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國吾民第四章人生的理想宗教

第四章人生的理想宗教(1)

　　再明顯不過的事實是，中國的人文主義者獻身於自己所確認的人生真諦，對與此無關的神學、玄學的奇幻異想則漠然置之。我們偉大的人文主義者孔子在被問及有關死亡這個重要問題時，有一個著名的答覆：「未知生，焉知死？」一位美國基督教長老會的牧師，曾經試圖讓我意識到靈魂不滅的重要性。他說天文學指出，太陽在逐漸喪失掉自己的能量，或許在幾百萬年之後，我們這個星球上的生命就不復存在了。「那麼，」他問道，「你不認為永生這個問題很重要嗎？」我坦誠地告訴他說，我絲毫不為之困擾。如果人類能生存50萬年，就足以使他們做完自己想做的一切事情。考慮另外50萬年如何則有點庸人自擾了。試圖使自己的靈魂存在50萬年以上且不甚滿足，這實在是一種乖戾，是東方人所不能理解的。那位長老會牧師的憂心忡忡是典型的日耳曼人心靈，正如我的漠不關心是典型的中國人心靈一樣。於是，中國人不易變成真正的基督徒。即使他們皈依基督教，也應該變成教友派教徒，因為教友會是中國人所能理解的唯一基督教派。基督教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會給中國人留下一些印象，但是它的教義卻會被摧毀，當然不是被儒家的邏輯而是被儒家的庸見所摧毀。佛教在被中國的知識階層吸收時，即變為一套僅僅是用來保持精神健康的理論系統，而這正是宋代哲學的精髓。

　　這是因為在中國人生活的理想中，有一種固執的東西存在。中國人的繪畫和詩歌，可能富有想像力，但是道德倫理學卻正好缺乏這種想像力。即使在詩歌和繪畫中，所表現的也不過是一種地地道道、全心全意地對庸常生活本能的喜歡。想像力不過是被用來給世俗的生活罩上一層誘人的漂亮面紗而已，而不是用來擺脫它。毫無疑問，中國人熱愛生活，熱愛這個塵世，不情願為一個渺茫的天堂而拋棄它。他們熱愛生活，熱愛這個痛苦然而卻美麗的生活。這裡，幸福的時刻總是那麼珍貴，因為他們稍縱即逝。他們熱愛生活，這個由國王和乞丐，強盜和僧侶，葬禮與婚禮與分娩與病患與夕陽與雨夜與節日飲宴與酒館喧鬧所組成的生活。

　　中國的小說家們所樂而不疲的正是這些生活細節。它們是真實的，人所共有的，並且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我們人類直接受到這些細節的影響，那不是一個悶熱的下午嗎，全家從夫人到丫環都已午休，黛玉一個人端坐在珠簾之後，聽到鸚鵡在叫主人的名字。那不是一個中秋天，或者是某一年那個令人難忘的中秋節的晚上嗎？寶玉和他的姐妹們聚在一起，作詩填詞，在螃蟹宴上逗笑取樂，沉浸在完美的幸福之中。如此完美以至不能長久的幸福，正如中國人所講的十五的月亮那樣，總有陰晴圓缺。或許那是一對天真無邪的新婚夫婦，月夜重逢，雙雙坐在池邊，祈禱上帝保佑他們白頭偕老。然而此時，烏雲正要遮往月亮，遠處傳來一種神秘的聲音，仿佛是一隻在外閒遊的鴨子，遭到覓食的狐狸的追捕時，突然跌進水中的聲音。年輕的妻子不覺打了一個寒顫，第二天便發起了高燒。是的，如此楚楚動人的美妙生活確實值得詳詳細細地記錄下來。這個世俗的生活中，沒有什麼東西是太物欲，太粗鄙，以至不能寫入文學作品的，所有的中國小說都有一個特點，就是不厭其煩地詳述一次家宴各道菜肴的名稱，或是客店裡一位旅客的晚餐。接下來是胃痛，然後到一塊空地——亦即自然人的盥洗室——去了。中國的小說家們這樣寫了，中國的男人女人們也是這樣生活著。這種生活已經夠豐富的了，容不了什麼靈魂不滅的思想摻和進來。

