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誌「潮」裡的浪花_茅盾

雜誌「潮」裡的浪花

　　一《芒種》半月刊，徐懋庸、曹聚仁編輯，上海群眾雜誌公司發行。

　　二《漫畫漫話》，李輝英、淩波編輯，上海雜誌公司發行。

　　三《小文章》，胡依凡、方土人編輯，上海春光書店發行。

　　四《新小說》，鄭君起編輯，良友圖書公司發行。

　　本年第一季內新刊的文藝性雜誌比去年第一季多了一倍還不止。其中有只出了一篇就停頓的，如《生生》和《俱樂部》；也有預告了而「流產」的，如《六藝》。但「死亡率」和「生產率」之比較，是「生產」多了兩倍左右。

　　《現代》雜誌復刊後由汪馥泉編輯，改為「綜合的文化雜誌」，內容（依革新號看來）有「現代論壇」、「國際政治經濟」、「中國經濟文化」、「通俗學術講座」、「隨筆」、「婦女問題」、「創作」、「書報評論」、「青年生活引導」等欄。作為一種略帶通俗性質的「綜合的文化雜誌」看來，我們覺得「革新後」的《現代》似乎比《東方雜誌》以及《新中華》等老牌刊物多少活潑一些。

　　《東方》等老牌的一般讀物，你說它們是專深的學術的「綜合的文化雜誌」罷，似乎不儘然；你說它們也帶點通俗性罷，可是實在又不是。它們的性質，老實說，是「不尷不尬」。的，《現代》這次「革新」，拋棄了「綜合的文化雜誌」「傳統」的尷尬型，傾向於通俗性，這一點我們覺得很對。就「復刊」第一期的「革新號」看來，幾篇「論壇」，——如《手頭字運動》、《一折六扣書》、《讀經救國》、《走入「牛角尖端」的「幽默」》、《魯沙-危王》、《熊毛》等篇，也是態度嚴肅的《梁實秋論》一文尤其好。我們很希望它能夠保持「革新號」的面目一直下去。

　　但是我們這裡勢不能多談一般性質的刊物，我們還是縮小範圍，只談文藝性質的新刊；而在文藝性質的新刊之中，我們也只能就見聞所及的範圍——或者是讀過後覺得有話想說的（實在，我們目前的新刊中盡有一些是自拉自唱，叫人看了不知說什麼好的），隨便說幾句。

　　從去年下半年起罷，洶洶高漲的「雜誌潮」中有兩個特點是很明顯的。第一是「小品文」和漫畫的結合，第二是通俗的傾向。從第一項，又有漫畫多於文字，或文字多於漫畫種種不同的形相，從第二項又有一般性的與文藝性的又有偏于知識分子與注重非知識分子等等的分工。小品文和漫畫的結合，通俗的傾向，這是好的，是需要的；但事實上能象《漫畫生活》（小品文與漫畫的定期刊）和《讀書生活》（通俗的刊物）那樣保有嚴肅態度的，可就不多。

　　而在「小品文和漫畫」以及「通俗化」的招牌下發賣「低級趣味」的東西，去年已經有了，今年也在不斷地產生。這，本來也不足為奇；在我們這社會內，每一文化現象之發生，往往是有「正」必有「負」。開頭是基於社會的需要而發生了「正」，接著就有一般蛀蟲們或為他們自己的需要，或為偷天換日計而來一個「負」。然而這「正」「負」並不對銷，而在相決相蕩，以達到最後的「清算」，那也是從去年以至現今的文壇動態可為明證的。

