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湖北問題的答辯|羅亦農

對於湖北問題的答辯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本月十三日午後六時半，中央湖北特別委員會[1]書記蘇兆征同志[2]根據中央湖北特別委員會決議，違抗中央命令，剝削〔奪〕我參加湖北省委擴大會議的出席權與發言權，逼走我於是晚九時回上海。上船之後，看到C．Y．湖北省委對於特委的報告、武昌市委的決議、林仲丹同志致特委信等文件[3]，對於湖北問題，特作下面之答辯：

　　一、我認為中央此次毅然查辦湖北省委以及長江局在唐生智崩潰[4]前對於湖北省委的指導是否錯誤的中心問題應當是：

　　1．在唐生智崩潰時，是否要求即刻舉行奪取政權的武裝暴動，還是發動廣大的工農群眾的鬥爭，積極的創造一奪取政權的武裝暴動？

　　2．如果長江局與湖北省委對於唐生智如此迅速〖崩潰〗估量錯了，是否妨害湖北暴動之發展，換言之，是否即認此政治觀察之錯誤，停止了在唐生智崩潰時可以總暴動的暴動？

　　3．湖北省委在唐生智崩潰時，指導工作是否得力？錯誤在什麼地方？

　　4．各個人的責任如何？

　　按照上面所列的問題查辦，然後才是中央的態度，然後才是正確的政治路線解決湖北問題與黨內的糾紛。但特委的態度與C．Y．省委的行動，以及幾個負責同志的言論純全相反，而是要造成黨的糾紛，並且是絕對的武斷專橫與誣衊的辦法。如此黨將要不黨。我為黨的負責同志，且與黨歷史關係甚深，深悉黨中過去的情況與現在的艱難，猶不願作無意識與黨的大體有妨害的鬥爭，尤其不願意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把戲，以造成黨裡糾紛，故於十六晚抵滬，十七日即向中央常蔚[5]提出退出中央及黨的一切指導機關，要求允許以黨員資格去莫斯科學習。雖經中央常蔚各負責同志勸我不要堅持己見，並且把中央公正的態度告訴我，而我去國求學、脫離黨的指導機關以避糾紛的念頭，始終未曾放棄，因為我至中央工作，絕非我的願意（秋白、維漢等[6]同志知之甚詳），且自知能力薄弱，不能擔負重責，尤其絕無爭地位對党不忠實等可恥的行為與企圖。但是非曲直應當辯明，我個人的錯誤應當公開承認。關於唐生智崩潰前，我對於湖北省委工作的指導以及我對於甯漢新軍閥戰爭[7]開始兩湖工作應如何佈置與行動的意見，已在本月十二日我對於湖北省委擴大會的報告中言之甚詳，本不必重述。但C．Y．湖北省委負責同志以及一部分党的負責同志，口頭上對黨與團的同志宣傳，宣佈我「反對暴動」、「停止暴動」，因此省委在唐生智崩潰時工作做得不好，尤其放棄了奪取政權的暴動時期，以博得黨與團的群眾的同情，而C．Y．省委給特委的書面報告上又說我表示反對馬上暴動等，言行不符，好像國民黨員互相傾軋與陷害的侮蔑行動之下，不能不再鄭重的聲明：

　　1．我對於唐生智的崩潰如此迅速的估量是錯了。原因是：沒有看清唐生智的雇傭軍隊不戰而潰與東南軍閥李宗仁等部隊大部分西征。這一個錯誤，我當然要絕對的負責。但這不過是估量上、時期上的錯誤，絕不是我估量唐生智永久不會崩潰，亦不是照某同志的造謠：我在十月底估量唐生智崩潰要在三月或六月之後。我想凡是稍有常識的人都不會這樣肯定。

　　2．我估量唐生智崩潰如此迅速，時期上錯誤了，但這絕不是機會主義。因為我對於湖北工作的指導，從我當湖北書記起一直到我負長江局的責任、取消長江局止，始終是很堅決的督促各級黨部領導湖北的工農群眾直接鬥爭，舉行了總同盟政治罷工，舉行了秋收暴動，造成了湖北各縣農民騷擾與復興的局面，時刻注意佈置湖北的工農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局面之發展。在唐生智崩潰之前，當十月二十八日我從長沙返漢口的時候，我還再三批評省委忽略了農民暴動割據局面之發展與武裝暴動技術等等準備，這是對於總暴動之發展有很大的妨礙的（當時武漢的工人運動比較發展，省委亦未能積極指導與注意，故未多作批評）。

