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傳(26)_林語堂

二六

　　免役法，以及新商稅與所得稅法，必須看做是向民徵稅的一項新方法，而並非免於徵兵，因為人民在保甲法之下仍須接受徵調而接受軍事訓練的。新商事法是根據商人帳目向商人的利潤上征取捐稅的。所得稅，並非現代意義的所得稅。我之要在此稱之為所得稅，是因為官方強迫人民登記其收入與財產，據此以做分配其它捐稅之用。此稅之所以像所得稅，就是人民必須要報其收入與財產之所得，煞費心機去欺騙政府。在這項新政的爭論上，據說此項措施公佈之後，「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雞豚亦遍抄之。」無一不登記報官的。最後一項措施于神宗熙寧七年（一〇七四）歷時不久而廢，因王安石不久失勢之故；甚至在此項措施停止實施之前，蘇東坡稱其不合於法，在他治下地區拒予推行。

　　王安石在免役法中表明意在解除人民在徵兵法中之苦，結果保甲法證實了他是言不由衷。事實至為明顯，他的新保甲法與免役法是同時公佈的，在神宗熙寧三年十二月（一〇七〇）。朝廷用免役法的法寶，一隻手從人民身上解除了徵兵的重擔，卻用另一隻手把那個重擔又放回人民身上。保甲是鄰居連保制度。每十家為一保，每五十家為一大保。一保中如有人窩藏賊犯，保內各家要負連帶重任；如有謀殺、強姦等罪，保中必須報告官府。每一大保之壯丁必須組隊接受軍事訓練，一家有壯丁二人者抽其一，如超過二壯丁，則依比例多抽。凡抽去者每五天離田受訓，此五天相當於現今之一星期，一個月分為六節。家有壯丁者，不必如古代徵兵制度下隻身赴外鄉，而是使軍隊深入村中。但是王安石善於宣傳，他知道給舊事物一個新名稱，此舊事物便不復存，所以「徵兵制已廢」。

　　在集中登記管理人民之外，還有一種農民田地強迫登記，作為徵收新稅的依據，以及另一種將政府的馬匹寄養在民家的制度，也就是方田均稅法及保馬法。像所有集體制度一樣，王安石的新法是不放人民自由生活的。政府在妥為照顧人民的焦慮之下，這個新政權必須確知人民做些什麼，有些什麼。也像其它集體制度一樣，這個新政權也認為缺少了特務人員是不能統治的。因而其特務制度在神宗熙寧五年（一〇七二）成立，幸而蘇東坡已經離開京都了。這個新政權若不把禦史台（相當於現代的報章雜誌界）控制住，而以甘心效忠的同黨手下人填滿，這個新政權也是無法發揮效能的。王安石也覺得有控制學者文人的思想觀念之必要。他以前像王莽，往後則像希特勒，因為他一遇到別人反對，則暴跳如雷——現代的精神病學家，大概會把他列為患有妄想狂的人。

　　顯出王安石的妄想狂性格，以及所有歷史家和批評家共同認為他一個不可饒恕的行為，倒不是他的政治社會的冒險改革，而是他自命為經典的唯一解釋人一事。他也像王莽那樣竄改古籍，所以王安石也寫他自己的《三經新義》，使之成為思想的官定標準，用以代替所有過去經典的名家疏解。以一個學者而論，王安石還算不錯，但還不足以把鄭康成、馬融、陸德明等鴻儒取而代之。他此種行為，既是官權的濫用，又是對學術的污辱。中國科舉考試，一般都是以經書的一段為題，而應考者的發揮題意也要依據經書。這個王氏新制度的建立，就是說國內的考生必須在每個題義上，要研究並且吸收王安石所說的話，自為政之道、佛教色彩的儒學，一直到「鶉」、「梟」、「雉」等字的語源。蘇東坡離開京都之後，一次在地方考試時監考，曾寫過一首詩，表示對考生試卷上所表現的思想觀念之呆板雷同的厭惡感。

　　王安石的《三經新義》也和他的語言學一樣，往往帶有佛教思想，新思想創見多，而學術根基淺。但是他卻相信，在解釋古籍的思想和政治觀念時，他之認為如何就必然如何。他的《三經新義》糟不可言，他死之後就完全為人所遺忘，而且也一本無存了。可是在他當權之時，則是科舉考生人人所必讀的經典；考生的意見如與宰相的見解小有出入，便因之落第而有餘。最為人所厭恨者，是此《三經新義》是在兩年之內倉促編成的；此書之正式開始編纂是在神宗熙寧六年（一〇七三）三月，由他的小兒子和一個政治走狗幫助之下編成，後兩年出版。這本急就章，就定為儒家思想的標準疏解，但每逢王安石對疏解有所改變，為應天下考生之需，新版本立即出現。考生人人知道，他們的前途是全系於能做這個修正本的應聲蟲與否而定。

　　這裡不討論王安石學問如何，蘇東坡覺得實在難以容忍，因為蘇東坡的學問勝過他實在太多。不過現在也可以提一提，王安石的字源學之荒唐可笑，簡直跟外行人一樣。在他的《三經新義》之外，在當代學人之中，大家最憤怒的事，就是王安石所引起的討論字源學的怪風氣。他的字源學，只是字的結構與來源的研究，不是用比較方法，而是憑個人的幻想。王安石相信這是獨得之秘，是對學術上不朽的貢獻，至老年時猶苦研不輟，成書二十五卷。西方的學者會瞭解，一旦學者任憑想像力縱情馳騁而不予以科學方法的限制，就是不用漢人的說經與清儒的樸學方法，那他寫二十五卷字源學真是易如反掌的事。若施用幻想，則這部《幻想字源學》一天可寫十部。像王安石這樣研究一個字構成的各種理由，為什麼一個字由某些偏旁組織起來就表示某種意義，那倒是容易而有趣。王安石的字源說有五十條左右流傳下來，都是供茶餘酒後的笑談。蘇東坡和王安石之間的許多笑話，都是以此等語源學為關鍵的。

　　蘇東坡喜用「反證論法」。中文裡有一個「鳩」字，是「九」「鳥」合成。顯然「九」字是表音。王安石不管語音學的道理，只想從意義上找點趣談。一天，蘇東坡和他閒談時，忽然問王安石：「可是，為什麼『鳩』字由九鳥二字合成呢？」王安石語塞。蘇東坡說：「我能告訴你為什麼。詩經上有：『鳴鳩在桑，其子七兮。』七隻小鳥加上父母兩個，不是九個嗎？」

　　「波」字是由「水」加「皮」而成，皮此一偏旁表音。這個「波」字觸動了王安石豐富的想像，他說「波」者「水」之「皮」也。一天蘇東坡遇見他，向他戲謔道：「『波』若是『水』之『皮』，則『滑』就是『水』之『骨』了。」王安石違反中國字構成的基本原則。有時他割裂字根為二，再另與一個部首相接，像「富」字一例，真會使語言學家啼笑皆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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