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羅亦農

目前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

　　（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

　　今天的報告有五個問題。第一是党的機會主〖義〗；第二是「八七」會議後之黨的策略及廣東兩湖秋收暴動之失敗[1]；第三是廣東兩湖秋收暴動失敗後中國革命的趨勢；第四是黨對於目前時局的策略；第五是黨的本身問題。這是目前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負責同志必須切實瞭解，才可以使中國共產黨的策略不致走上錯誤的道路。尤其是在廣東和兩湖秋收暴動失敗後的現在，黨裡面發生了許多不同的意見，已經形成一個嚴重的問題，負責同志更不能不有正確的瞭解。至於今天的報告，只是一個大概，希望各同志以後詳細討論。

　　一、黨的機會主義

　　許多同志，都說黨的機會主義太厲害了，過去許多工作的失敗，就是由於這個原因。什麼是中國共產黨的機會主義？要批評這個，主要的是要看政治項〔傾〕向。中國共產黨的機會主義，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四月十二日[2]以前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3]以前；第二個階段是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到「八七」會議。機會主義在四月十二日以前，主要的傾向是沒有站在工農的階級利益上和太重視大資產階級的力量，所以客觀上幫助了資產階級的發展。上海暴動[4]的失敗，其原〖因〗即在於此。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的機會主義，是阻遏了工農的直接行動，而遷就小資產階級領袖的妥協反動分子。馬日事變，農民的力量本有解決許克祥[5]的可能，農民並已奮起向許克祥進攻，湖南省委不敢領導他們鬥爭，反而阻遏農民革命的發展。湖北工農對於資產階級和豪紳地主的進攻，黨亦因遷就小資產階級領袖的妥協反動分子而加以阻礙，跟著小資產階級大唱其所謂工農商聯合，結果遂使兩湖資產階級豪紳地主發展，工農勢力萎縮。因此中國共產黨過去的政策，可以說完全不是無產階級的貧農政策，而是小資產階級的領導，跨在工農階級之上。

　　為什麼會發生機會主義？發生機會主義的根本原因在哪裡？中國共產黨以後是否有發生機會主義之可能？簡單的說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情形，實有形成中國共產黨的機會主義之可能。中國共產黨發生機會主義的根本原〖因〗是不瞭解中國各社會階級的階級關係，因之不明了中國革命發展的程度。例如四月十二日以前，中國革命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四月十二日以後，小資產階級業已表現動搖，但党沒有看清楚，後來反要遷就小資產階級。中國的社會是工〔農〕業經濟的社會，本應發展資本主義，但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受歐美資本主義的影響及歐美資本主義的侵入。現在礦山、鐵路、紗廠、輪船及銀行、商業等，最大部分在外人之手，所以中國資產階級的力量非常薄弱。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的目的在剝削中國工農，所以便為其本身之發展而勾結土豪劣紳軍閥。歐戰發生，西歐資產階級無力經營東亞，中國資產階級乘機發展，中國資產階級發展到相當的程度自然要與帝國主義衝突，「五四」運動就是這種衝突的表現。在五卅運動中，資產階級初亦起來反抗帝〖國〗主義，後見工人階級的力量日漸強大，乃與帝國主義勾結共同壓迫工人，三月二十日的事變[6]，就是這種傾向的表示。北伐一開始，資產階級就一面自求其發展，一面壓迫工農。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農村經濟被其破壞，連年戰爭，更造成經濟的大恐慌，□□□相繼失業流為土匪，自動的起來向豪紳地主進攻。同時無產階級亦隨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發展，勢力日漸雄厚，鬥爭愈趨劇烈，資產階級乃又與豪紳地主相互勾結，共同壓迫工農。簡括一句話，就是資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豪紳地主等，都是一樣的和他們勾結起來壓迫工農。資本主義既不能向前發展，又不能回到封建社會，於是小資產階級亦為革命潮流高漲時鬥爭的對象。城市中店員與商人發生衝突，鄉村間農民與小地主劇烈鬥爭。因為農民的出路必須解決土地問題，所以使整個的小資產階級動搖起來。假若黨能堅決地站在工農的利益上，發展直接鬥爭的力量，必能領導工農造成一新局面。但在當時，党不惟不領導工農直接鬥爭，反而對於小資產階級領袖的妥協反動分子儘量遷就，其根本原因，即由不知道中國不能發展資本主義，亦不能回到封建社會，在三重壓迫之下，工農沒有其他的出路。同時因為中國是落後的國家，一般的知識程度低下，落後的心理非常豐富，因此，我們黨不能不更堅決地站在農民的觀點上，解決農民的切身問題。我們不應反對吃排家飯，戴高帽子，燒房子，並且我們應進一步領導這個鬥爭，在鄉村沒收土地，分配土地，在城市管理工廠，則中國革命必然展開一個新局面。我們不知道這一點，所以怕搶錢殺人。這即由於沒有堅決的無產階級和貧農的意識，這是中國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中國革命，只有無產階級和貧農才能擔負，必須堅決行動才能引起他們的革命狂潮，這一點的關係非常巨大。例如現在要工人起來，如不打改組委員會，不殺工賊工頭、流氓走狗，必然不能鼓動工人。對於農民也是一樣，不殺豪紳地主，農民必無起來的可能。多殺，廣大的群眾才能普遍的起來。我們稍有猶豫遲疑的表示，不堅決的領導群眾打資本家、改組委員會、豪紳地主等，一切工作，都會沒有辦法。湖南秋收暴動的失敗，就是這個原因。這是說明中國共產黨的策略，應站在工農的行動上，根本破壞一切舊有的關係，才能發展工農的階級意識，鼓動工農的革命情緒，提高工農的鬥爭興趣，直到暴動起來，奪取政權，完成革命。