　　當時C．Y．以及一部分党的負責同志主張馬上總的武裝暴動，奪取政權，我經過仔細考慮之後：（1）認為唐生智不致馬上崩潰（一、二禮拜內）；（2）主要問題還是主觀力量不夠，黨的組織非常鬆懈，不能有領導群眾的把握；工人運動還沒有大大的發展，換言之，工人的情緒還沒有從日常爭鬥發展到總的爭鬥的形勢；武裝暴動技術的準備幾等於零；農民暴動還沒有發展到割據的局面，且未普及全省；群眾的政治宣傳非常之弱。在這一切情況之下，當然不能即時舉行奪取政權的總暴動，故我說不能以冒險主義開玩笑。而我的主張以為當時的策略上的問題是：總暴動之前的組織上、技術上與政治方面的準備與如何積極的發動廣大的工農群眾的爭鬥以及反戰爭的宣傳，創造一總的暴動的局面，並不是根本反對總的暴動。總的暴動不過是時期的問題。C．Y．省委給特委的報告，謂我在C．Y．省委及C．Y．長江局會議出席報告與解釋長江局政策之後，C．Y．同志提出意見是：唐遲早必倒，在唐倒時乃統治階級舊時〔的〕崩潰新來的尚未站穩的時期，黨在此時亟應準備暴動及取得政府（注意：他們在此地說準備暴動，而在省委會議席上提出馬上總暴動），亦農同志應〔所〕顧慮之黨的主觀力量不夠及群眾的宣傳不夠二個必備的條件之不具備（注意：我從不只提出這二個條件）原屬事實，但限〔估〕量唐倒當有半月或至少一星期之時間，唐走時武漢必有舊走新來及未穩定之三五日無政府狀態，党應於此時（指當那會議時）立即動員武漢所有的同志及外縣同志，竭全力以從事于充實我們認為不夠之黨的主觀力量與群眾宣傳工作，準備在唐倒時能夠暴動，亦農同志仍照長江局對湖北的工作指導來解釋，肯定唐不會就倒，唐倒仍是軍閥統治，足以壓迫我們，暴動須有充分的準備，必須有一月至三月的醞釀的大的革命潮流，再來總的暴動，此時的工作應只是反軍閥戰爭宣傳周，工會工作經濟爭鬥，黨的改選，遊擊戰爭，奪取武裝，破壞反動軍隊等工作。此時馬上暴動實為冒險主義，近乎開玩笑，因為他肯定唐是不會倒的，所以始終未明顯指出在唐倒時應究竟做些什麼。

　　這一段話有許多地方不對，且近於造謠的口吻：

　　1．他們說我始終肯定唐不會倒，這是造謠的，在上面已經說過，在十二日我對省委擴大會議的書面報告亦曾說過。

　　2．他們的意思好像我對於唐倒前準備暴動亦懷疑，這尤其是造謠，且他們自己打自己，在下面他們接著又說我主張不能馬上暴動，應當醞釀一大的革命潮流，再來總的暴動。即令他們說的話純全是對的，拿他們的話證明我是主張不要準備暴動的嗎？可見這個問題——總暴動問題純全是時間問題。當時C．Y．同志主張馬上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實含有冒險主義。

　　3．一月至三月的醞釀的大的革命潮流再總的暴動是我說過的，但不在寧漢戰爭發生之後，而是兩湖秋收暴動與廣東失敗[8]的時候。我認為湖北始終是一總的暴動奪取政權的局面，所缺乏的條件最主要的是主觀力量不夠，我們自己工作的佈置，應當有一決心創造暴動局面，鼓勵同志，此話本身並不錯，但決不是十一月二日我在C．Y．長江局與湖北省委聯席會議上說的。

