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湖北省委擴大會的報告|羅亦農

對於湖北省委擴大會的報告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本月九日中央湖北特別委員會[1]由上海來漢，攜來中央書信，停止我巡視員及湖北省委常委的職權，謂根據C．Y．[2]長江局代表及C．Y．湖北省委代表報告，我在唐生智[3]敗潰時對於湖北的政治指導有很大的錯誤。C．Y．同志的意見，我至今不大清晰，他們的書面報告至今天還沒有見著，特作下列的說明：

　　一、據我知道，C．Y．同志謂湖北省委在唐生智潰退時，工作做得不好。由於我十月二十八日由長沙回到漢口，停止湖北省委已經決定的暴動計劃，根據是十月二十九日長江局的政治決議案及二十八日我在省委常委會的報告。這純全不是事實。當我十月十四日[4]去湖南時，武漢與南京的衝突[5]還沒有開始，但我們即肯定新軍閥之衝突一定免不了。當我二十五日在長沙得知南京與武漢衝突的時候，即與湖南新任省委書記王一飛[6]同志說，新軍閥混戰的局面已經開始，我們應當加緊準備一暴動奪取政權的局面。我二十五日從長沙上船回漢，二十六日上午十二時船才開，即日八時又上岸找王一飛同志談，不遇，曾以一信給他，大意是：武漢與東南衝突[7]爆發，客觀上大可發展工農武裝暴動，湘省委應即舉行一反新軍閥戰爭的宣傳周，省委應正式發表宣言，指明只有工農暴動奪取政權才能免除新軍閥戰爭的痛苦，只有建立工農兵蘇維埃的政權，才能永久解除工農兵士的壓迫，同時藉以答覆反共宣傳周（因為當時長沙舉行反共宣傳周）。此外應即發動湖南各地工人的經濟鬥爭，特別注意湘西、湘南、長沙附近各縣農民遊擊戰爭之發展，党的力量應集中於這幾個區域。可見我一得知道新軍閥戰爭之爆發，我已肯定是工農暴動奪取政權的局面。二十八日早我回到漢口，任旭、喬年[8]二同志即至我家報告湖北的情形，並謂有許多同志即主張舉行奪取政權的暴動，問我的意見如何？我答：情形尚不大十分清晰，須情形熟悉與各同志談過之後再開一長江局會議方能決定，同時並笑謂：我離開漢口不過十多天，我們主觀的力量即可以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嗎？是晚八時，我參加省委常委會，我對於暴動的答覆是：我們不要過於把敵人的力量估量太低，我們自己的力量估量太高，而發生冒險主義的行動，把暴動看做玩笑；唐生智與東南軍閥之衝突雖然是新軍閥混戰局面的開始，新軍閥日漸崩潰，客觀上是一工農群眾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局面，但我們主觀的組織力量與技術的準備（我始終認定湖北是一客觀上工農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局面，可是我們的主觀力量不夠。我想這許多話，C．Y．同志也曾聽見）不夠，是否馬上即舉行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尚待討論。這不過是我個人的意見，長江局不是我個人可以作主的，明日要正式公開討論，省委盡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應當有獨立的主張，我臨走時還再三說。後來即與新從上海來的職工國際[9]代表、同時即是共產國際[10]代表的代表×××同志見面（第一次認識），她問過我湖南情形之後，即問我對於湖北馬上舉行暴動的意見。我說：新軍閥戰爭開始，革命的發展當然要特別迅速，但我們主觀的力量不能馬上舉行奪取政權的暴動，此時的問題是：暴動之前的組織上技術上與政治方面的準備與如何的發動廣大的工農群眾的爭鬥，以及反戰爭的煽動與宣傳。她即說：你的意見非常之對，我的意見與你的一樣，省委的同志與我談話之後，我的話好像不大使他們相信，希望你趕快和他們討論。同時C．Y．