　　二、「八七」會議後黨的策略及廣東、兩湖秋收暴動之失敗

　　大家都知道，中央曾經有次革命，這次革命就是「八七」會議。「八七」會議考察出過去黨的策略，完全斷送了中國革命，延長了中國革命的時間，所以決定新的策略——暴動，廣東由軍隊幫助農民暴動，兩湖群眾暴動。後見廣東、兩湖的農民都已相繼起來，中國革命愈進入土地革命，中央又決定不僅提出工農專政，而且提出蘇維埃政權，並與國民黨完全斷絕關係。令葉挺、賀龍兩部和廣東農民聯合奪取廣東，兩湖農民在秋收時普遍暴動，其他各省亦決定暴動。暴動以兩湖為中心（因為湖南的農運比較有基礎），暴動時先取得兩湖中心的武長鐵路，取得嶽州[7]、長沙，斷絕兩湖關係，動搖湖南政權，完成湖南暴動，再聯廣東取湖北。這即是「八七」會議後中央的重要策略。

　　這個策略是正確的，在執行時就發現許多錯誤。這一次失敗的原因很多，主要的是主觀的原因。

　　在湖南，馬日事變及武漢政府反動自然是客觀的重要原因，但失敗的根本原因還是主觀的。此次湖南緊急會議[8]發現了三點最重要的原因：

　　第一，湖南省委並沒有什麼策略，事實上只是作了一點軍事投機。在八月二十一日的計劃，只想用兩團兵力奪取長沙，毫無群眾工作之可言。全省只派了六十個人下鄉，湘陰、益陽等縣還沒有下暴動命令，許多同志不知道省委有暴動的計劃。因此，雖然取得安源、瀏陽、平江等縣，農民依舊沒有起來；同志亦僅欲籌款一二千元，而不殺戮豪紳地主、沒收土地分配土地，後來敵人剛才開到，即飛跑一千餘裡退入湘南、桂東等處。湘南、湘西亦全未發動。

　　第二，不瞭解秋收暴動的意義，不知道這是根本破壞一切舊有關係的革命運動，幾乎當作兒戲。省委只是坐在家裡指揮，將暴動時亦無人下鄉。原初預備的兩萬炸彈，後來只有一萬多，將屆暴動的時期，只有三千，最後只有二百餘了！軍事上亦無工作，只派了一個人作傷兵運動，用去了二千元便以為有人負責有把握了，結果則毫無成績。

　　第三，暴動沒有指揮機關。湖南省委在暴動中沒有起作用，省委完全失了指揮的機能。但是，湖南農民並非不要革命，澧〔醴〕陵一縣，只殺九個土豪劣紳，兩禮拜內，即有六百農民要求加入C．P．[9]。當時敵人方面，唐生智在湖南的力量並不雄大，嶽州只有一營，預備棄槍逃去，長沙駐軍亦開始偷跑，非常恐慌，其餘軍隊亦未集中，而湖南省委竟將中央決定十號暴動之日期改為十六號，後來竟自完全不動了。