　　4．C．Y．同志謂我始終未指明唐倒時應做些什麼工作，這亦不是事實。我當時（十一月初）的主張是：我們要積極創造一總的暴動，如唐生智不至即時倒臺而我們創造總的暴動的工作又可以舉行總暴動，在唐生智崩潰時當然舉行奪取政權的武裝暴動；如唐生智即時（指十一月初）崩潰，以我們主觀的力量，不能舉行奪取政權的總暴動，建立工農的政權，而只能奪取潰兵的武裝，發展廣大的工農群眾的爭鬥，發動一總的暴動的局面。這許多話我出席C．Y．長江局與湖北省委聯席會議答覆韓光漢、關向應[9]二同志的問題說得非常明白，何以謂我始終未指明唐生智崩潰時我們應當做些什麼工作？

　　5．C．Y．同志要暴動的精神，我始終認為是好的。我記得在C．Y．長江局與省委聯席會議上，我說過：C．Y．同志主張積極準備武裝暴動是對的，但主張馬上武裝暴動奪取政權是不對的，這樣就要走入青年冒險主義的傾向。

　　總之，我沒有看清楚唐生智崩潰這樣迅速，時間上是錯了，但我對於湖北工作佈置之指導是對的，時期估量的錯誤絕對不是機會主義，這是觀察政治任何人不能避免的。至於省委在唐生智崩潰時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另是一問題。

　　如果C．Y．同志以及其他同志認為估量唐生智崩潰時期之錯誤，便認為放棄了湖北工農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歷史時期，那麼，這個問題就應當嚴重考查我過去在湖北的工作、我對於湖北的政治指導以及湖北黨與工農運動的基礎才能決定。如果認為唐生智崩潰無條件的是湖北的工農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時期，那這個問題才是湖北的中心問題，並且是本黨策略上最嚴重的問題。因為C．Y．同志無動不暴，一切解決於暴動，不暴動便是機會主義，這種不正確的指導之下的非階級化的民眾的情緒與失敗後急進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拚命的情緒，可以使中國革命更左的傾向的失敗，站在這一觀點上，我與湖北的C．Y．同志意見純全不同。C．Y．同志受革命熱情衝動，或者過於積極，未曾以片刻的時間想到整個的策略問題，無形的犯了冒險主義的毛病。但是否是對，還是我犯了機會主義的毛病，應當加以虛心的討論，尤其不應當帶感情的成份與別的作用。此外，長江局會議與湖北省委的一切會議，C．Y．均有代表參加，每次重要的〖決〗議案都經C．Y．同志同意。事先不說話，事後要別人負責，自己可以說脫一切，這一種基本的政治人格亦應當加以注意。

　　至於我個人的意見，認為唐生智崩潰時黨的策略應當是發動一總的暴動，我們主觀的力量在十一月初到十二月中不能舉行總的暴動。中央認為寧漢戰爭開始，湖北有舉行總暴動奪取政權之可能是對的，長江局十月二十九日政治決議案[10]亦不過是這樣的意思。但必須聲明：長江局政治決議案中有「但目前絕非繼續總暴動時期」一句，這句話文字欠顯明。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在當時的時候，我們主觀力量不能舉行總的暴動奪取政權。本來這句話盡可不要，但以這句話肯定長江局的政治決議案與我對於湖北的指導是機會主義的，即肯定反對暴動，如果不是〖有〗意為難，又不對了。但我這並不是要逃脫政治上的責任，我的責任是沒有看清楚唐生智崩潰這樣迅速，如果看清楚了，或者對於湖北的指導更周到一點，但與總的政治路線無關。

　　寫到上面我又記起一個同志與我談話（來滬之後），謂C．Y．同志宣傳我一暴成功的理論，其意即謂我無勝利的把握，不贊成舉行暴動即懷疑現在舉行暴動。同時，C．Y．省委給特委的書面報告上謂我慎重說明暴動須有充分的準備，不能以冒險主義開玩笑之後，並反對即時提出「暴動……」等有暴動二字的口號[11]。不錯，我對於暴動這兩個字，按照正確的解釋是非常慎重，不主張以暴動開玩笑的，因為我記得列寧的話：不能以工農的血肉，作革命黨人無意識〔義〕的犧牲。但我主張黨要時時刻刻有計劃的創造總的暴動的局面，尤其在目前工農革命爭鬥直接形勢嚴重的局面之下。至於說我一暴成功，在不能舉行總暴動之前，停止一切總暴動之準備、發動與進行，那又是侮蔑的話，用不著我多答多辯。至於我在十月二十八日從長沙返漢，因為不主張即時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因此亦不主張以暴動二字加入一切口號之上，這亦是策略上的問題，因為既不是即時暴動，就不應以暴動二字冠一切口號之上，因為這樣是要使群〖眾〗弄混亂的，而且非以正確的政治教育教育群眾。在不即時舉行暴動的時候，口號盡可以是「打倒什麼，殺什麼……」，這樣口號之提出，一樣的〖是〗暴動之前的政治準備。有同志以為我口號提得高一點，成績多一點，即所謂馬非〔嗎啡〕針的理論，馬克斯〔思〕主義者不是這樣的，我個人不敢表示贊成，故當時反對以暴動二字冠一切口號之上。

