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預科第一類的三年_茅盾

北京大學預科第一類的三年(1)

　　中學畢業後，擺在我面前的就是以後的求學問題。母親早有個計劃。外祖母給她的一千兩（大約等於當時的銀幣一千五百元），自父親逝世後存在本鎮的錢莊上，至此時連本帶息共約七千元之數。母親把七千元分作兩股，我和弟弟澤民各得其半，即三千五百元。因此，她認為我還可以再讀書三年。中學畢業，當然要考大學。母親本訂閱上海《申報》，《申報》廣告欄上登有上海及南京的大學或高等學校招生的廣告，也登著北京大學在上海招考預科一年級新生的廣告。

　　母親因為盧表叔此時在北京財政部工作，我若到北京，盧表叔會照顧我，因此，她就決定我去北京大學求學。七月下旬我到上海，住在堂房祖父開的山貨行中（他是曾祖父八個兄弟中最小一個兄弟的兒子）。這時我才知道北京大學預科分第一類和第二類。第一類將來進本科的文、法、商三科，第二類將來進本科的理工科。報第一類的，只考國文與英文。我自知數學不行，就選擇了第一類。

　　考試分兩天，都在上午。第一個上午考國文，不是作一篇論文而是回答幾個問題。這些問題是中國的文學、學術的源流和發展。第二個上半天考英文，考題是造句、填空（即一句英語，中空數字，看你填的字是否合格，合格了也還有用字更恰當與更優美之別）、改錯（即一句中故意有錯字，看你是否能改正，或改得更好），中譯英，英譯中。最後還有簡單的口試。

　　考試完畢，堂房叔祖（可惜我記不其他的名字，只記得是個跛腳）留我多住一、二天，派山貨行的學徒陪我游了上海邑廟等。此時上海電力公司供電不足，電燈用戶極少，堂叔祖的山貨行用的是煤氣燈。

　　我回家後，天天留心看《申報》。因為被錄取者將在《申報》廣告欄刊登姓名。等了約一個月，果然刊登出來了，卻是沈德鳴，家裡猜想鴻鳴字形相近，故而錯了。幸而不久，學校來了通知，這才知道我考上了北京大學預科第一類。

　　這是一九一三年夏。北京大學由京師大學改名為北京大學後第一次招收預科生，而且第一次到上海來招生，這對於長江以南各省中學畢業生想考北京大學者，是一大方便。

　　這年我虛歲十八，實歲十七。

　　四叔祖吉甫（即凱叔之父）在上海一大商人那裡做家庭教師，實際上卻代這大商人寫同行中來往的信件，尤其是這個大商人巴結官府的稟帖。

　　四叔祖在上海遇到一家姓謝的，敘述家世，原來這姓謝的父親也和曾祖父同在梧州做官，因而彼此間憑此世誼，往來親密。四叔祖知道謝家一個兒子名喚硯穀的，也考取了北京大學預科，就約他和我同乘輪船到天津再轉乘火車到北京。謝家十分願意。四叔祖就寫信通知母親。母親正愁我路上少伴，得信後十分高興，並函四叔祖約定于七月中旬動身。

　　我屆時到了上海，也住在四叔祖那裡，等待謝硯穀。那個大商人知道我是去北京求學的，對我很客氣，派人陪我到處玩玩。上次來考預科時，我曾住在堂房叔祖的山貨行裡，這次我又來了，理應拜見他老人家。

　　這樣，熱鬧地過了二、三天，然後同謝硯穀乘輪北上。在這兩三天內，我跑遍了上海各書坊，無意中買到一部石印的《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在三日三夜的海程中，我與謝硯穀相處極熟。謝比我大二、三歲，人情世故相當熟練。他見我經常翻閱那部百三家集而感到詫異，我也為他朗誦的吳梅村的《圓圓曲》和樊樊山的《前彩雲曲》與《後彩雲曲》而感到同樣的驚異。「書不讀秦漢以下」是我的教條，自然不知明末的吳梅村與晚清的樊樊山。我與謝硯穀恰好走了個反面。他是未嘗讀秦漢以上的書，我是未嘗讀元、明以後的書。這三日三夜的海程，成就了我和謝互相補課的機會，至少在我這方面是這樣的。

　　我知道謝的姐夫在天津做官，謝也知道我有親戚在天津海關工作，屆時雙方都會到碼頭接待我們。

　　船到天津碼頭時已是暮靄迷蒙，果然雙方都來人了。我和那個親戚從沒見過面，是祖父寫信告訴他的。現在卻由謝硯穀把我介紹給我的親戚，彼此不免大笑。謝的姐夫說，開學日期還有四、五天，不如在天津玩一兩天再進京吧。