　　湖北秋收暴動失敗的原因：第一是過去黨務和農運工作的毫無基礎。第二是機會主義的流毒太深。南昌事變以前，鄂東早已潰退，所有組織完全解體，武漢三鎮的工農組織也是連下級幹部都跑了。湖北的黨和工會、農會，在發展時是全國的第一位，在潰退時也是全國第一！但是省委依舊堅決的決定領導群眾起來猛烈鬥爭。湖北的秋收暴動，湖北省委早已決定，「八七」會議以後尤為堅決。現在可以證明省委的策略是正確的。湖北的秋收暴動，以鄂南為模範區[10]，但該區在九月八日的來信，竟無理由的將省委決定的暴動時期——九月九號改期，這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最後表現。蒲圻不攻城，但農民自動的起來鬧得很厲害。咸甯的農民也起來了。通山殺掉了縣知事，而特委則在新店事變[11]之後完全逃回，後來省委一再派他們前往，但是完全走不通，該區農民雖繼續奮鬥七八日，然因無人指揮，遂不得不陷於失敗。

　　在廣東方面，主觀力量比較更充足，農民已經普遍的起來，又有軍事的力量，但有一個反革命的指導機關——革命委員會[12]，他議決二百畝以下的不沒收，比起湘南農民議決五十畝以下的不沒收，實在相差太遠。他們不殺土豪劣紳，只相信槍桿的力量而又不集中，到了潮汕後，連步哨都不放了。未到惠州以前，即在準備作流寇，簡直是失敗主義。但在農民方面，前數月即已占領海陸豐[13]，事後仍未退卻。賀龍部下有一千多人要想投降李濟深，農民還有力量制止他們[14]。

　　總括一句話，「八七」會議後，中央的策略是正確的，湖北省委的策略也是正確的。此次的失敗，完全是因為廣東有了反革命的機關，湖南有了毫無作用的省委，湖北自省委以下，都沒有領導農民革命的勇敢和決心。

　　三、廣東及兩湖秋收暴動失敗後中國革命的趨勢

　　兩湖的秋收暴動失敗了，廣東的暴動失敗了，中國的革命潮流，究竟是高漲還是低落？有一種意見以為這次的暴動只是一個試驗，實際上工農群眾還沒有達到暴動的程度，所以失敗是應當的。這是說領導的錯誤。這個意見簡直是大錯誤。第二種意見說農民很好，本來可以勝利的，失敗由於党根本不好，還要切實研究，以後再來。這是不懂得中國共產黨所負的責任，不知道過去的錯誤只是策略的錯誤。這是兩個危險錯誤的觀念。

　　現在中國革命是否失敗了？廣東、兩湖秋收暴動的失敗，由於沒有廣大的群〖眾〗起來，雖然給中國革命以打擊，使聲威減低，但是，這個並不能證明中國革命是永久的失敗了。革命如果永久失敗，必定有兩個條件：第一，敵人的政權鞏固；第二，敵人能夠改良工農的生活。現在中國的政權，在廣東、東南和兩湖，都是新軍閥、資產階級、豪紳地主、流氓地痞站在一塊，無疑的要互相衝突。廣東自張發奎回去後，汪精衛亦趕回，已與李福林等互相發生衝突[15]；東南方面，何應欽、李宗仁、白崇禧[16]等互相衝突；兩湖方面，唐生智與何健〔鍵〕[17]衝突，何健〔鍵〕與雜色軍隊衝突，目前又有寧漢衝突[18]。這樣，他們當然不能集中全力來壓迫工農。所以敵人的政權不穩固，客觀上可以推動革命的發展。此外，目前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等的衝突和資產階級的跳舞，都是以丘八[19]為轉移，因此工商業不能發展。例如武漢工人失業的已有十余萬，商店關門，連幾千萬的大銀商都倒閉了，其餘的小資本家更是沒有辦法，因之工資減少，物價提高，使城市罷工，鄉村恐慌，階級鬥爭日益加緊，任何人來都沒有辦法可以維持現狀，更說不上改良工農的生活。再加戰事發生，戰區內則拉夫封船，焚掠騷擾，非戰區的苛捐雜稅亦必增多，這種情形，必然要使革命猛烈向前發展。在這時，如果灰心，便是反革命。