的國際[11]代表在座（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他〈的〉亦是同樣的意見，並要我邀劉昌群同志[12]與他談話。二十九日長江局開會，到喬年、任旭、昌群、亦農，經過長時討論之後，由我提出一決議案[13]（決議案附後），全體一致同意。最後我還問劉昌群同志（其時昌群坐在床上）你同意不同〖意〗，同意就要你負責，免得以後發生問題（因為我在上海時，C．Y．同志總是事先同意，事後說壞話），他半笑半答：純全同意，於是這個決議案就純全通過了！這個決議案通過之後，我又找國際代表談話，將內容告訴她（以後曾譯俄文，我記得不錯），她亦同意，且電告上海國際代表××××與中央（其時我尚不知中央要開擴大會[14]，此電後來與秋白[15]同志私人談話，才知國際代表沒有轉給中央）。第三次——十一月二日——我與她見面時，她告訴我國際代表有電複同意。於是我才敢相信那個決議案沒有大的錯誤。十月二十九日長江局政治決議案的主要內容是：承認兩湖秋收暴動與廣東葉賀[16]軍隊失敗之後，新軍閥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不能穩定，且因新軍閥戰爭的開始，有發展成為一新舊軍閥混戰的局面之可能，無論是哪個勝利，都是新軍閥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之大破壞，同時任何政府都不能挽救工商業財政的危機而改良工農生活狀況，革命的民眾亦不因兩湖與廣東的失敗而低落他們的革命情緒。總之，認定革命的潮流是愈益高漲的，但我們主觀與群眾組織的力量，不能馬上舉行奪取政權的總暴動，黨應當加緊總暴動前之各方面的工作之準備。因此，長江局決議案有數段說：「總之，目獉前的革命潮流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漲的，它雖然受了相當的打擊，暫時不能有總的大爆發，但它將因新軍閥戰爭之開始而愈益高漲。長江局認為，目前本黨策略上重要的責任是：繼續廣東未失敗以前中央政策的精神，積極領導工農以及一般的勞苦群眾反新軍閥戰爭，聚集與擴大工農群眾的階級力量，加緊一般的勞苦群眾的政治宣傳，加緊鄉村中土地革命之發展，創造一新的革命大潮，準備一奪取政權之總暴動，但目前絕非繼續暴動的時期」，在這總策略之下，並定出七項具體的工作（詳後不贅）。總之，長江局的決議案與我當時個人的意思是：党須〔應〕當積極準備一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局面，新軍閥戰爭的爆發，黨尤其應當積極發動廣大的工農群眾的爭鬥，看工農群眾發動的情形再決定何時可以舉行奪取政權的暴動。我對於兩湖的工作的佈置都是如此的。十一月一日長江局召集湖北省委常委開會時，我曾經很嚴厲地說，省委忽略了鄉村的農民割據的局面之發展與武裝暴動技術的準備（長江局通訊[17]第二期登載致湖北省委的信[18]，不是十月三十日，而是省委開常委會之後，同時這封信大概是在四五號才發出，並沒有經過我看過，我是四號去滬），於將來的總暴動之暴〔爆〕發是很有妨礙的。十一月二日，我至C．Y．長江局、C．Y．湖北省委聯席會議做政治報告，C．Y．負責同志韓光漢、關向應[19]二同志曾經發了幾個問題，並問唐生智馬上崩潰，我們是否可以舉行奪取政權的總暴動？我答：唐生智馬上崩潰有兩個很關重要的條件：（一）內部衝突，不一致對付東南；（二）東南以大軍西征（因當時武漢與上海的消息幾乎封鎖，上海的報紙又要五六天之後才能接到），而唐生智又將力量集中于黃梅、宿松一帶作頑強的抵抗，短時恐怕很難消滅；就是唐生智馬上崩潰，我們主觀的力量亦不能即舉行奪取政權的總暴動，建立工農的政權，而是要奪取軍閥的武裝，發動廣大的工農群眾的鬥爭，發動一總的暴動的局面。C．Y．同志主張積極準備暴動是對的，但主張馬上可以武裝暴動奪取政權是不對的，這樣就要走入青年冒險主義的傾向。經我答覆之後，大家都不說話，我當然〖認〗為默認了，即退會。

