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傳(2)_林語堂

二

　　當年成都有一位收藏家，在蘇東坡去世之後，立即開始搜集蘇東坡的墨蹟書簡等，刻之于石、拓下榻片出賣，供人做臨摹書法之用。有一次，蘇東坡因對時事有感而作的詩，立刻有人抄寫流傳，境內多少文人爭相背誦。蘇東坡雖然發乎純良真摯之情，但內容是對政策表示異議，當時正值忠直之士不容于國都之際，當權者之憤怒遂集於他一人之身，情勢嚴重，蘇東坡幾乎險遭不測。他是不是後悔呢？表面上，在他的貶謫期間，對不夠親密的朋友他說是已然後悔，但是對莫逆之交，他說並無悔意，並且說，倘遇飯中有蠅，仍須吐出。由於他精神上的坦白流露，他也以身列當時高士之首而自傷，在與心地狹窄而位居要津的政客徒然掙扎了一番之後，他被流放到中國域外的蠻荒瓊崖海島，他以坦蕩蕩之胸懷處之，有幾分相信是命運使然。

　　像蘇東坡這樣的人，生活中竟有如此的遭遇，他之成為文人竊竊私語的話柄，尊重景仰的話題，尤其是在去世之後，乃是自然之事。若與西方相似之人比較，李白，一個文壇上的流星，在剎那之間壯觀驚人的閃耀之後，而自行燃燒消滅，正與雪萊、拜倫相近。杜甫則酷似彌爾頓，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長者，學富而文工，以古樸之筆墨，寫豐厚之情思。

　　蘇東坡則始終富有青春活力。以人物論，頗像英國的小說家賽克瑞（Thackeray ）；在政壇上的活動與詩名，則像法國的雨果；他具有的動人的特點，又彷佛英國的約翰生。不知為什麼，我們對約翰生的中風，現在還覺得不安，而對彌爾頓的失明則不然。倘若彌爾頓同時是像英國畫家根茲博羅，也同時像以詩歌批評英國時事的蒲普，而且也像英國飽受折磨的諷刺文學家綏福特，而沒有他日漸增強的尖酸，那我們便找到一個像蘇東坡的英國人了。蘇東坡雖然飽經憂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趨溫和厚道，並沒變成尖酸刻薄。今天我們之所以喜愛蘇東坡，也是因為他飽受了人生之苦的緣故。

　　中國有一句諺語，就是說一個人如何，要「蓋棺論定」。人生如夢，一齣戲演得如何，只有在幕落之時才可以下斷語。不過有這種區別——人生是如同戲劇，但是在人生的戲劇裡，最富有智慧與最精明的伶人，對於下一幕的大事如何，也是茫然無知。但是真正的人生，其中總包含有一種無可避免的性質，只有最好的戲劇才庶乎近之。因此在給過去的人寫一本傳記時，我們能把一場一場已經完成的戲，逐一觀看，觀看由人內在的氣質與外在的環境所引起的必要的發展，這自然是一項重大的方便。

　　在我將《蘇東坡傳》各章的數據鑽研完畢之後，並且瞭解了為什麼他非要有某些作為不可，為什麼非要違背他棄官歸隱的本意，我覺得自己好像一個中國的星象家，給一個人細批終身，預卜未來，那麼清楚，那麼明確，事故是那麼在命難逃。中國的星象家能把一個人的一生，逐年斷開，細批流年，把一生每年的推算寫在一個摺子上，當然卦金要遠高出通常的卜卦。但是傳記家的馬後課卻總比星象家的馬前課可靠。今天，我們能夠洞悉蘇東坡窮達多變的一生，看出來那同樣的無可避免的情形，但是斷然無疑的是，他一生各階段的吉凶禍福的事故，不管過錯是否在他的星宿命運，的確是發生了，應驗了。

　　蘇東坡生於宋仁宗景祐三年（一〇三六），于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一一〇一）逝世。是金人征服北宋的二十五年之前。他是在北宋最好的皇帝（仁宗）年間長大，在一個心地善良但野心勃勃的皇帝（神宗）在位期間做官，在一個十八歲的呆子（哲宗）榮登王位之時遭受貶謫。研究蘇東坡傳記，同時也就是研究宋朝因朋黨之爭而衰微，終於導致國力耗竭，小人當政。凡是讀《水滸傳》的人都知道當時的政治腐敗，善良的百姓都因躲避稅吏貪官，相繼身入綠林而落草為寇，成了梁山上的英雄好漢了。

　　在蘇東坡的青年時期，朝廷之上有一批淳儒賢臣。到北宋將亡之際，此等賢臣已悉數凋零，或是丟官去位。在朝廷第一次迫害儒臣，排除禦史台的守正不阿之士，而由新法宰相王安石位置的若干小人取而代之，此時至少尚有二十餘位純良儒臣，寧願遭受奸宄之毒手，不肯背棄忠貞正義。等到第二次黨爭禍起，在愚癡的童子帝王統治之下，忠良之臣大多已經死亡，其餘則在流謫中棄世。宋朝國力之削弱，始自實行新法以防「私人資本之剝削」，藉此以謀「人民」之利益，而由一個狂妄自信的大臣任其事。對國運為害之烈，再沒有如庸妄之輩大權在握，獨斷獨行時之甚的了。身為詩人哲人之蘇東坡，拚命將自己個人之平實常識，向經濟學家王安石的邏輯對抗。王安石鼓吹的那套道理與中國當時所付出的代價，至今我們還沒有弄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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