　　這裡所記的新刊四種就是屬小品、漫畫、通俗化這方面的；現在分開來講。

　　先是《芒種》。

　　這一個半月刊，現在（四月中旬）已經出到第三期了。這也是「小品文」的刊物，是反對個人筆調、閒適、性靈的小品文刊物。

　　這一個刊物的態度，在創刊號內《編者的話》，說得很明白。《編者的話》共有二篇，——編者徐懋庸和曹聚仁兩位，各有一篇。徐先生說：「……一則，這兩年雖然是雜誌年，雜誌已經辦得很多，但是我看到人們發表文字的地方還是嫌少，我們也來辦一個，給大家多一點說話的機會，這事未始不好。二則，現在的刊物除了一些低級趣味的，多取莊重嚴肅的態度，每逢世上的卑污之輩，輒不屑與之周旋，如《西遊記》中的二郎神，當孫悟空變作淫鳥時，就不肯跟它鬥法。但我以為淫鳥終不能聽其逍遙自在，你的不屑，在它竟會看成不敢而自鳴得意的。所以在該鬥法而又非取某種態度不可的時候，我們自己實在不必硬搭固定的架子。因此，我想另辦一種態度比較放縱的刊物起來，讓大家可以不必矜持，隨便說話，也還有點意思。」

　　這是徐先生的話，「曹先生的想頭，也和我（徐先生——筆者）的相同。」但曹先生另外補充了一層意思：「假使舞臺上只有正旦正生文縐縐的戲文不也很寂寞嗎？丑角一上臺，台下就哄然大笑，大熱鬧起來，在正旦正生眼裡，小丑的一舉一動一應一對，多麼不合乎孔子中庸之道，做文既做得不好，做人更做得不對，然而台下已哄然大笑了，生旦只能正眼不看，肚裡嘰咕道：『你看，多麼低級趣味！』低級趣味不獨把自己的身分和小丑的身分分得很清楚，而且把客廳裡清高的看客和拖泥草鞋的看客的身分分得很清楚了。然而台下已經哄然大笑了，又有什麼辦法呢？在看客的眼裡，丑角是這樣嘲笑了別人又嘲笑了自己，把光明面的袋兒和黑暗面的袋子一起翻給台下人看，他並不那樣踱方步把自己裝成正人君子，卻也不拼命掩著自己的尾巴。有時正旦正生所做的秘密勾當，也一起告訴出來，丑角是這樣的使生旦們頭痛的角色！」

　　在這裡，徐先生文內用了個「低級趣味」，曹先生文內也用了個「低級趣味」。然而這兩個「低級趣味」並不是一個東西。前者是徐先生的話，大概是指《笑林廣記》式的「幽默」以及「眼睛吃冰淇淋」之類的「世態諷刺」，還有一些自拉自唱的肉麻調子。我們常說的「低級趣味」（本文中開頭第四段也用的），就也是指這一些。至於後者，是曹先生轉述「正生正旦」肚子裡的話。在「風雅的隱士」——「正生正旦」的眼中，凡既不風雅又少「性靈」的動作就是「低級趣味」，不過他們更常用的字眼卻是「傖俗！」

　　二郎神看見孫悟空變成了鴇鳥時，雖然不屑再與鬥法，卻回復了原形用彈弓去打它。徐懋庸所表見的態度近乎二郎神的彈弓。曹聚仁的「丑角」之喻，當然是所謂嘻笑唾駡了。一種刊物來一個又莊又諧的風格，自然很好；而已出三起的《芒種》大體上也是如此。

　　不過《芒種》除了彈擊「卑污之輩」，尚又自立一使命；曹先生說：「然而也有人既沒工夫坐在桌上打牌，睡在床上抽煙，也沒這樣雅興坐在書齋裡吟哦，又沒機會背著書包上洋學堂念書，這樣，《芒種》就準備塞在他們的袋裡了。」（《編者的話》二）這一點，照已出的三期看來，似乎還未做到。《芒種》還嫌太深。例如創刊號的譯論《文學與科學》（不是說這豈不好，或不該登，或不需要），二期的《藝術創作上的意識問題》，三期的《論浪漫主義》，雖然在一方面看來，應是人人必有的常識（《芒種》投稿小約上說過：傳播常識），但畢竟在「沒機會背著書包上洋學堂念書」的讀者眼中，好象深了一點。

　　說一句掃興的話，中國的讀者界，倘使除了「坐在桌上打牌，睡在床上抽煙」的公子哥兒，「坐在書齋裡吟哦」的「士大夫」之流，「背著書包上洋學堂念書」的青年而外，再要找讀者，那麼最大的對象恐怕就是前任的「洋學堂念書」的學生而現在則分散在各種職業界的青年；如果《芒種》認真要找「拖泥草鞋」的看客，「拖泥草鞋」的朋友們一看封面倒還合意，翻開封面卻又覺得仍然是秀才相公的酸話罷哩。