　　中國人生理想的這種現實主義，這種對世俗生活戀戀不捨的感情，來源於儒家學說。儒家不同於基督教，它是腳踏實地的學說，是有關塵世生活的學說。那穌是浪漫主義者，孔子是現實主義者；耶穌是神秘主義者，孔子是實證主義者；耶穌是博愛主義者，孔子是人本主義者。從這兩位著名人物身上我們看到了希伯萊宗教和詩歌與中國現實主義和庸見之間的典型對比。嚴格講來，儒家學說並非宗教：它闡發了某種對生活對宇宙的感情，很接近一種宗教的感情，但並不是宗教的感情。世上有一些偉大的人物，他們對來世的生活，對靈魂不滅的問題，對整個的神靈世界都不感興趣。他們的哲學永遠也不能使日耳曼民族滿意，至少肯定不會使希伯萊人滿意，但卻使中華民族滿意了——大體上滿意，下面我們將看到這種哲學為什麼事實上連中國人也從來未能感到完全滿意過，而這種不滿意又是怎樣由道佛兩家的超自然主義予以彌補的。然而在中國，這種超自然主義似乎在總體上與人生理想這個問題相脫節：更確切他說，它代表的是一種精神的副產品，或者情感的宣洩途徑，使生活更能使人忍受。

　　儒家學說如此忠實於人本主義的天性，以至孔子及其弟子都從未被尊崇為上帝，儘管中國歷史上不少比他們遜色的文學家、軍事家都被適當地列入了聖徒名單，甚至被奉若神明。一個普通的民家婦女，如果受辱蒙冤，不得不以死表明自己的清白，那麼她會迅速變成一位受人尊敬的地方女神，受到所有村民的奉祀。以下事實也頗能代表人本主義的實質：三國時勇敢忠誠的將軍關羽被製成偶像受人敬仰，然而孔子以及平常人祖先祠堂裡的列祖列宗都未被製成偶像。反對崇拜聖像的人到孔廟後便無所作為。在孔廟及宗祠中僅有一些長方形的木牌，上寫明牌位所代表的祖先姓名，這些與偶像毫無關係。進而言之，這些祖宗英靈並非神抵，不過是一些去世的人物，他們想繼續像生者那樣對自己的子孫表示關心。如果他們真是了不起的靈魂，他們也許可以保護他們自己的後裔，但他們自己卻需要子孫們的保護，並靠這些孩子援助他們一些食物賴以充饑，一些化為灰燼的紙錢以供地獄中的各類消費之用。他們的子孫也有責任靠佛教的彌撒將他們的靈魂拯救出地獄。總之，他們需要別人關心照顧，正如他們在老年時要孩子們關心照顧一樣。這也就是幾乎等於儒家學說作為宗教而被崇拜的程度。

　　筆者經常饒有興致地觀察基督教世界這種宗教文化與中國人坦率承認世界不可知的文化之間的不同，同時也觀察這些區別又如何適應了人們的需要，這種需求在我看來基本上是共有的。這種差異與人們通常認為宗教的三個作用是一致的。首先，宗教是教士或僧侶權謀的外化形式，包括其教義、使徒傳統、對奇跡的出現所寄託的希望和拯救人類於水火並加以赦兔的獨家經營權，這些簡單而方便的工作，及其實實在在的天堂與地獄等，如此暢銷的宗教是對所有民族都適合的，中國人也不例外。可以說它能滿足人類文化不同時期人們的不同需要。人們有這種需要，而儒家則不能力他們提供這種需要，於是道教和佛教就來彌補缺陷了。

　　第二，宗教是對人們道德和行為的一種約束。這裡，中國人與基督教徒的觀點大相徑庭。人文主義的倫理觀是以人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為中心的。在西方人看來，不借助上帝的力量而又能維繫人與人之間的道德關係，幾乎是不可思議的。而在中國人看來，不借助第三者的力量人們就不能相互以禮相待，這同樣是令人詫異的。人們應該做好事，因為好事合乎人情，行善是體面的事情，這是應該能夠理解的。筆者常感詫異，不知如果沒有保羅神學，歐洲倫理學又將如何發展。或許歐洲的倫理學會沿著馬庫斯·奧裡利厄斯^①的沉思所指引的方向純粹由需要來決定發展了。保羅神學發展了希伯菜人關於罪孽的觀念，這種觀念又給整個基督教倫理學罩上了陰影。於是非宗教不能拯救人類出罪惡之深淵，這就是所謂贖罪論。因為一旦歐洲倫理學與宗教無關就會被視為十分怪誕，所以人們很少想到這種可能性。

　　①馬庫斯·奧裡利厄斯（Marcus Auielius，121～180），羅馬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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