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國吾民第十章中日戰爭之我見壓力、反壓力、爆發(2)

第十章中日戰爭之我見壓力、反壓力、爆發(2)

　　通過這個事件，讀者似可明白，謀殺，包括謀殺唐有王，是民眾對政府中親日派憤感情緒的爆發。1935年國民黨召開大會，汪精衛站在照像機前在拍開幕式的照片，一個假扮攝影師的人在照相機黑色遮布後面，用左輪手槍對準他，然而槍打偏了。一個月後，那個唐副部長在回自己在上海法租界的家裡時，在家門口的石階上被開槍打死。後來，又發生了楊永泰被謀殺的事件。這是北京當局一個精明能幹的政客，好不容易才爬進國民黨政府裡的。

　　1936年發生了一系列暴亂事件，不斷促使政府考慮與日立即開戰，停止蔣決心進行到底的剿共戰爭。這些暴亂主要是8月份廣西的叛亂和12月份西安事變，然而，這些反叛的動機無論多麼複雜，卻都表達了人民的意願。只有長期生活在中國的人們才能感受到這些事件的全部含義。共產黨，還有張學良將軍，他們做事不計個人恩怨，而是從愛國主義出發，他們的誠意，早已得到證實，共產黨救了蔣的性命並力主將他釋放，這一點，使蔣本人也對共產黨的誠意確信無疑。那些在廣西反叛時懷疑李宗仁與白崇禧將軍要求與日開戰的誠意的人，也在戰爭爆發後被迫改變了看法。李、白兩人發誓要與蔣團結一致，全力支持蔣抵抗侵略者，他們實際也是這麼做的。不管那些反叛將軍的行為動機是出於個人的還是國家的利益，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也不管與日本立即交戰是否可行，這些都無關緊要。事實仍然是，全民族已經開始認識到進一步妥協退讓的危險性。他們看到日本的野心永無滿足之日，他們要征服中國的念頭，也永無刹車之時，而再出讓中國人的一寸土地也實在不能為一個自尊的民族所容忍。整個民族已經到了決心不惜打一場大仗以抗擊日寇的緊要關頭。空氣中彌漫著戰爭的氣息，蔣介石聞到了，他知道了。

　　因而，這些反叛是不可避免的，更重要的是它們有助於澄清當前的形勢。這個問題原本是由遍及全國的學生遊行提出來卻又未能解決的，但是現在又由這些軍事家有力地擺在了政府面前。儘管國民黨政府仍在採取著一個比較溫和的對日政策，但它的實際力量在每次反叛之後都有所增加，這也是它受到人民擁護的明證。蔣介石以其堅定和異常精明的手腕處理了這些反叛。他變得漸漸成熟起來，較能克制自己。在處理廣西反叛時、他儼然變成一個政治家了。面對自己的反對者，他勝利了，然而這種勝利卻遠遠超越了黨派或個人的範圍，因為在勝利的同時，他接受了對手的觀點：完全有必要制止進一步的入侵，要和日軍面對面作戰，儘管作為一個軍事家，他在心靈深處並不希望迫使自己占劣勢的軍隊去同佔優勢的臼軍相撞，現在仍然能夠避免一場大戰。這一點，從蔣介石在1937年7月蘆溝橋事變之後的整整一個月期間的猶豫和彷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再者，他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他預言日本的下一步入侵一定是在綏遠，當衝突真的到來時，南京在歷史上第一次動員它的軍事武裝力量去對抗日本的侵略。日本軍隊被趕出綏遠，中國人民振奮起來了。我仍然相信他這樣做僅僅是為了安撫中國人民，他相信綏遠之爭不會引發一場大戰。但至少在表面上，他這樣做是完全順從了人民的意願。而只有服從人民的願望，他才能當統帥。他是一個偉人，天堂裡沒有抽象的原則要他去機械地遵守，他也不能被說成是看錯了時機。他新近採取的抵抗政策在西安事變中得到了回報；國民仍然向他表示敬仰。

