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所謂「感傷」_茅盾

論所謂「感傷」

　　也許是從比蘭台羅（L.Pirandello）榮膺諾貝爾文藝獎的消息傳來以後罷，我們讀到了好多篇「從比蘭台羅說到文藝上的悲觀主義」的文章。

　　說起來，也是怪，所謂「悲觀思想」也者，表白在文藝這一部門的時候，倒往往取了「笑」的形式，——所謂「幽默筆調」。契訶夫不是個「悲觀思想」的作家麼？然而他的作風是「幽默」的。我們有「強顏歡笑」的一句成語，正是這種「幽默筆調」的「悲觀思想」作家的注解。

　　比蘭台羅也不是例外。他在他本國的意大利，是被算「幽默」派的，他的作品之所以能風行于英美，大概也靠了這「幽默」的筆調。（他在法國也有很多的讀者和觀眾，那倒並不是全沾的「幽默」的光，而為的他那出奇的幻想。）試拿他的長篇小說《已故的麥席阿斯·巴司喀爾》來看罷，一個人為要以前種種「譬如昨已死」，竟假造了死耗，自以為從此又是一個「新的自由自在的人」了，生活的一切可以重新照自己的幻想去安排，結果他仍舊失敗，「假死」到底算不得「更生」；——這裡頭的「悲觀思想」陰森到跟墳穴裡的屍氣一樣，然而那「形式」不是出奇的「幽默」麼？

　　只有對人生悲觀到恐怖發狂的地步的作家，然後不用「冷冷的微笑」而用「申申的詛咒」了；安特列夫的作品便是一例。

　　不論是契訶夫式，或者比蘭台羅式，或者是另一面的安特列夫式，總之，所謂「悲觀思想」的文藝也者，只能從作者的「人生觀」去判定，而不能從作者所描寫的「人物」去拉扯，那亦似乎不是難懂的事罷？自然，一位作者常常會借他作品中的「人物」來表達他自己的思想，可是一位作者更常常選取社會中某一類的「典型」人物來表達他所要攻擊的思想（人生觀）。高爾基曾經寫了小市民生活，但高爾基自身不因此就成了小市民；倘使我們說高爾基作品中的小市民人物的思想就是高爾基自己表白，那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這樣的道理，本來淺顯得很，誰也能夠瞭解，不過在事實上，把那扮曹操的戲子當作真曹操而跳上舞臺去一斧劈死他，——這樣「義憤」的樵夫，在批評界中也屢屢遇到。例如最近因為「從比蘭台羅說到文藝上的悲觀主義」了，就有人指出中國文壇上是充滿了悲觀——沉悶和感傷。「因為所描寫的都是社會中沒落分子底事蹟，因此，從內容到形式上都呈現著頹喪和悲哀」。當然啦，我們並不否認我們的文壇上有些「沉悶和感傷」的作品。我們也覺得「要把悲觀主義的錆（？）黴從文學中徹底掃清，只有在真正健全的社會才可能」，（去年十一月十九日《自由談》企君的《從比蘭台羅說到文學上的悲觀主義》，）這一說，也是部分的不錯。然而我們對於那位大喊著「作者們，離開感傷的時代！」的批評家所舉的例——「從內容到形式上都呈現著頹喪和悲哀」的作品的例，卻覺得不能贊同了。

　　我們也指出過我們文壇上有「頹喪和感傷」的作品，我們也舉過例（參看本刊第三卷第四號「書報述評」欄《東流及其他》），但我們並沒亂用那位「義憤的樵夫」的斧頭；這是我們跟喊著「離開感傷時代」的那位批評家不能一致，而且應當被他笑為「不勇敢」的地方。然而也因為我們總覺得把「扮曹操的戲子當作真曹操辦」不是個正辦法，所以我們不能不跟那位叫作家們離開感傷時代的批評家小小討論一下。自然囉，我們絕不是說不應該叫作家們離開感傷的時代；我們只跟那位批評家討論到底他所指出來為例的那幾篇作品是否真正「從內容到形式上都呈現著頹喪和悲哀」罷了。

　　這位批評家所舉的例就是本刊三卷五號上的五篇創作（所以我們在這裡討論時，可以毋須再撮述那幾篇小說的內容了），他寫了一篇較長的論文，證明了他「所觸見的，大都是頹喪和悲哀的情調。」（《大晚報》附刊《文學評論》楊觀瀾君的《讀三卷五號文學底創作》，去年十二月四日。）

　　照楊君的意見，本刊三卷五號的五篇創作「所描寫的都是社會中沒落分子底事蹟，因此，從內容到形式上都呈現著頹喪和悲哀。」但是，為什麼寫了沒落分子底事蹟，就會從內容到形式上都呈現著頹喪和悲哀呢？這只有一個條件，就是作者倘若同情于他作品中的沒落分子時，這才那作品會呈現著「頹喪和悲哀的情調」。不然的話，儘管寫的是沒落分子的事蹟，不會「因此」就呈現了頹喪和悲哀的情調。並且，倘使用了反諷的筆調（就是不同情）來寫沒落分子的「頹喪和悲哀」，除非是低能的人這才以為作者也在「感傷的時代」罷！所以問題不在描寫的是不是沒落分子的事蹟，而在作者對這些沒落分子抱什麼態度。

　　難道《沉落》的作者對於他所寫的教授滿抱著同情麼？難道批評家的楊君連那中間很明顯的嘲諷的筆調都看不出來麼？難道《七年忌》就只有表面的孤僻麼？難道《爬梯》是在說「爬梯」那樣的觀念不錯麼？難道不是指明老三那樣的「爬梯」一輩子也沒有出頭日子麼？難道《毀滅》寫了「明末奸佞底末路」是在同情那班奸佞麼？讀過這五篇小說的人，不止楊君一個，他們自然會給一個公正的答覆，然而只看了楊君的論文的人卻不免上了一個小當罷？我們真有點疑惑楊君的「法眼」了。難道楊君的「批評方法」竟是把「扮戲子的曹操當作真曹操」，以為作家若描寫了強盜則作家自己就是強盜，描寫了妓女則作家自己就一變而為女身麼？這樣的「方法」或許是最簡單不過的，然而豈不冤枉了作家並且把讀者指導到低能兒的隊伍裡去麼？

　　我們知道楊君的意思是這樣的：要寫「英雄」，不要寫「多餘的人」。他又說「這雖由於種種客觀的原因使作者大都不敢或不能認識與反映積極的現實，而作者們主觀的動搖與退縮也是不能諱言的。」在這裡，我們真要以為楊君也許是一個初來中國的外國人，完全不知道這裡的「種種客觀的原因」；要是如此，我們倒很能對他諒解了。晉惠帝不是說過「何不食肉糜」麼？

　　不過「要寫英雄，不要寫多餘的人」那樣的批評論，在中國並不是新的。「你寫了多餘的人，你自己也就是多餘的人，因此，你的作品也就是頹喪沒落，」這樣的「辯證法」，也不是新的。現在不過是「歷史的重複」罷了。應該是不相信「歷史會重複」的人（楊君應得知道「歷史」決沒有完全「重複」的，但也許他不知道），卻來自身演著「歷史的重複」，這真是在下大惑不解的怪事一樁！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