　　四、黨對於目前時局的策略

　　我們既經確定中國革命潮流必然繼續向前發展，因此，中國共產黨的策略仍然要走上暴動的道路。秋收暴動雖然失敗了，暴動的時期還是沒有過，所以黨的策略依舊是照著暴動的路上走，但不是馬上暴動。因為暴動是要破壞敵人的軍隊，毀壞敵人的一切力量，才奪取政權，組織政府。必須經過□□的準備工作。我們現〖在〗的暴動，並不是要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一句某年某月中國農民暴動以為光榮，而是要得著實在的勝利，所以對於如何暴動的問題，必須切實注意。

　　在準備暴動中，有幾個問題可以注意：

　　第一，有些同志的意見，以為在唐生智倒臺時，我們即行暴動。這個意見本來很深刻，但是，在唐生智沒有倒臺的時候能不能提出暴動的口號？在暴動的時候是不是會臨陣脫逃？唐生智趕走□□，□不是有新軍閥繼之而起？把這幾個問題切實考量之後，所得的答覆便是不能暴動，只能奪取武裝，發展更大的暴動。怎樣達到暴動？這個問題很重要。要達到暴動，首先須創造新的革命潮流，否則不能集中群眾的力量鎮壓敵人。但要創造新的革命潮流，必須宣佈暴動之目的。我們現在要建立工農政權，實行土地革命，必向群眾表示我們的真面目，尤其在新軍閥戰爭有造成全國大混戰之可能時。長江局決定，反新軍閥戰爭是目前重要工作之一。暴動要廣大的群眾參加，並須指明民眾的出路，所以此時的口號是打倒新軍閥，打倒唐生智，打倒汪精衛，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政權等。工農的日常鬥爭，目前均須加緊進行。

　　第二，農民運動目前應擴大遊擊戰爭，殺盡豪紳地主，沒收豪紳地主的土地和一切公地，分配土地，一鄉一縣的弄起來，由貧農領導。自耕農反對此種行動，亦須在排斥之例〔列〕。對小地主也不要「文明」，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我們必須站在階級的觀點上，很劇烈的作種種鬥爭。現在我們應該提出這個口號：「C．P．文明，就是保護豪紳地主」。中國的革命太文明了，是絕對不能成功的！現在還要注意集中力量，多派人到重要的縣份，幫助農民，真正殺土豪劣紳。

　　第三，工人方面的鬥爭，不僅是增加工資，減少工時，組織秘密工會。現在中國革命，已發展到工農一再崛起，暴動打倒敵人的時候，主要的工作是準備二次暴動。在日常的鬥爭中，要準備武裝鬥爭，因為一切敵人都有武裝，如果沒有決心同他們武裝衝突，則必至完全不能行動。再者，工人的生活目前很痛苦，所以我們目前領導工人鬥爭，第一要有決心和敵人武裝衝突，第二要組織工廠作坊委員會，在佔領工廠或罷工勝利之時管理生產。失業工人的問題，在工人階級未能奪得政權時，沒有徹底解決的辦法，現在可要求救濟金，沒有，即打毀失業工人救濟局，打毀工農廳。

　　第四，要破壞敵人的武裝，加緊對士兵的宣傳。一營人中，只要有幾個反對長官，在作戰時用槍將長官擊斃，即可使其全營潰散。更要奪敵人的武裝，遇有小部分的敗兵，或在目前軍隊調動有小部分經過某地時，均可奪取其武裝，發展遊擊戰爭，準備第二次暴動。

　　五、黨的問題

　　黨的問題，大家都很注意。黨是機會主義的黨，組織不健全，沒有很好的領袖和幹部人才，沒有很好的思想，都是眼前的事實。但是我們的黨是爭鬥的黨，雖然有許多缺點，也有許多光榮歷史，不能只看見了這許多缺點，就說党根本要不得。