　　《漫畫漫話》剛出了創刊號。這是一半圖畫一半文字的。雖則以「漫話」題名，創刊號中所載「漫話」並不多，它有「散文」，有小說。在小說一欄中，有三篇短的：艾蕪的《歸來》，周楞伽的《醫院裡的太太》，和夏征農的《接見》；有一「中篇連載」，李輝英的《平行線》。「漫畫」部分有題名為「特種介紹」的四幅畫，第一畫是一個時髦女子牽了一條叭兒狗在牆邊看報，遠遠又有人帶了條叭兒狗走來；第二畫是那人走近了，是一個時髦少年，他的狗撩撥那看報的女子的狗；第三畫是兩條狗談戀愛了，兩個狗主人想拉開它們；第四畫是狗主人挽臂而去，兩條狗跟在後面。這一組畫，也許是在《漫畫漫話》創刊號占了大部分畫幅的男女關係的漫畫中間最帶點辛辣意味的諷刺作品。

　　老實說，《漫畫漫話》創刊號的「漫畫」部分，材料太單調了。大大小小二十題的漫畫中，「金錢」和「女色」的題材占了一半多，——這是就題目計算，倘以畫幅的大小多少來計算，那簡直是占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不屬「財」或「色」的幾幅畫兒又只是些沒甚意義的《貪方便》和《乘人不備》。《旁觀者》四幅似乎是諷刺所謂「文人相輕」的，作者既從浮面去解釋這句「成語」，而他的態度確也是「旁觀者」。

　　跟「漫畫」部分比較，那就見得文字部分強一些了。然而文字部分也未見多大的精彩。「中篇連載」的《平行線》寫東北民眾的反日，尚只登了一個頭，相應留待將來再說，此外《歸來》一篇除了當作風土畫看，「僑胞」的痛苦未被作者「強調著」。《醫院裡的太太》跟「漫畫」部分中的一些男女關係畫（例如占了一全面的十二幅畫構成的《知己知彼》）倒很臭味相投。

　　編輯方法也似乎太呆板。「漫話」，「散文」，「詩」……各以類聚，形似整齊，其實太板。這和缺少潑剌性的文字與圖畫合起來，就讓人家覺得這本小小的刊物總有點不過癮似的。

　　再講也是剛出了創刊號的《小文章》罷。

　　這一個刊物，單從編輯方法上說，著實不壞。在小小的篇幅中，花樣著實不少。但是我們先來看《編者的話》：「在這裡，本刊的內容，我們是覺得要報告一下的；第一是『小小說』這欄。本欄是企圖以極簡短的篇幅，收蓄極廣大豐饒的文學內容。所以在此要登載普通的短篇創作，同時也極注重速寫、散文和諷刺小說。第二是『上海閒話』，這欄是方言文學的一種嘗試。在此，是企圖由此嘗試，達到真正的大眾文學的殷望的。第三的一欄，是說到『舊文學』，那是要系統地計劃先從舊小說做起，以清算並接受前代的文學遺產，企圖由空喊而進至實際的遂行。」（《編者的話》）「以上三欄，可說是本刊的特色」，編者又這樣加一句，可見這三欄是《小文章》編者很認為賣力的。

　　創刊號內收了「小小說」四篇：胡柴的《陌生老人》，千冬的《審判》，何洛的《新花園內外》，黃德的《盤湖》。四篇之中，最好的是《審判》。「上海閒話」有二篇，樸家裡的《一格高麗人格日記》和王涓的《長腳》。「舊文學」一篇，餘劍秋的《評紅樓夢》。用上海方言寫的二篇小說，因為是「嘗試」之作，我們應當「擁護」，然而我們不能不說這兩篇的上海方言並沒到家。