　　二、現在要聲明的是：

　　1．從九月中央遷滬之時至十月三十晚止，我沒有接到中央一個文字，不懂廣東葉賀軍事失敗後，中央對於全國革命的估量如何，因此長江局政治決議案通過時，我非常小心，再三問到會的同志是否同意。

　　2．當我離漢赴滬時（十一月四日），我還只知唐生智軍隊從安慶退黃梅、宿松，上海的報紙只看到二十七八號，同時在我個人並不知道李宗仁的全部隊伍與程潛[20]等西征，中央並沒有一個字給我與長江局，亦沒有一個電報，而長江局所有來往的文件都用藥水抄寄中央，當每次交通來時[21]。

　　3．我此次至中央開擴大會議，中央也沒有時間給我做報告。擴大會議開過之後，中央第一次在我家開會時，大家好像認為我對長江局各省之處理是對的。當討論湖北問題時，周恩來同志[22]還說：亦農同志對於湖北總的武裝暴動之各方面的準備策略，固然是很對的，但湖北省委是否能級〔及〕時而動是問題。故中央政治局決議由周恩來、維漢[23]、我三人起草十一月十五日致兩湖省委的公函。

　　三、現在再說到唐生智潰敗如此迅速，我們估量的錯誤。我很公開的承認，唐生智此次崩〔潰〕敗這樣迅速，長江局估量是錯了，沒有看得這樣快。原因是：1．沒有看清唐生智的雇傭軍隊不戰而潰（並非戰敗，這是值得注意的）；2．未知東南軍閥李宗仁等大部分西征。但如果就肯定的說，長江局的政治決議案制止了湖北省委的暴動，這是絕端誣衊而中傷的謠〖言〗，只要看上面一大段的敘述就可以知道。同時省委負責同志自己公開承認唐生智潰敗時沒有做到更多的工作，並不是長江局政治決議案與我個人的影響，他們暴動技術之不積極準備，並非因長江局政治決議案而停止，而是受了幾次工運失敗之故。同時明明白白的我再三告訴省委負責同志，更積極準備總暴動前之工農群眾廣大的發動（方法很多，我在區、市、縣負責同志的許多會議上說過，在省委會議上說過，曾經兩次起草湖北省委工作決議案，均可調查），且武裝技術之準備及政治的宣傳，我想C．Y．同志不至一個也不知道，尤其劉昌群同志應當負責，每次重要的決議案他都是參加的。

　　四、我認為省委在唐生智潰敗時指導不得力，未能很正確的認清唐生智已經崩潰，湖北轉入新軍閥混戰的局面，即是湖北工農群眾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開始，因此未能很正確的發動工農群眾的爭鬥與奪取敵人的武裝。因此省委在武勝門、徐家棚工人爭鬥[24]之後，即有一部分負責同志表現消極的狀態。同時省委在這次唐生智崩潰時，始終是遲鈍的，九日看到了，十一日才發通告，十三日才動作[25]。就是目前程、胡、李[26]諸軍閥的衝突馬上有大爆發的可能，黨應當積極準備發動一大的暴動，三四日[27]（記不清）我正式告省委書記喬年同志，後來省委常委開會時我又提出，同時我去漢陽、武昌、徐家棚開會，要三處負責的同志積極準備，及至八日晚，郭亮[28]、喬年等同志在我處開會，我又提出，喬年同志答覆在此二天之內發一通告，我並問郭亮同志為什麼如此，並與他討論省委以後指導人的問題。總之，這次中央改組省委及批評省委過去的工作是對的，中央特委不來，我個人亦如此決定的，但責任問題，必須弄清。湖北的問題絕非隨便聽一、二同志的話可以瞭解事〔的〕。

　　五、我與C．Y．同志不同的意見是：C．Y．負責同志認為湖北馬上可以舉行總的暴動奪取政權，唐生智崩潰時，就是建立兩三天的政府而失敗亦是應當的（關向應同志說的）。我不能同意。第一，我認為馬上舉行總的暴動、奪取政權的暴動，我們主觀上沒有這種力量，因此湖北黨與民眾各方面之基礎太壞，就是十月底起，省委更積極準備以至唐生智崩潰時亦不可能，不然武漢三鎮如何只做這樣一點點的工作；第二，我認為唐生智崩潰時是一個發動大的暴動的局面，大發展遊擊戰爭，發展農民暴動的局面，建立工農革命軍，殺盡一切改組委員、工賊、土豪劣紳，恢復舊有的工會，搗毀所有改組委員會，領導失業工人作廣大的擾亂，打政府機關、警察局，奪取敵人的武裝，破壞敵人的軍隊，加緊工農士兵貧民代表會議的宣傳，並在各農民暴動較大的區域建立工農貧民代表會議，在廣大的群眾鬥爭中，建立群眾組織的新形式的政權機關，如此之後，才能舉行總的奪取政權的暴動獉，目前的策略亦應當如此。如在這一個不同的政治觀點上，我以為不僅要湖北的同志討論，同時且要全國的同志討論，如果在這一觀點上，湖北與全國同志認〖為〗我指導錯誤，應當處罰，我亦承認。

　　六、湖北工農運動，一向基礎不好，這不是證明我不相信群眾的力量（我想這句話，如果有同志說我，總不應當）。但決定湖北的工作應當加以注意，批評過去的工作亦應當加以注意。此外，國民黨背叛後，湖北省委指導機關之健全與否，亦應加以注意，同時中央應當負責。最後我要聲明的，我十月十號左右已正式脫離省委工作。

　　亦農

　　十二月十二日於漢口

　　[1]中央湖北特別委員會，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四日成立，書記蘇兆征。中共中央規定特別委員會的任務是：查辦長江局及中共湖北省委在唐生智潰退時指導方針的錯誤；召集中共湖北省委擴大會議，討論湖北政治任務和工作方針，改組省委。查辦期間，停止羅亦農中央兩湖巡視員及中共湖北省委常委職權，由中央湖北特別委員會代行省委常委職權。