　　其實現在有許多人拚命的攻擊過去的錯誤而不提出積極的辦法，也不過是一種機會主義。我們並不是說黨不要批評，不過在批評以後，還須積極的提出以後的辦法。有人用批評過去錯誤的方法，把自己拉開，輕輕地卸去自己的責任，更是大錯誤。列寧說：你們如果要革命，便要證明你們在革命，否則便是反革命。批評過去，必須指出今後的工作，如果只是批評過去，必然會使工作停頓。在批評過去或現在的工作時，更要找住中心問題，不然就沒有意義了。有許多的批評，只注意於一些零星末節，實在非常錯誤。零星末節的錯誤，只是次要的問題，我們必須分別輕重。黨是要積極批評的，但不可本末倒置的批評。現在是階級分化的時候，一有不慎，即可流為反革命，所以同志們必須在革命主義、革命政策之〖下〗聯合起來。

　　另外還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要在新政策之下，改造黨的組織。從省委到支部都要召集黨員大會或代表大會，改選負責人員，剷除腐化分子。對於消極的、不好的領導分子，馬上即須與以處罰，因為一個領袖都有一部分群眾，他們的態度不良，影響極為重大，所以必須嚴厲處分，絲毫不能妥協。

　　[1]廣東之失敗，指南昌起義之失敗。參見本書第330頁注①。

　　[2]四月十二日，指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的「四一二」反共政變。

　　[3]第五次代表大會，指一九二七年四月在武漢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4]上海暴動，指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

　　[5]許克祥（一八九一——一九六七），字以行，湖南湘鄉人。一九二七年春任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第三十三團團長。五月二十一日，他在長沙發動反革命事變，搗毀湖南省總工會、農會及其他革命團體，捕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製造了馬日事變。隨後投向蔣介石集團，被任為獨立第二師師長。

　　[6]三月十二日事變，指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蔣介石在廣州製造的排擠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的中山艦事件。

　　[7]嶽州，即今湖南省岳陽市。

　　[8]湖南緊急會議，指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在長沙召開的中共湖南省委擴大會議。這次會議總結了湖南秋收起義的經驗教訓，制訂了今後湖南省黨的工作路線，改組了中共湖南省委。

　　[9]C．P．，英文the Communist Party的縮寫，意為共產黨。

　　[10]鄂南暴動，參見本書第336頁注①。

　　[11]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鄂南暴動爆發後，十二日，中共鄂南特委在蒲圻、通城交界處的西坑組織了革命政府，計劃聯合在新店的「人民自衛軍」（由土匪改編）會攻嘉魚、咸寧等地。起義隊伍集中至新店後，「人民自衛軍」叛變，將隊伍繳械，省黨部鄂南巡視員漆昌元等被殺害。次日，特委遷去新店時，複遭伏擊，特委機關被打散。這就是新店事變。

　　[12]軍事力量，指南昌起義軍。革命委員會，全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是南昌起義後成立的以共產黨占多數的與國民黨左派的聯合政權。一九二七年八月二日成立。南昌起義是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武裝起義，但它以「繼承國民黨正統」為號召，反對反革命的南京政府和武漢政府，故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名義。

　　[13]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反革命後，海豐、陸豐等地的農民，于四月、九月、十月先後舉行三次起義，並在陸豐、海豐先後成立了縣蘇維埃政府，一直堅持到一九二八年四月。

　　[14]南昌起義軍在廣東流沙失敗後，賀龍部二十軍一師退至海陸豐，副師長歐學海向駐海陸豐敵軍團長接洽投降，為農軍知悉，途經青炕時，遭農軍伏擊。

　　[15]張發奎（一八九六——一九八〇），字向華，廣東始興人。一九二七年六月任第二方面軍總指揮。汪精衛集團分共後，九月率部回粵，任廣東省代理軍事廳長兼省黨部組織部長。十月兼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廣州政治分會臨時軍事委員會委員、副參謀長。

　　李福林，見本書第68頁注14。

　　[16]何應欽，見本書第219頁注17。

　　李宗仁，見本書第157頁注⑧。

　　白崇禧，見本書第255頁注⑤。

　　[17]唐生智，見本書第157頁注⑧。

　　何鍵，見本書第349頁注⑥。

　　[18]寧漢衝突，指一九二七年十月爆發的李宗仁、唐生智戰爭，見本書第345頁注①。

　　[19]丘八，「兵」字由「丘」、「八」兩字構成，故當時民間稱兵為丘八。

　　(1)這是羅亦農在中共湖南省委擴大會議上的報告。原件無時間，文件收文戳記上的時間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月份是編者判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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