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華煙雲第二十九章賞奇士莫愁嫁立夫懷骨肉陳媽尋愛子(3)

第二十九章賞奇士莫愁嫁立夫懷骨肉陳媽尋愛子(3)

　　可是，在他心靈的深處，記得自己是窮人之子，頗以此為榮，頗以自己的獨立自主的硬性為榮。他恨富人的態度，恨那些社交界名女人的以金錢地位論身價，就如同素雲一樣；也恨政客的奸詐邪惡而貌似正人君子，正如懷瑜那樣。他的此等憎惡厭恨，是畢生難改的。

　　立夫和莫愁到了日本京都才一個半月，就接到木蘭一封信，說母親病危，已經不能說話。第二封信是珊瑚寫的。莫愁打算立即回北京，當然她也不願離開立夫。她必須回去，因為似乎是理所當然。再者過去幾年之中，每逢母親生病，總是由她伺候，她實在不能把照顧母親這件事交給珊瑚、木蘭，或是別人，是非她自己不可的。

　　這一回國，可就大大改變了她和立夫的計劃，她也不知道何時再回到立夫身邊。立夫說他能照顧自己，莫愁當然也相信，可是立夫這時才忽然體會出來平日是多麼事事倚賴這位年輕的妻子。莫愁說她若不能離開家再赴日本團聚，立夫就在暑假回去。

　　分手之時，莫愁掉下了眼淚，因為她情不自禁。她最後說的話是：「自己多保重，要吃好，不要圖省錢。若是用錢，隨時寫信告訴我。」

　　到了家，看見母親確是病得很重。母親用手指自己的嗓子，又指莫愁的胸膛，不能說話，看來真可憐。找素同看過，全身檢查了一遍，但是他說不出是什麼毛病。僕人們都認為她碰見了鬼。必然是銀屏。體仁咒他母親的話，現在應驗了。現在姚太太不准銀屏的兒子博雅接近她。雖然是她真正的孫子，她好像是怕他。這個小孩子聽人說他母親是鬼，他勃然大怒，不管誰那麼說，他一定極力為他母親辯護。他已經知道他是姚家的長孫，也是這花園巨第將來的主人。他打算將來做個偉人，給母親爭光，好把母親的遺像擺在忠敏堂的正中祭祀。他恨他的祖母。這種想法，常使如此一個小孩子態度很嚴肅。

　　現在兩個女兒已經出嫁，母親又生病，大花園子也顯得冷落淒涼。這所大宅子至少有十個院子，姚家還沒有足夠的人住一半房子。所以決定把馬大人胡同的舊宅子租出去，馮舅爺家和立夫的母親就搬到這王府來住。搬過來之後，莫愁的職責就分而為二，一邊兒照顧母親，一邊兒伺候婆婆，但是她住的院子靠近母親的住處，立夫的母親和女兒環兒單住一個院子。姚先生和阿非住在自省堂。紅玉住的院子在莫愁的院子的前面。兩個院子中間有一道白牆，牆上有花格子窗子，倆人能隔著窗子說話，於是友誼日形深厚。

　　在立夫暑假回北京的初夏，莫愁生下了一個男孩子。當時難產，二十個鐘頭才生下來。家裡原先決定讓莫愁在家生產，比到醫院去方便，但是幾乎送了命。臨盆之前，木蘭來家照顧，莫愁難產時，她正在家中。在緊張的時刻，她有幾次覺得莫愁太費力氣，所以一直在爐子上燉著高麗參，用以補莫愁的元氣。後來生了下來，萬幸母子均安，但是莫愁的臉像一張白紙，在床上躺了幾個禮拜，體力才恢復，那一段日子，木蘭一直照顧她。立夫到家時，她們姐妹正在他的屋裡。莫愁當時正躺在床上，兒子躺在身旁，莫愁微笑，歡迎丈夫的歸來。在木蘭面前，立夫就俯身吻了妻子。

　　木蘭說：「你不知妹妹受的罪。」

　　但是莫愁現在高興了，把孩子給他看，她說：「他是你的兒子。我生他差點兒送了命。」她叫立夫坐在她的床上，手攥著立夫的手說：「我覺得身子好像上了刑。不過總算值得，沒白吃苦。我覺得身心整個清洗了一次，由於受過這次苦難，我的罪也得到赦免了。」

　　木蘭微笑問她：「你有什麼罪嗎？她說她還要再受一次呢。」

　　莫愁說：「是，我還要，再要個小立夫。」

　　她告訴丈夫她要叫兒子小夫。

　　立夫說：「這名子聽來像個清道夫，又像個挑夫。」「我沒覺得像。我從來沒有那麼想。我覺得小夫就是小夫，沒什麼。你想叫他什麼呢？」

　　木蘭說：「叫他『孝夫』，孝字是入聲，不要用個上聲字。」

　　「孝夫這個名字有人用過。」

　　木蘭又說：「不然叫小夫或是肖夫，取其有其父必有其子之意。」

　　莫愁說：「這還好。畢竟『孝』就是『肖』的意思。」立夫說：「『孝』和『肖』以前大概是有關係的兩個字。」這時一個四十多歲的女僕進來說：「少爺，您回來了。您可不知道少奶奶受的罪呀。現在讓少奶奶躺著，我伺候您吧。」陳媽離開屋子之後，莫愁說：「這個女人與眾不同啊。風度好，心腸好，人品高尚。你用不著告訴她做什麼事。自從她一來，這院子裡什麼事都井井有條。她跟我說話，就像對她的孩子一樣。」

　　莫愁於是開始說陳媽的事。她說：「她的身世我聽了之後，整夜都沒法入睡，現在我才知道做母親是怎麼回事了。立夫，你認為你母親了不起，現在這兒還有一個了不起的母親。」莫愁繼續說：「革命那幾年，她兒子被抓兵的抓走了。她現在還不知道兒子是死是活。雇她的時候兒，什麼事她都答應做，但只有一個條件，那就是，每個月她必須要請一天假。我問她：『幹什麼？』她說：『去找我兒子。』我答應給她一天假。她就來給咱們做事，現在有兩、三個月了。事情她做得很好，拿這兒就像她的家一樣。在晚上，她不停的縫衣裳，是給她那個至今消息杳然的兒子做衣裳，當然她不能給兒子寄去。她給我看她給兒子做的一大堆衣裳，她把節省下來的錢都花在她兒子的衣裳上。她說她兒子現在是二十歲，失蹤時是在北京東北昌黎縣，在他們自己的村子裡，那時他兒子十六歲。被一群抓兵的硬拉去給軍隊挑行李。我看見她給十六歲的兒子做的厚棉襖，另一件還大，是應當十八歲穿的，再有一件更大，是應當十九歲穿的。她把這些衣裳收得好好兒的，經常拿出來晾一晾。她說她知道每一年她兒子是多麼高，袖子應當多麼長。現在她正給他做藍布單衣裳，夏天穿的，以便找著他後，立刻有得穿，若是知道他的下落，也好立刻寄去。每月一次，她起身很早，到我屋裡來，臉上流露著無限希望的神氣，說那天是她的假日，她就要出去找兒子。到晚上，她垂頭喪氣而歸，拖著兩條疲勞的腿，一包袱衣裳還是夾在胳膊下。她到城裡各處去，東城、西城、南城、北城，有時還到城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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