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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婆」與「處女」


  從前有人說「創作」是「處女」,翻譯不過是「媒婆」,意謂翻譯何足道,創作乃可貴耳!

  這種比喻是否確當,姑置不論。然而翻譯的困難,實在不下於創作,或且難過創作。第一:要翻譯一部作品,先須明瞭作者的思想;還不夠,更須真能領會到原作藝術上的美妙;還不夠,更須自己走入原作中,和書中人物一同哭,一同笑。已經這樣徹底咀嚼了原作了,於是第二,尚須譯者自己具有表達原作風格的一副筆墨。

  這第二點,就是翻譯之所以真正不易為。例如荷馬的史詩《伊利亞特》和《奧特賽》,現有蒲伯的譯本算是頂括括了;然而評者尚謂蒲伯的譯文雖有原作的瑰奇絢爛,而沒有原作的遒勁質樸;蒲伯的譯文失之於柔弱。譬之一女子,婀娜剛健,兼而有之:——這是荷馬的原作。可是蒲伯翻了過來,只剩下「婀娜」了!

  又如巴爾紮克的「Contes Drolatiques」是十六世紀法國生活的一幅神奇的圖畫。巴爾紮克用了驚人的藝術手腕,——驚人的寫實主義的手段,把十六世紀法國的「快樂」的土倫(Touraine)連鎮帶人發掘了出來,再現於十九世紀歐洲人的眼前。所以要翻譯這本書,必須兼懂歷史,古代法國方言,乃至考古學等等,而且要懂得的程度高。前世紀七十四年,離巴爾紮克著作那書的時代已有五十年光景了,始有第一個英文譯本;這不是潦草的翻譯,可是風味夠不上,我們讀這英譯本,並不能「忘記肚裡餓」。原因在哪裡呢?原因在譯者沒有巴爾紮克那一副既詼諧而又熱蓬蓬而又粗獷的筆墨。

  所以真正精妙的翻譯,其可寶貴,實不在創作之下;而真正精妙的翻譯,其艱難實倍於創作。「處女」固不易得,「媒婆」亦何嘗容易做呀!

  大凡從事翻譯的人,或許和創作家一樣,要經過兩個階段。最初是覺得譯事易為,譯過了幾本書,這才辨出滋味來,譯事實不易為了。還有,假如原作是一本名著,那麼,讀第一遍時,每每覺得譯起來不難,可是再讀一遍,就覺得難了,讀過三遍四遍,就不敢下筆翻譯。為的是愈精讀,愈多領會到原作的好處,自然愈感到譯起來不容易。

  從前率先鄙薄翻譯是「媒婆」而尊創作為「處女」的是郭沫若先生。現在郭先生既已譯過許多,並且譯過辛克萊的《煤油》、《石炭王》、《屠場》,以及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的一部分,不知郭先生對於做「媒婆」的滋味,實感如何?我們相信郭先生是忠實的學者,此時他當亦自悔前言孟浪了罷?

  不過這些是題外閑文了,我們現在要指出來的,就是近兩年來,不喜歡翻譯好象已經成為一種青年心理。由不喜歡翻譯,從而鄙薄從事翻譯的人,也成為一種心理。這原因是有兩方面的:一方面因為社會混亂,青年煩悶,渴求看看講到自己切身的事;另一方面因為有些譯本不免是「說謊的媒婆」,青年們上過一次當,遂爾神經過敏起來,合著一句俗話:「三年前被蛇咬了一口,於今看見草繩還心驚。」

  這種神經過敏的狀態,應該加以糾正。而糾正之道,還在從事翻譯的人時時刻刻警惕著:莫做說謊的媒婆。

  同時,我們以為翻譯界方面最好來一個「清理運動」。推薦好的「媒婆」,批評「說謊的媒婆」。因為我們這裡固然有些潦草的譯本,卻也有很多不但不潦草並且好的譯本,——這應當給青年們認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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