　　二、以上是答辯唐生智崩潰之前長江局與我的政治主張。我認為應當答辯的答辯，至於其他無政治意義而只是造謠，玩知識分子的鬼把戲，恕我不答辯了。

　　現在要說到從國民黨反動到唐生智崩潰這一時期整個工作的佈置。C．Y．同志謂秋暴以後至唐生智崩潰，因為「黨不注意群眾的工作，鄂南的暴動不是群眾的，原是一時的號召。党不注意有組織的領導群眾去爭鬥，而逐漸做到一切工作以黨做出發點。黨取消了工會的組織，不注意工會工作。遊擊戰爭運用之錯誤，變成少數同志殺人越貨的軍事行動。沒有反對〖國〗民黨的宣傳工作，因此逐漸削弱了黨在農村中及城市中的力量。群眾雖是革命的，但不是在黨的影響之下，於此乃直接使黨在湖北的工作破產，間接造成唐生智倒時黨在湖北不能有廣大的行動的主因。」C.Y.同志的這段文章寫得很好（大概是劉昌群先生[12]的手筆），有的也是事實，如鄂中運用遊擊戰爭的〖戰〗術變成了軍事投機，但除此點之外，我都不敢表示贊成，且有許多是不可免的事實。我是極不願意詳為答辯，因為湖北黨在國民黨未反動以前與反動時的情形如何，橫豎是全黨同志知道的，尤其是中央知道的，我想特委的書記蘇兆征同志、特委的勇先鋒賀昌同志[13]（特委委員郭亮[14]或者不知道），C.Y.負責同志劉昌群、關向應等也應當知道，用不著我多說。我只舉出下面的事實，是非曲直即可以訴之于全黨同志：

　　1．我是於七月十五日正式當湖北省委書記，除張太雷同志[15]五十分鐘的政治遺囑（他自己說的笑話）外別無交代。其時省委機關有五十余技術人員，但省委連武漢三鎮活動分子的名單都沒有，我要召集一活動分子的會議，經了一個禮拜之久，才把活動分子的名單造出來。

　　2．當時黨與工會、農協負責的同志如劉少奇、陳潭秋、陸沉、許伯〖白〗昊、陳蔭林等等通通調走了，其時在省委負責的只有我與李震瀛[16]，都是新來的，一切都接不到頭，且有許多同志把持不交代的，技術工作只有馬峻山同志[17]。從這時到十月初我脫離省委工作止，中央先後派任旭、喬連〖年〗[18]來，李震瀛因工作不得力調走，而喬連〖年〗工作不到二禮拜又大病，至三禮拜不進飲食。我屢向中央要求加派得力同志工作，中央亦無人可派，這個省委總算是「最健全的了」。我常說笑話，假若我是孫悟空，能將猴毛一扯即可變成千百個小猴子，可以做巡視的工作，可以做出席下級黨部的各種會議，可以做農民運動，又可做工人運動、軍事運動，則湖北的工作斷不致是如此的現象，何況我與任旭等同志能力又非常之薄弱，一切歸罪於我或者也是應當的。

　　3．國民黨反動之後，工農運動以及黨內工作同志不私自跑走了十分之十，至少也跑走了十分之九，且有許多告密的，而得力的同志如李耘生[19]等，又是病。

　　4．國民黨一反動，經過八月二日總同盟政治罷工[20]之後，武漢三鎮的幾十萬工人、赫赫的工會通通的倒臺沒有了，農民協會亦是同樣的現象，這可見湖北的工農運動的基礎。C．Y．同志責難在我的機會主義影響之下削弱在鄉村與城市群眾的影響，如非是非顛倒，我也是應當的了。

