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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國人的心靈 邏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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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們想到了中國人的邏輯。它建立在中國人對真理的觀念之上。根據中國人的觀點,真理永遠不能被證實,只能被感知。莊子很早以前就在《齊物論》中指出了知識的主觀性: 既使吾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爾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若與人,俱不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根據這種理論,真理是無法證明的,儘管它能被「會心於忘言之境」(莊子語)。人們常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道即真理,不知其然謂之道」。所以,真理只能被一種直覺所感知。中國人並非都在有意識地接受莊子的認識論,但是他們本質上是贊同這個觀點的。邏輯從來也沒有被發展成為一種科學,所以他們也不仰仗邏輯,而是靠自己或許是更健全的庸見。在中國文學中,也從來沒見過有雄辯的論證,因為中國人壓根兒不相信這類事情。於是,辯證法並未得到發展,也沒有科學論文這樣的事,高本漢①最近撰文批評中國「高級評論家」在論證古典作品的真偽時所犯的邏輯錯誤。某些錯誤確實是幼稚可笑的;但這是站在西方方法論的觀點上看才知此。中國人從來不會寫一篇萬言或者五千言的論文去證明某一個論點,他僅僅是做筆記。至於論點本身的是非,則留待後人評說。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學者總是留給我們這麼多筆記集,稱作「隨筆」或「筆記」。不劃分段落,內容包括文學作品的作者探源、典籍、校勘、連體雙胞胎、狐狸精、紅鬍子英雄,以及吃蜈蚣的隱者等等,雜遝紛壇,應有盡有。 ①高本漢(Bernhand Karlgren,1889~1978),瑞典漢學家。 中國作家先提出一兩個論點,然後即刻提出結論。在讀他的文章時,你很少看到他是怎樣得出這個結論的。他的論點與論據從來都不很長,你突然看到他已經領悟到了什麼在作結論了。優秀的筆記、隨感錄,比如顧炎武(1613~1682)的《日知錄》,給這類文章贏得了很高的聲譽,當然不是由於其中的邏輯論證,而是由於他的觀點的正確性。而這種正確性只能由後世來表示贊同或反對。顧炎武筆記中即使是兩三行的觀點,也往往是幾年潛心研究之所得,是再科學不過的東西。確定歷史事實中的某一點,作者很可能要作多次的旅行。需要百科全書般的學問。但是他的錯誤很難查證,他的正確又不能一下子確定。人們只能對他表示欽佩,因為3個世紀以來,還沒有任何作者能對他的論點提出疑義。 這裡,我們看到了「邏輯」與庸見的對抗。庸見在中國代替了推理與演繹。庸見通常更合乎情理,因為分析性的論證是通過把真理分成若干部分去探索真理,結果使真理失去其自然的聯繫與含義。而庸見則把事物看作一個活的整體。婦女的庸見往往強于男人的庸見。在危急時刻,我總是仰仗她們的判斷而不是男人的判斷。她們審時度勢從全盤考慮,不為個別方面所迷惑。在最好的中國小說如《紅樓夢》、《野叟曝言》之中,婦女被描繪成能對形勢作出正確判斷的最可靠的法官。她們的言談能夠面面俱到,十分使人傾倒。缺乏這種庸見的邏輯是危險的邏輯。當一個人持有某種觀點時,他很容易用自己的學術頭腦將a、b、c各個論點逐漸演化到自己滿意的程度,然而他卻可能像《米德爾馬契》①裡那位學者卡薩波(Casaubon)一樣,沒有能夠覺察到他夫人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而這一點,其他男人是可能做到的。 ①《米德爾馬契》(Middlemarch),作者為英國著名小說家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作於1871~1872年。 這種對庸見的崇拜有其哲學基礎。人們很有興趣地注意到,中國人在判斷某論點正確與否時,並不僅僅訴諸道理,而是既訴諸道理,也訴諸人情。「Reasonableness」譯成中文為「情理」。包含了兩方面的內容,「情」即「人情」,或「人性」:「理」即「天理」,或「外部原因」。「情」代表著可變的人的因素,「理」代表著不變的宇宙的法則。這兩個因素的結合,就是評價某項活動,或某個歷史問題的標準。 這種區別也可見於英語的reason(道理)和reasonableness(合情理)的對比。我相信是亞裡士多德曾經說過,人是論理的動物,但不是合情理的動物。中國哲學也承認這一點,並認為人應該設法使自己變得合情合理的而不只是講理的。中國人將合情理置於道理之上。道理是抽象的、分析性的、理想化的,井傾向於邏輯上的極端;而合情理精神則更現實、更人道,與實際緊密聯繫,能更正確地理解和審時度勢。 對西方人來講,一個觀點只要邏輯上講通了,往往就能認可。對中國人來講,一個觀點在邏輯上正確還遠遠不夠,它同時必須合乎人情。實際上,合乎人情,即「近情」比合乎邏輯更重要。因為一種理論會太符合邏輯以至於完全缺乏庸見。中國人會想盡一切辦法來反對符合道理的事情。這種情理精神,這種對庸見的崇拜,與中國人的生活理想有很大關係,結果形成了中庸之道。這一點,筆者將在下一章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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