字記入休息三天欄內,並說下星期再來看。下星期一我又找別個醫犯看,也叫我休息三天。 這樣,除了星期日,我都不勞動,一直過了很久。原來醫犯有准許病號休息三天的權(還要幹部大夫批准,但似乎沒有不批准的。)但這是一段附帶的話,本意只是想說明在監獄裡看病,比在外面方便得多而已。我經常懷念醫院,主要就為這。還有,監獄裡一般比農村講衛生。比如臨汾,每星期都理髮。理髮師多,不怕理不過來。用水方便,有富裕時間。比如稷山時,凡初進來的犯人幾乎都是被子幾年未洗,一陣氣味,被上和身上都是蝨子,進來了才在同犯的督促幫助之下洗澡洗衣服,煥然一新。 三、監獄伙食不太壞 「一個人頂好不要和公安局打交道,一打上交道,就難免常在監獄出出進進。來過一次,難保不來二次三次,以至更多(例如「佛爺」之類)。來就來吧,沒有好招待,請吃窩窩頭。開店的不怕大肚漢,隨便吃!」 這是北京半步橋一個看守說的。看守,名稱似乎不好聽。犯人都叫他們「隊長」或「指導員」之類。但臨汾的隊長或指導員是正式職務。也有的叫做幹事。臨汾監獄沒有像北京那樣的「看守」,監號,隊,都是用犯人管,隊門也是犯人看,通稱之為「值星員」,一個號裡一個值星員,負責學習、打飯及一切有關事務。臨汾的犯人也好管,衣帽都是特製的,一望而知是犯人,身上也沒有錢,每月發兩元「零花」,是一種只在監獄小賣部可用的「獄幣」,自家有錢也要換成這種錢才可用。可只給人很少的一點點,多的存在銀行裡,一句話,不容易逃走,誰都管得住。 說「來了請吃窩窩頭」,好像監獄吃得很壞,其實不然,甚至可說大謬不然。北京半步橋,一星期改善兩次,有時好像達到隔天一次。吃飯前,如果聽見外面有人喊「有回民沒有?」就准是改善了。改善,總是每人可分到一碗肉,有的多到二十幾塊。(至於回民,至少給兩個鹽雞蛋,有時四個。)都是好肉(臨汾比較差,常吃肉,都是頭蹄內臟,似罐頭廠剩下的,烹調也差。但臨汾也常吃魚(帶魚),(北京則一回也未吃過))。凡改善,主食也改善,不是白麵饅頭就是大米飯,不改善也不壞,最多的場合是西紅柿甩蛋湯,犯人見了,似有不屑一顧之態。有一陣子關了一些學生。 不知哪個號裡有十幾歲的小姑娘嗲聲嗲氣地喊:「看守叔叔,跟我把饅頭烤一下吧!」爽性插一段:黑龍江虎林監獄,逢年過節之前,總會有一兩個老頭之類關進來。他們是附近居民,對於出進監獄之事非常內行,過節之前總有辦法(多數是打老婆)犯點事被抓進監獄去。看守見了他們就笑:「又來過節了!」因為過節定有肉吃。過了節,因為犯的事小,也就把他放了。至於梭山看守所的伙食很差,我本不想談壞的方面,不談。當我在半步橋吃得滿嘴是油時,不免偶然想到:如果全國農村,都吃到這種伙食,那將是什麼情況。 四、結語 把監獄說得這麼好,似乎比外面還好,不怕有人看了,恨不進監獄,恨未犯法,因之也就是鼓勵犯法麼?魯迅說過:北京模範監獄,許多條件,有的條件比外面還強,只有一個條件不好:不自由!一開始我說過,撇開一切方面,專講我所經歷的,我所懷念的它的好的方面。 其實我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對我來說,最適宜於學習的,是稷山看守所,但伙食很差。對文化落後的人,學習最好的是臨汾監獄。醫療條件最方便的,主要是臨汾監獄,其次是北京。伙食最好的是北京,其次是臨汾。各個監獄,都有這麼一兩點好處,寫在一起,說不定有人認為一切監獄,都具備這一切好處,這不怪我,這不是我的意思。 再說一點。本與監獄無關,而是從監獄看出的。不是說農村裡窮麼?不是說中國人民能吃苦麼?何以見得呢?從監獄最可看出。有些犯人,剛解放就被捕判刑,多半是無期或死緩。判得對否,是法院的事,與監獄無關。且說一判刑,衣食服用就都歸公家供應,而且每月發兩塊錢零花。我再次到臨汾時,知道有人把零花積著不用,寄了幾百塊錢回家了。剛聽,把我嚇了一跳,怎會這樣多?可不,1月2元,1年24元,10年240元,24年480元,二十幾年,該有多少?難得的是他的家裡(不知情況如何)竟需要他每月兩元的補助,而他自己二十幾年,一分錢也未花!還有把公家發的毛巾、肥皂、牙刷、襪子,積起來趁家裡有人來接見時,偷偷交家裡人帶回去。但往往帶不回去。因為這是不被允許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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