　　一位作家在用方言寫作的時候，第一個條件自然必須這方言是他的「mothertongue」，但第二個條件是他必須能夠精煉這方言使適合於藝術的表現。王無能的《哭妙根篤爺》（這中間也雜有蘇白的，但蘇白本來早已成為上海方言的重要成分）比現在唱「獨腳戲」的那班人的「作品」好得多，就因為《哭妙根篤爺》是把上海方言凡屬女用的，經過了洗煉和熔鑄。王無能倘使想創造一篇《哭顧正紅》或《馬路浪小癟三》，那就未必能象《哭妙根篤爺》那樣「成功」罷？這是因為他對於上海方言的全體還沒有熔煉到家，使合於「藝術的表現」；他所成就的，尚僅限於一方面。現在來看《小文章》的兩品嘗試，我們只覺得嚕蘇，沒有傳神之處，也沒有力；然而上海方言並不嚕蘇，很能傳神，而且有力。我們讀了那二篇，仿佛聽一個外路人用上海方言說話，雖能達意，卻離精神尚遠。

　　至於《評紅樓夢》一文，作者以為《紅樓夢》「寫的是封建貴族崩潰的過程」；作者雖未明言他所謂「封建貴族」就是曾在歷史上演過主角的封建貴族階級，然而作者是這樣的意思，甚為顯然。我們可以承認《紅樓夢》是一部「寫實的」小說，《紅樓夢》寫了人情世態；《紅樓夢》以前不是沒有同樣的描寫人情世態的文藝作品，但《紅樓夢》更為寫實的，所以我們對他的評價特別高些。

　　在《小文章》的創刊號內有兩篇很有意義的「小文章」，就是曹聚仁的《三十年前》和《一九二四年》。然而也有最蕪雜而且有所謂「海派」氣味的一欄，這就是專登短短消息的「今日文壇」。

　　以上都是「小品文」刊物，以下要說到並非小品文專刊的《新小說》。

　　《新小說》已出二期，在第二期的「作者、讀者和編者」一欄內，編者這樣說：「《新小說》起初決定出版的時候，我們就這樣想：我們要出一本通俗的文學雜誌，這雜誌應該深入于一般讀者中間，但同時，每個作品都要帶有藝術氣氛的。我們相信，真正偉大的藝術作品都是能夠通俗的，都是能夠深入于一般讀者大眾中間去的。歌德的《浮士德》，雨果的《哀史》，左拉的《娜娜》，托爾斯泰的《復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都是當時一種新的藝術上的條件，到現在卻也還深受著一般人的歡迎。同時，有生命的通俗作品也都是在藝術方面很成功的。象《茶花女》，象《小婦人》，象《黑奴籲天錄》都是很好的例子。把作品分為藝術的和通俗的，這是一種變態。《新小說》的發刊，就是想把這不合理的矛盾統一起來的。」

　　本來所謂「通俗」並非就是迎合社會低級趣味的意思。如果向來確有那樣「變態」的文學作品存在，而且一向被稱為「通俗文學」，那自然是因為一則社會上還有特殊的知識階級與非知識階級之分，而再則一些作者或批評家也以為草包的人們只能給他們些草料，所以特別造作了向來所謂「通俗文學」。「五四」以來的「新文學」最初的讀者只限于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中間的一部分），後來始擴張到一般知識分子的領域，最近則有「打進學生以外的多數讀者，各店員等等」的傾向。《新小說》要從這方面去努力，真是好極了。

　　《新小說》並不專登小說，創刊號和第二號都載得有「隨筆」和「中間讀物」（這名詞，倘就《新小說》所登各篇的性質來看，那就是我們向來通稱為「小品文」的文章，但隨筆卻又除外。）第一期的「中間讀物」有阿英的《燈市》（這是雜考），第二期有洪深的《山東的五更調》（這是探討民間文學的論文），而兩其中又有曹聚仁的《葉名琛》和《劉楨平視》（歷史小品）。