　　如果正如我說的那樣，這些反叛澄清並加強了國民的對日態度，使他們團結起來一致抗日，如果反叛起到了這些應該起到的作用，那麼西安的反叛就可以說成是真正為一個統一的立場和統一的戰線鋪平了道路。這在這場戰爭的歷史上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也是情節起伏跌宕、頗富戲劇性的事件。承認上述各點之後，我們就必須給予那位湮沒無聞的張學良將軍以充分的讚揚，因為他導致了這次事件的發生，在整個處理過程中，都完全出於愛國的而非個人的動機。在強迫蔣介石簽署統一戰線的協定，停止圍剿多少年來一直渴求建立統一戰線、渴求獲得與日本文戰的機會的共產黨（這些無效的圍剿於國家無補）這個問題上，張學良是正確還是不正確的呢？答案很清楚。統一戰線是中國形勢的邏輯發展，然而，沒有西安事變，它就不可能產生，中國也就不會作好抗戰的準備。蔣介石在西安被釋放標誌著國共兩黨重建友誼關係，共產黨許諾停止執行它的其他主張，條件只有一個，即南京答應抵抗日本，並且永遠不再將中國的一寸土地讓給日本。

　　西安事變被證明是中國所有黨派和團體團結起來，跟在蔣介石後面，一致抗日的信號。於是，這樣一個循環完成了：它起始於1935年夏天日本譴責蔣介石，以1936年12月中國各黨派團體聯合起來，以他為民族領袖而告終。

　　我在1937年春天的文章（《中國準備抵抗》，載《外交事務》1937年4月，紐約）末尾警告說會有一個最後的爆發，人們會訴諸理智：「……最後，這就是中國，被一個她內心根本看不起的民族欺負了許多年，被弄得痛苦不堪，在對國際外交的幻想破滅之後變得冷酷起來，最後，終於獲得歸根結蒂要靠自己的教訓。站在民族的前列，終於調節到現代民族主義的調子之下，被侵略者的仇恨糾纏不休，然而最終被一種強烈的感情統一起來的，是一位意志堅走、詭計多端的現代政治家兼軍人。中國人的民族意識以往長期受中國政府的壓制，當它最終爆發時——如果日本人繼續施加壓力，它是會爆發的——那時全世界都將為之一震。這種爆發會產生比上海戰爭更為壯觀的結果。唯一的選擇是立即實行一條古老的哲學原理：『自己活，也讓別人活。』」

　　筆者以較大的篇幅，努力勾勒出了中國抗戰的基礎，以及戰前那些年代各種力量是如何聚集到一起的圖畫，目的是要表明，並使西方讀者能夠懂得震驚世界的中國抗戰之堅實的結構與內部的組織。我想要說明的是：首先，中國的抵抗力量是建立在1932～1937年之間而不是之後，中國在這麼多年期間，從日本人對我們人民所作的「精神大動員」中獲益非淺。如果日本沒有利用偽滿洲國表演了它的一貫伎倆，展示了它的真正企圖，如果中國決定在1931年就與日交戰，中國抗臼的基礎就不會那麼普遍和深入人心；其次，我想說明，戰爭是由於各種巨大歷史力量發生了衝突而引起的，戰前的年代也正好是中華民族的內部建設搞得最好、國家最有希望的時期。這種建設成了與日本向這個剛剛開始發育成長的現代統一國家發起進攻的計劃爭時間搶速度的競賽。第三，我希望說明抵抗的願望來自人民，這種志願迫使政府提前表態，提前行動，使它的拖延政策遭到失敗；第四，我想說明現代中國沒有民族敗落的必要條件，與宋明兩朝的末期不同。我指的是中國領導人之間微妙的傾軋與私下爭吵的情緒。這首先得歸諸蔣介石的領導，以及他那使其他黨派能夠對他誠實的、儘管是現實的、冷酷的愛國主義確信無疑的能力；其次，這一切還必須歸功於具有真誠的愛國主義和寬宏大量態度的廣西將軍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共產黨的領袖朱德、毛澤東等人。難道我還需要強調以下這個事實嗎：朱和毛在西安掌握了一個與之打了8年仗並懸巨賞捉拿他們的人的性命，而他們還是寬宏大量，不記前嫌地將他釋放，因為他們相信，中國需要這個人來參加全民抗戰。領導人之間為了一個共同的民族解放戰爭而攜手合作這一點，我認為是中國人精神復興的一個最好的標誌。相比于歷史上宋明兩朝未年中國君臣之間的微妙敵對而言，是最為引人注目的。當我看到中國因此團結起來的時候，我認為我的祖國已經度過了她在現代歷史上最為艱難困苦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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