　　5．國民黨反動之後，外縣黨的組織幾乎都接不到頭。本來張太雷同志談「政治遺囑」時，只要我注意外縣七縣或十縣的組織，幸而我沒有奉承他的「遺囑」，不然更加要罪大惡極了。至於武漢三鎮號稱八千同志，在八月二日總罷工之前三四天，僅存三千，罷工後則減少至二千，九日、十日減少至一千二百六十九人，其中尚有些靠不著，後來聽說更少了。我不知道誰削弱了黨的組織。

　　6．當我至省委工作時，一般同志大都不懂什麼叫做爭鬥（因為過去一切工作均依靠政治勢力），尤不懂什麼叫做秘密工作，一直到八月二十日以後，到處嚴重的壓迫起來，大家才感覺到要秘密工作。而下級黨部負責同志有許多的秘密工作之秘密連省委都不給知道，總之都躲起來，不與省委同志見面，至於對於他們所屬的群眾，更加不用說了。至於党與工農運動的幹部，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勇敢的同志不是犧牲就是被監禁在牢獄中。

　　7．為反國民黨，為發展湖北工農階級的鬥爭，八月二日舉行了武漢三鎮的總同盟政治罷工，至於貼傳單、貼標語反對國民黨，不能〔知〕貼了多少。當時湖北省委一切政治均以反國民黨、發展工農群眾的直接鬥爭、發動與舉行暴動為前提，不知C．Y．同志謂我們沒有做一點反國民黨的工作，不知何所指。

　　8．武漢三鎮的工人運動，在八月二日以前的策略是準備總同盟政治罷工，八月二日以後的策略主要的是：發展經濟鬥爭，反對改組委員會，建立秘密工會，組織失業工人並領導其爭鬥。我自己曾經好幾次普通〔遍〕的召集武漢三鎮負〖責〗工運的同志開會，告訴他們許多實際爭鬥的方法，此外在省委常委會議上，幾幾〔乎〕每次討論到工運問題。陰曆八月十五日（陽曆九月十日）我感覺武漢三鎮職工運動的工作做得不好，特別提出討論職工運動，並提出許多實際辦法，如每一工人支部必須要有該業或該廠工人的爭鬥政綱，所有老的工會都要恢復起來，正式建立機關，所有老工會都要發展會員，領導工人爭鬥，總工會對工人群眾亦必須半公開的辦公等。至於反對改組委員會，從有改組委員會起，我總是堅決的反對加入改組委員會，並且曾經下令，不執行省委這一策略而加入改組委員會的工人同志即時退出。C．Y．同志謂我們只有上級會議中零星報告，這亦不是事實。當時反對改組委員會是武漢工人爭鬥主要問題之一，我每次在區、市、縣會議上都說到這個問題，何得謂為零星報告。至於這一策略沒有純全深入下層組織或者有之，但這不是省委應當負全責的，因為當時的省委〖除〗我與任旭同志（他總是跑鄉下）之外，便沒有別人負責，工運又無干部，所有的組織又都冰散，區、市、縣負責同志又不能好好傳達省委的命令與瞭解省委的策略，許多缺點之發生當然不能避免。武漢三鎮的職工運動確也做得不好亦是事實，但這不是省委策略錯誤的問題，而是工作人員與過去的基礎問題。九月十日中央決定中央工人部長蘇兆征同志實際指導武漢三鎮的工人運動，一樣的沒有成績。後來中央將李震瀛同志調走，另換黃五一[21]同志負責，同時又特別討論好幾次，武漢的工人運動才比較有點進步。