　　但是《新小說》的最大片幅，卻是給予了小說的。第一期中有小說七篇（創作五篇，翻譯二篇），第二期中有創作小說四篇。翻譯一篇。

　　讀了這十七小說，便想起從前《小說》半月刊的第一二期，便覺得《新小說》是比較「新」了。（最近的《小說》半月刊比它初出版時好得多了，可惜忽然停版）。第一二期連載的，有張天翼的《一九二四——三四》，是一篇信劄體的小說。第二期上有張先生寫給編者的一封信說：「看到《新小說》極為高興，編制插畫都極吸引人，但望下幾期能打進學生以外的多數讀者，如店員等等。我覺得我那豈不大合式，因為這種文字只有讀書人能看，未能通俗。下次當注意到這一點。」同期上又有段可情寫給編者一信說：「此刊物雖雲系通俗文學之讀物，然亦不可過分將趣味降低……否則使人有讀後無回味之感覺。」

　　這兩位的意見都是看了《新小說》第一期後的意見。誰要是讀了第一期內張天翼的《一九二四——三四》和施蟄存的《獵虎記》，誰就免不了要發生或張或段的感想罷。《一九二四——三四》一期，需要一個瞭解十年來青年思想變幻的讀者，才能回味出其中的意義，即張先生所謂「這種文字只有讀書人能看，未能通俗」；而張的此感想當然是和《獵虎記》並讀後感發起來的。然而《獵虎記》通俗是通俗了，卻「使人有讀後無回味之感覺」。在此兩者中間作一解答，就是我們上文所引編者的話。

　　我也以為《一九二四——三四》「只有讀書人能看」。雖然，我覺得這一篇小說是好的：作者很靈巧地給十年來最通行的「青年型」記下一筆流水賬，是辛辣的詼諧；尤其妙的，作者依著時代使小說中主人公的通信中的文字也有了三種以上不同的形式。例如主人公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三日」所發一信的文體是所謂「五四青年式」，這裡抄一段來看：「啊！他的態度如此的輕蔑而漠然，以致我不能容忍了！而我終於發怒了！啊！他是庸俗的平凡的愚蠢的人！他的祖父和父親是愚蠢的農夫，無知無識而視錢如命的可憐的而庸俗的東西呵！而玉麟遂秉此愚蠢的庸俗的天性！」「我譏嘲得如此的刻骨而詼諧以致我自己亦不禁啞然失笑了！」

　　這位主人公到了一九三〇年八月，他的文體就又變了，他是所謂「一九三〇年式的青年」了，這裡也抄幾句來：「嫻底唯一的缺點是一天一天地在暴露，作為一個適合的太太的她，賢妻良母的意識底傾向是益加顯著起來了。」「當作一個可喜的好消息，我是被告訴一件事，這是，玉麟在某地仍然生活在他原去著的程途上，健康是被損害了，但是，他是樂觀的。」

　　自然囉，作者並不是要挖苦此種曾經流行過一時的文體，作者是在諷刺那種徒學得皮毛的青年，而且那主人公從一九二四到三四儘管隨時拾取時髦的口頭禪，他的根性——自以為是天才，卻實在是最沒出息的乏蟲，頂喜歡說得慷慨激昂，卻實在膽子比老鼠還小，始終是原樣。

　　雖然我相信大多數的讀者一定能夠瞭解《一九二四——三四》的內容，但我也承認這故事的本身「只有讀書人能看」，而且看了後會發生深長的回味。因為「學生以外的多數讀者，各店員等等」或者沒有《一九二四——三四》裡那主人公的生活經驗（所謂生活經驗不一定是他自己的經歷，他所接觸著的別人的生活也包括在內）。在這一點上，我就覺得第二期所登郁達夫的《唯命論者》是既能「通俗」又耐回味的一篇小說了。

　　這是一個生活壓迫下的窮教師被航空獎券的號碼開了個小小的玩笑，結果因為一場空喜歡以後失望的刺激太大竟至於自殺的小小的悲劇。這不是諷刺獎券熱，這是一幅餓肚子的弱者的悲喜劇；我們對於那位發財不成而送了命的老人甯是同情的。再多回味一下，我們又覺得到底還是獎券害了一條人命，因為一場空喜歡後的大失望打擊那老人比沒有那場「好夢」要厲害得多。

　　正象編者所說：「這樣的作風，在他（郁先生）還算是初次罷。」我們也覺得在已出二期的《新小說》上真能推為「通俗文學」的，這也是初次呵。我們以為倘使《新小說》的內容能夠依這標準整齊起來，那就更加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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