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差不多」_茅盾

關於「差不多」

　　「差不多」，曾使炯之先生憤慨。他說：「針對本身弱點，好好的各自反省一番，振作自己，改造自己，去庸俗，去虛偽，去人云亦云，去矯揉造作；更重要的是去『差不多！』……這『反差不多』的運動，在刊物上雜誌上熱鬧是不必需的事，卻應當在作家間成為一個創作的基本信條。」

　　手頭沒有《作家間需要一種新運動》，上面引用的一段抄自《大公報》《文藝》三〇一期「討論：反差不多運動」炯之先生的「一封信」中，而也是炯之先生議論的要點。

　　炯之先生在「一封信」中又說：「我的對象是一些同我一樣有誠心寫作，而又感於自己成績不佳，且明白失敗根本所在，也希望自己作品更好一點，坦然承認必須虛心努力的作者。這種作者在當前不是沒有的。」

　　據這一段補充的話看來，炯之先生那篇《作家間需要一種新運動》好象是出發於「自我批判」的精神，雖然事實上他那篇大文充滿了挑戰的態度。

　　為什麼自己「感於自己成績不佳，且明白失敗根本所在，………」的炯之先生寫那篇《作家間需要一種新運動》時倒取了向人挑戰的態度而沒有「自剖」的精神，我在這裡不想研究；又炯之先生所指摘的「差不多」現象以及他所提出的「創作的基本信條」，也早早有許多人反復說過，——當然用語不同而態度也不同，在這裡我也不想多所引證，以免浪費篇幅；我只想就炯之的大議論中指出兩點：

　　第一，炯之先生大聲疾呼痛恨「差不多」，然而他不知道應從新文藝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去研究「差不多」現象之所由發生。新文藝的歷史雖僅二十年，但至少可分為三期；每一期中都有「差不多」這現象發生。詳言之，即第一期的作品「差不多」全以知識分子的學校生活和戀愛事件為描寫的對象；第二期呢，作品的主人公主要的還是知識分子，但生活的範圍擴大了，——從學校到革命營壘，從家庭到十字街頭，甚至寫戀愛時也從禮教與戀愛的衝突到革命與戀愛的衝突了；至於第三期，則工人，農民，小市民，最近是義勇軍，扮演著主要的角色，而市場、工廠、農村、山林等等成為主要的背景。（這樣分為三期，只是個粗枝大葉的分法，但和炯之先生討論，這樣分期也就夠了。）

　　倘以各期分開來看，各期本身自難逃於「差不多」之譏；但若統而觀之，則有一事不容抹煞，即作家的視野是步步擴大了。新文藝和社會的關係是步步密切了。而這「擴大」這「密切」的原動力，與其說是作家主觀的制奇出勝，毋寧說是客觀形勢的要求。亦唯其是迫於客觀的要求，所以大多數作品的描寫範圍的擴大不能在作家的生活經驗既已充分以後。然而新文藝發展的這一條路是正確的；作家們應客觀的社會需要而寫他們的作品——這一傾向，也是正確的。炯之先生只見了「差不多」的現象，就抓住了來「開四門」，且抹煞了新文藝發展之過程，幸災樂禍似的一口咬住了新文藝發展一步時所不可避免的暫時的幼稚病，作為大多數應社會要求而寫作的作家們的彌天大罪，這種「立言」的態度根本不行！

　　第二，炯之先生所謂「創作的基本信條」，——所謂「針對本身弱點，好好的各自反省一番，……去庸俗，去虛偽，……」倘若炯之先生以為這一些空洞抽象的格言式的詞句可以矯正「差不多」，那又大誤而特誤。大概在炯之先生看來，作家們之所以群起而寫農村工廠等等，是由於趨時，由於投機，或者竟由於什麼政黨的文藝政策的發動；要是炯之先生果真如此設想，則他的短視猶可恕，而他的厚誣了作家們之力求服務于人群社會的用心，則不可恕。事實不如炯之先生所設想，因而他的格言式的「基本信條」等於沒有。我很奇怪：既見有「差不多」現象的炯之先生何以不見近數年來到處可見的「作家應多向生活學習」一類的議論。

　　在炯之先生髮議論以前，許多定期刊上曾經屢次指出文藝界的不健全的現象（即炯之先生取名「差不多」的），並且討論如何矯正的方法，——「充實生活經驗」，「寫自己所熟悉的人和事」，諸如此類的提示，不是到處可見麼？同時，西歐先進作家指導青年作者寫作方法的書籍也翻譯過好幾部來了。然而炯之先生好象全未聞見。他那篇《作家間需要一種新運動》充滿了盲目的誇大。盲目，因為他不知道他所「發見」的東西早已成為討論的對象；誇大，因為在他看來，國內的文藝界竟是黑漆一團，只有他一雙炯炯的巨眼在那裡關心著。此種閉起眼睛說大話的態度倘使真成為「一種運動」，實在不是文藝界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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