　　9．農民運動從國民黨反動之後，各縣的農民協會大都無形消滅了，各縣負責的同志大都未得省委的命令逃跑。秋收暴動省委在七月底決定之後，即派出大批同志至鄉村工作，從七月底至九月十號共派出三百六十個到七十個同志，後來又派出五六十人，共分為鄂南、鄂北、鄂東、鄂中、沿京漢路及襄棗[22]六區，各區都成立特別委員會，派出去的許多同志雖然有許多不得力，甚至沒有下鄉〖就〗逃跑，但必須公正的說一句，湖北秋暴的工作與現在各鄉騷擾的局面，純全是這一批工作同志創造出來的，不是由於過去農運的基礎怎樣怎樣的好。至於鄉村黨的組織，過去幾乎沒有，現在如鄂南、鄂中、鄂東、襄棗比較有點雛形，亦是這一批同志創造出來的，何得謂削弱了黨在鄉村中的組織（C．Y．從不注意鄉村工作才真是削弱了組織）？更何得謂減少了黨在鄉村中的影響？秋暴之秋，湖北省委亦是按照上列各區，創造農民割據局面之發展，以發展湖北總的暴動，造成了湖北各縣騷擾的局面，以至黃安農民暴動能建立農民政府[23]，黃安農民普遍的暴動起來。至於遊擊戰爭策略之運用，在鄂中曾經犯了軍事投機與少數人殺人越貨的行動，但省委很迅速的加以糾正。省委對於軍事投機與不以群眾直接爭鬥為一切爭鬥的出發點的錯誤傾向，曾經不遺餘力的奮鬥與糾正，這是中央與負責湖北同志知道的。C．Y．同志又說未注意以黨的組織去發展爭鬥，這亦不是事實，只要拿鄂南暴動之前做一證據便可證明C．Y．同志之造謠。當八月初省委派符向一[24]等四十余同志至鄂南工作時，鄂南幾無黨的組織。八月二十左右我與任旭同志至鄂南開各縣負責同志的會議，決定會議完後，各負責同志還鄉即召集黨員大會或代表大會，改組各級黨部，結果有二分之一舊的不好的分子落選，二分之一新的積極分子當選。同志在很短的時間內，鄂南五縣增加至二千二百餘人。各區各鄉農民協會亦開群眾大會與執行委員會聯席會議，在九月十日舉行總暴動之前，黨與農民協會又開群眾大會或代表大會（根據符向一同志報告），如此工作方法，何得謂非以黨的組織去發展與領導爭鬥？各農民爭鬥的區，省委均組織特別委員會，又是什麼意思？總之，從國民黨反動至唐生智崩潰這一時期，省委的工作不但沒有削弱黨的組織與力量，減少了在鄉村與城市中群眾的影響，實得其反，省委相當的建立了黨在城市與鄉村中的基礎，尤其創造了湖北農民群眾普遍騷擾與暴動的局面。

　　三、幾個零星問題的答辯。

　　有同志謂「一朝天子一朝臣」，即謂在我當省委書記時代，任用私人，趕跑了湖北老的工作同志。我的答覆是：湖北重要的工作同志除陳喬年、李震瀛二同志我認識許久並且曾經共同工作外，其他如任旭、符向一、馬峻山、林育南[25]等同志，不是不認識，便是沒有一起工作過，更無私人感情之可言。派下鄉的四百余同志沒有一個是我的「皇親國戚」，至於老的工作同志之調走，還是我沒有當省委書記時中央調走的，其時中央負責同志為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周恩來四同志。

　　有同志以為省委經濟不清，甚至特委致中央信亦如此說。我的答覆是：在我當省委書記期內（七月半至十月初），一切經濟均是秘書長馬峻山同志負責，聽說林育南同志代理省委書記時代曾經組織特別委員會查過無錯。我主張再組織特別委員會，如我有貪污的行為，甘願受開除黨籍的處罰，誣告者亦應同樣處罰。

　　有同志謂我槍械不清，此事我更不知其詳，因為在我當書記時代是顧順章、陳聲煜二同志負責。後來聽說是陳聲煜同志負責。

　　四、中央特別委員會一到湖北，便禁止我與同志談話（幸特委到後，我除出街理髮與吃飯一次，從未外出），剝削〔奪〕我參加省委擴大會議的出席權與表決權，強迫我回上海，發通告徵求罪狀等。無理的蠻橫行動，我絕端反對，我認為是有意造成黨的糾紛。C．Y．同志橫造謠，顛倒事實，鼓動黨的風波，應當徹底查辦。省委擴大會議我未出席報告，一切批評我不接受。中央對於此次特委違抗中央命令，別有企圖，誣害負責同志，應當有一公正的辦法，宣佈于全黨同志。

　　十二月二十一日於上海

　　[1]中央湖北特別委員會，見本書第380頁注①。

　　[2]蘇兆征（一八八五——一九二九），廣東香山淇澳島（今屬珠海市）人。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後，任臨時政治局常委，中央工人部部長。同年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湖北特別委員會，蘇兆征任書記。