　　於是我住在親戚家裡，謝住在姐夫家裡。第二天上午，我與親戚到謝的姐夫家裡閒談。謝的姐夫問我：「聽說你有個表叔在財政部，是僉事呢，還是司長？」我答，不大明白。我的親戚說，出去玩玩吧。但天津沒有可供遊玩的公園之類。路過一叢洋樓，謝的姐夫說，這是南開大學。中午到了，我的親戚提議上館子。謝的姐夫說有個館子價廉物美，他常去，招待周到。我是一點酒都不能喝的，他們三人既醉且飽，我的親戚同謝的姐夫爭付酒飯錢，結果，二人品分。

　　此時已近黃昏，我的親戚提議聽戲。我從沒上過戲園，而且奇怪為什麼在夜間演戲。謝的姐夫說，此間有日戲，也有夜戲，名角兒是在黃昏後上臺的。於是進了一個戲園，只見舞臺前擺著二三十條狹而長的木板凳，已有人坐在那裡，卻是斜欠著身子，把耳朵對著舞臺。後來知道南方人叫「看戲」，而北方人叫「聽戲」，所以耳朵對著舞臺。我們一行四人，也揀空位坐定。此時戲園中人聲嘈雜，我的親戚和謝的姐夫也在議論今晚的戲目，臺上正演武打戲，鑼鼓喧天，可是我竟坐在這窄條凳上睡著了。

　　第二天我和謝硯穀進京，火車在崇文門車站停下，盧桂芳（他是盧表叔的兒子，那時在北京讀中學，他比我小幾歲，大名樹森，表字奉璋）帶了兩個男當差正等著呢。

　　盧表叔早知道我和謝硯穀作伴來京，料想行李必多，所以派了兩個男當差。

　　桂芳表弟送我和謝硯穀到譯學館，這是兩層樓的洋房，是預科新生的宿舍。課堂是新建的，大概有五、六座，卻是洋式的平房，離宿舍不遠。我問桂芳表弟，才知盧表叔任公債司司長，極忙。

　　謝硯穀上課二星期，他的姐夫通知他：南開大學也招新生。謝硯穀又去考了南開，也被錄取，從此我和他就分別了。

　　當時北大預科第一類新生約二百多人，分四個課堂上課。每個課堂約有座位四十至五十。至於宿舍（譯學館），樓上樓下各兩大間，每間約有床位十來個。學生都用蚊帳和書架把自己所居圍成一個小房間。樓的四角，是形成小房間的最好地位，我到時已被人搶先占去了。現在記得，一個是毛子水，浙江江山人，另一個是胡哲謀，浙江寧波人，後來上課時才知道他是我的同班生而且同年。胡哲謀有個叔父在大學本科教數學，他希望胡哲謀也像他自己那樣，成為數學家。但胡哲謀喜歡文科，他的叔父為此不悅，有「讓他試一年再說」的話，這是胡哲謀自己告訴我的。

　　在沙灘，另有新造的簡便宿舍，二、三十排平房，紙糊頂篷，兩人一間，甚小，除了兩人相對的床位、書桌、書架之外，中間只容一人可過。取暖是靠煤球小爐，要自己生火；而譯學館宿舍則是裝煙筒的洋式煤爐，有齋夫（校役）生火。

　　當時北京大學的校長是理科院長胡仁源（湖州人，留美）代理，預科主任是沈步洲（武進人，亦是留美的）。教授以洋人為多。中國教授陳漢章教本國歷史，一個揚州人教本國地理，沈尹默教國文，沈堅士（尹默之弟）教文字學，課本是許慎《說文》。陳漢章是晚清經學大師俞曲園的弟子，是章太炎的同學。陳漢章早就有名，京師大學（北大前身）時代聘請他為教授，但他因為當時京師大學的章程有畢業後欽賜翰林一條，他寧願做學生，頗望得個翰林。但他這願望被辛亥革命打破了，改為北大以後仍請他當教授。他教本國歷史，自編講義，從先秦諸子講起，把外國的聲、光、化、電之學，考證為我先秦諸子書中早已有之，而先秦諸子中引用「墨子」較多。

　　我覺得這是牽強附會，曾於某次下課時說了「發思古之幽情，揚大漢之天聲。」陳漢章聽到了，晚間他派人到譯學館宿舍找我到他家中談話。他當時的一席話大意如下：他這樣做，意在打破現今普遍全國的崇拜西洋妄自菲薄的頹風。他說代理校長胡仁源即是這樣的人物。記得有一次，本科有個學生問及「經今古文」之爭該如何看待，他作了回答，並發給我們參考。這是一篇駢文，每句都有他自己作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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