　　[2]C．Y．，英文CommunistYouthLeague的縮寫，意為共產主義青年團，見本書第92頁注31。

　　[3]唐生智，見本書第157頁注⑧。

　　[4]十月十四日，應為十月十七日之誤，參見本書第338—341頁《黨的策略應當是發展遊擊戰爭》一文。

　　[5]武漢與南京的衝突、東南與武漢的衝突，均指李宗仁、唐生智之戰。這裡，武漢代表唐生智，南京、東南代表李宗仁。李唐戰爭，見本書第345頁注①。

　　[6]王一飛，見本書第34頁注①。

　　[7]武漢與南京的衝突、東南與武漢的衝突，均指李宗仁、唐生智之戰。這裡，武漢代表唐生智，南京、東南代表李宗仁。李唐戰爭，見本書第345頁注①。

　　[8]任旭，見本書第327頁注⑥。

　　喬年，即陳喬年，見本書第34頁注①。

　　[9]職工國際，見本書第54頁注④。

　　[10]共產國際，見本書第4頁注②。

　　[11]C.Y.的國際，指青年共產國際，一譯少共國際。共產國際領導的各國革命青年的國際聯合組織。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成立，一九四三年宣告解散。

　　[12]劉昌群，一九二七年十月，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共青團長江局書記。

　　[13]決議案，指《長江局最近政治決議案》，見本書第363—366頁。

　　[14]擴大會，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見本書第369頁注⑤。

　　[15]秋白，即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蘇常州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任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常委。大革命失敗後，主持召開八七會議。會後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過「左」傾盲動主義錯誤。一九三五年六月被國民黨殺害。

　　[16]葉賀，即葉挺、賀龍，見本書第337頁注10。

　　[17]《長江局通訊》，中共中央長江局的機關刊物。一九二七年十月創刊，同年十一月停刊。

　　[18]《致湖北省委的信》，即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長江局致湖北省委信。這封信是當時擔任長江局秘書長的蔡振德，根據羅亦農十月三十日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會議上的發言內容，在會後第三天憑追憶及當日會議記錄寫成，未經羅亦農過目即發出。指示信指出：「經過兩湖廣東之失敗，總的暴動目前已不能重來，不過敵人並非同一階級，他們變法沒有純一之政權，加之新軍閥之混戰，未來的革命大潮必將捲土重來。」「現在是要實行土地革命之宣傳，加緊工農的鬥爭，朝著暴動路上走，創造一新的革命大潮。」

　　[19]韓光漢，時任共青團湖北省委書記。

　　關向應，時任共青團湖北省委委員。

　　[20]李宗仁，見本書第157頁注⑧。

　　程潛，見本書第59頁注13。

　　[21]原文如此。

　　[22]周恩來，見本書第370頁注10。

　　[23]維漢，即李維漢，見本書第370頁注12。

　　[24]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期間，中共武昌市委試圖發動武勝門外紗廠工人罷工並進城劫獄，未成。同月十二日徐家棚鐵路工人為向路局索薪舉行罷工。十五日，罷工失敗。

　　[25]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唐生智軍自鄂東退守黃州、鄂城，十一日唐部何鍵三十五軍為保存實力，突然于十一日向武漢撤退，唐軍全線崩潰。當日晚，唐生智宣佈下野。在上述形勢下，十日，中共湖北省委發出通告，要求武漢三鎮各級黨部在唐生智退出武漢之前，即佔據工廠及各機關，公開恢復湖北總工會及各工會。十三日，根據省委常委的決定，舉行了武漢三鎮總同盟罷工，並在當天下午集合群眾攻擊友益街，佔領了湖北省總工會。

　　[26]程、胡、李，指程潛、胡宗鐸、李宗仁。

　　胡宗鐸（一八九二——一九六二），字今予，湖北黃梅人。當時任西征軍第三路第七軍軍長。十一月西征軍進入武漢後，兼任武漢衛戍司令，湖北省政府委員。

　　[27]這裡是指十二月三四日。

　　[28]郭亮（一九〇一——一九二八），湖南長沙人。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參加南昌起義，任工農委員會委員。同年十一月下旬，調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湖北特別委員會，郭亮為委員。

　　(1)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日，出席共青團中央擴大會議的團長江局代表、湖北省委代表劉昌群、韓光漢，上書黨、團中央，控告羅亦農和中共湖北省委在唐生智潰退時「畏縮不前，臨陣退縮」，「犯了極嚴重之機會主義的錯誤」，要求中共中央依據十一月擴大會議「『整飭政治紀律』之精神，徹底追究」。四日，中共中央決定組織中央湖北特別委員會，前往湖北「查辦」長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的「錯誤」。十二月十四日，在特委的主持下，召開了中共湖北省委擴大會議。這次會議的主題是討論湖北黨內圍繞著武漢暴動問題的爭論。本文是羅亦農向湖北省委擴大會議提交的書面報告。原載《中央政治通訊》第二十期，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二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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