　　[3]這些文件是C．Y．湖北省委、武昌市委和林仲丹向特委控告羅亦農和中共湖北省委的報告。

　　C．Y．，英文CommunistYouthLeague的縮寫，意為共產主義青年團，見本書第92頁注31。

　　林仲丹（一八九七——一九四二），原名林育英，又名張浩。湖北黃岡人。一九二七年八月至十二月期間，任中共武昌市委常委兼徐家棚區委書記、中共大（冶）陽（新）區特別委員會委員等職。

　　[4]唐生智崩潰，見本書第382頁注25。唐生智，見本書第157頁注⑧。

　　[5]常蔚，常委的諧音。

　　[6]秋白、維漢，即瞿秋白、李維漢，見本書第381頁注15、第382頁23。

　　[7]寧漢戰爭，見本書第345頁注①。

　　[8]廣東失敗，指南昌起義軍在廣東的失敗，見本書第330頁注①。

　　[9]韓光漢、關向應，見本書第381頁注19。

　　[10]政治決議案，即《長江局最近政治決議案》，參見本書第363—366頁。

　　[11]這裡是指李宗仁、唐生智戰爭中唐生智自蕪湖退兵時，中共湖北省委內以任旭、陳喬年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的主張。他們反對劉昌群等即時舉行暴動奪取武漢的意見，但又建議用「提出一百二十分的口號，收到八十分的效果」的「打嗎啡針」的辦法來提高同志的勇氣，主張提出「暴動打倒唐生智的反革命政府」、「暴動佔領工廠管理生產」等口號。

　　[12]劉昌群，當時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共青團長江局書記。

　　[13]賀昌（一九〇六——一九三五），字伯聰，山西離石縣柳林鎮（今屬柳林縣）人。一九二七年三月，曾任共青團湖北省委書記。同年四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大革命失敗後，參加了南昌起義。十二月，任中央湖北特別委員會委員。

　　[14]郭亮，見本書第383頁注28。

　　[15]張太雷（一八九八——一九二七），原籍江蘇武進，生於常州。一九二七年五月，任中共中央委員、湖北省委書記。七月，中共中央改組，任中央臨時常務委員會委員。八七會議上，被推為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調任廣東省委書記。

　　[16]李震瀛，見本書第173頁注18。

　　[17]馬峻山，一九二七年七月至十二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員、秘書長、組織部部長等職。

　　[18]任旭，見本書第327頁注⑥。

　　喬年，即陳喬年，見本書第34頁注①。

　　[19]李耘生（一九〇五——一九三二），原名殿龍，字雲生，山東廣饒人。一九二七年八月至十二月任中共武昌市委書記兼口特區區委書記。一九三二年六月被國民黨殺害。

　　[20]八月二日總同盟政治罷工，見本書第327頁注⑤。

　　[21]黃五一（一九〇二——一九二八），湖南人。一九二六年夏任湖北省總工會執行委員，漢陽兵工廠工會秘書長。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工委書記、湖北省總工會秘書長。一九二八年一月在漢口被捕犧牲。

　　[22]襄棗，即湖北省襄陽、棗陽。

　　[23]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由中共黃麻特委在湖北黃安（今紅安）、麻城兩縣領導的武裝起義。起義武裝在潘忠汝、吳光浩等指揮下，于十四日攻佔黃安城，成立了黃安農民政府和工農革命軍鄂東軍。同年十二月，起義部隊在國民黨政府軍圍攻下失敗，轉移到黃陂木蘭山區和河南光山縣柴山堡地區開展遊擊戰爭。黃麻起義所建立的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為後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和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

　　[24]符向一（？——一九二八），廣東瓊崖（今屬海南省）人。一九二七年八月任中共鄂南地區負責人。同月，中共鄂南特委成立，任特委委員。十月，調任黃麻區特委書記。後犧牲。

　　[25]林育南（一八九八——一九三一），字香浦，湖北黃岡人。一九二七年九月至十一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部長，陳喬年患病期間，曾代理省委書記。

　　(1)這是羅亦農就湖北黨內關於武漢暴動問題的爭論，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原載《中央政治通訊》第二十期，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二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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