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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國人之德性 四、老滑頭(1)


  不妨隨便談談,中國人最驚人的品性是什麼?一時找不出適當的名詞,不如稱之為「老滑頭」。這是向西方人難以傳達而最奧妙無窮的一種特性,因為它直接導源于根本不同于西方的人生哲學。倘拿老滑頭的人生觀與西方文明結構做一比較,則後者似乎就顯得太稚嫩而未臻成熟。假設九月的清晨,有一位年輕小夥子,想把正在烤火爐的老祖父拖出去一同洗海水浴,而老人家卻不願意,那時少年可能會顯得怒氣衝天,而那老年人則僅僅好玩地笑一笑。這一笑便是老滑頭的笑,不過很難說那一個才對。這一切少年性情的匆促與不安定,將招致怎樣的結果呢?而一切興奮、自信、掠奪、戰爭、激烈的國家主義,又將招致怎樣的結果呢?一切又都是為了什麼呢?對這些問題一一加以解答,也是枉費心機,強制一方面接受另一方面的意見,也是同樣徒然,因為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年齡的問題。

  老滑頭是一個閱歷豐富的人,他既現實,又漠不關心、不求上進。就其長處而言,老滑頭給你圓融而和悅的脾氣,這就是許多小姑娘樂於下嫁老頭兒的原因。假使人生值得什麼,那就是它教了我們和氣慈祥這一課。中國人早已體會出此中三昧,不過並非因為發覺它有什麼宗教上的報償,而是得自深奧廣博的觀察與對人生無常的理解。這個極為狡黠的哲學觀念可以下面兩位唐代詩僧的對話作為代表:

  一日,寒山謂拾得:「今有人侮我,辱我,慢我,冷笑笑我,藐視目我,毀我傷我,嫌惡恨我,詐譎欺我,則奈何?」拾得曰:「子但忍受之,依他,讓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裝聾作啞,漠然置他。冷眼觀之,看他如何結局。」

  ◇

  此種老子的精神,以種種形式,時時流露于吾國的文詞、詩、俗語中;欲舉例子,俯拾即是;如「負一子而勝全域」,「三十六著,走為上著」,「好漢不吃眼前虧」,「退一步著想」,都是出於同一根源的態度。此等應付人生之態度,滲透了中國思想的整個結構。人生於是充滿了「三思」,充滿了「三十六著」;人的棱角磨平了之後,就能達到中國文化特徵的真正圓熟的境地。

  就其弊病而言,老滑頭——中國智慧的終極產物——妨礙了理想和行動。它粉碎了一切革新的願望,它譏誚人類底一切努力,認為是枉費心機,它使中國人失卻思維與行動之能力。它用一種神妙的方法,減弱一切人類的活動至僅敷充饑及單純維生所需之程度。孟子是一個大滑頭,因為他宣稱人類的主要願望為飲食和女人——或養與生,所謂食色性也。已故大總統黎元洪也是一個大滑頭,因為他宣佈將以一己服膺的中國政治格言「有飯大家吃」來解決中國的黨爭。黎總統不知道自己是一位冷酷的現實主義者,他說的話比他所知道的高明,因為他從經濟的觀點解釋了中國的現代史。拿經濟的眼光來解釋歷史,對中國人而言並不新奇,亦猶如佐拉(Emile Zola)學派之拿生物學來解釋人生。在佐拉,這是智識的嗜好,而在中國,則是民族的自覺。現實主義者之在中國,非學而能,乃生而能者。黎元洪從未以深思熟慮著稱,但是因為他是中國人,就本能地覺得一切政治問題無非是飯碗問題;做為一個中國人,他給中國政治下了一則我所知最精深的解釋。

  此冷淡而又實利的態度,基於極為巧妙的人生觀,這種人生觀只有耆艾的老人和耆艾的民族始能體會其中三昧,不滿三十歲的年輕人還不夠瞭解它,所以歐美的年輕民族也還不夠瞭解它。故《道德經》著者老子之所以名為「老子」,似非偶然。有些人說,任何人一過了四十歲,便成壞騙子,無論怎樣,吾們年紀愈大,愈不要臉,那是無可否認的。二十左右的小姑娘,不大會為了金錢目的而嫁人,四十歲的女人,不大會不為金錢目的而嫁人——她們或許稱之為穩當。希臘神話中講過這麼一件故事,不能謂為想入非非;故事講年輕的伊加拉斯因為飛得太高,直讓蠟質的翅翼都融化了,致撲落跌入海洋了。至於那老頭兒譚達拉斯則低低的飛著,安安穩穩地飛到了家中。當一個人年紀長大了,他發展了低飛的天才,而他的理想又揉和之以冷靜慎重的常識,加之以大洋鈿之渴念。實利主義因是為老頭兒之特性,而理想主義則為青年人之特性。過了四十歲,他還不能成為壞坯子,那倘不是心臟萎弱者,便該是天生才子。才子階級中便多有「大孩子」,像托爾斯泰(C.L.N.Tolstoy)、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巴萊(Sir James Barrie)。這些人具有天性的孩子脾氣,孩子脾氣和合以人生經驗,使他們維持永久的年輕,我們稱之為「不朽」。

  這一切的一切,徹底說一說,還是純粹的道家哲學,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上;因為世界上收集一切人生的滑頭哲學者,沒有第二部像老子《道德經》那樣短小——僅五千言——精深的著作。道家哲學在理論上和實際上皆有一些圓滑冷漠,和是非不分、不求上進的懷疑主義的意味,它訕笑所有人為干預的徒勞,也嘲笑一切制度、法律、政府、婚姻之失敗;它也有一些不相信理想主義的意味,其原因,出於缺乏毅力者少,出於缺乏信心者多。它是一種與孔子實驗主義相對立的哲學,同時亦為補救孔教社會之缺點的工具。因為孔子之對待人生的眼光是積極的,而道學家的眼光則是消極的,由於這兩種根本不同的元素的鍛冶,產生一種永生不滅的所謂中華民族德性。

  因是當順利發皇的時候,中國人人都是孔子主義者,失敗的時候,人人都是道教主義者。孔子主義者在吾們之間努力建設而勤勞,道教主義者則袖手旁觀而微笑。職是之故,當中國文人在位則講究德性,閒居則怡情吟詠,所作固多為道家思想之詩賦。這告訴你為什麼許多中國文人多寫詩,又為什麼大半文人專集所收材料最多的是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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