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湖北省委政治報告|羅亦農

中共湖北省委政治報告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日）

　　我是上月[1]十七日才開始在湖北工作，一直到現在。湖北工作可以分作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開始工作的時候，可說毫無頭緒，此時在省委中工作的人有五十多個。回想當時的策略是潰退的。所有黨的組織均非常之弱。到了七月二十三日，《中央日報》[2]發表汪精衛等的演說詞與論文以及國民黨中央宣佈了容共之政策之真像〔相〕後，於是湖北工作進行到了第二階段。汪精衛等之論文以及民黨[3]中央宣佈容共政策之經過的用意，當時省委以為是：他們以改良主義為根本，使C．P．[4]失掉一切群眾，然後進行殺戮C．P．。此時省委即決取進攻的政策，並預備一個總同盟罷工，宣佈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的假面具。南昌事變及總同盟罷工[5]後，於是又進行到第三階段。此時省委注意到了秋收暴動的工作。我曾于此時與任×[6]同志作了一個很長的計劃，並提出派五百人到鄉下去工作。首先討論此工作的時候，省委與中央有幾位負責同志還猶豫，表示懷疑，經過再次討論之後大家才同意了。派人的結果還好，現在計算已派出去的有三六〇人到三七〇人。鄉中工作分為鄂南、鄂北、鄂西、鄂東、鄂中、沿京漢鐵路及襄棗[7]第〔等〕六區，各區都預備成立特別委員會。現已成立特委的為鄂南、鄂西、鄂中、襄棗四區，主要的工作是土地革命，實行殺土豪劣紳、抗租抗稅、沒收地主土地等等工作。省委對此有很大的決心，但亦有缺點，即省委意見雖一致，但我左右的時候似乎多了一點。每每我一提出意見，大家贊成就是了，這是不好的現象。而最近陳××[8]同志病，王××[9]同志走鄂北，華×[10]又是新來，於是省委變成了獨裁。同時派出去的同志亦有幾種傾向：一、舊的觀念和習慣。此種傾向例如在襄棗一帶表現出來，此地同志過去幾不懂得黨的策略，一直到王××去後才漸漸懂得。二、第二種傾向是鄂中、鄂西派去的同志雖然懂得党的策略，但仍不能堅決于相信群眾領導奮鬥，致在行動表現得不積極。三、鄂南工作，過去是認為最莫有辦法的，現在反變成了最有辦法的，農民群眾的行動，確是一種暴動的局面，還〔這〕是由於鄂南負責同志很忠實的執行省委策略的原故。但他們對群眾的政治宣傳做得不大好，同時還有一點不相信群眾力量的錯誤傾向，前次，鄂南負責同志來，他第一個問題即提出，武漢我們的隊伍有多少？如鄂南暴動是否從武漢派兵即時可以消滅？我當時即對他們這種看輕群眾力量而重視軍事的傾向極力改正。後我第二次到鄂南去更特別注意如〔於〕此，結果才算是相當的打破了這種觀念。現在可說政治觀點最清楚的要算是鄂南了。但必須說明，如結〖果〗鄂南暴動失敗，必失敗在負責同志尚不堅決的執行與領導群眾的奮鬥上面。四、第四種傾向即是有一部分同志莫明其妙。這次我們派出去的同志，如果有二分之一能起作用，那就是很好的成績了。現在大體上說來，派人出去的成績還好，湖北農民運動的新局面，純全是派出大批工作同志的結果。

　　過去黨的基礎無論在武漢三鎮或在鄉下都不好，機會主義之毒可謂特深。這次鬥爭，完全是新的力量來擔負的。在鄂南，三禮拜前改選，有二分之一舊的不好的分子落選，二分之一新的積極分子當選，這也是黨相信群眾的好處。講到鄉下黨的發展狀況，比較算是鄂南為最好，鄂西次之，鄂東現在無辦法，襄棗情形尚不大清楚，不能報告。

　　鄂南的暴動是已經起來了，暴動應當是勝利，如失敗，就是我上面所說的，失敗在同志尚不能相信與領導群眾的奮鬥上面，至於農民的氣象是絕對勝利的表現。如勝利，一定要打嶽州[11]，與湖南聯合創立一兩湖暴動的中心。我們希望是各地暴動同時起來，襄棗現雖失敗了，但我們仍希望他起來，同時希望鄂西也起來。任×昨日已回，他說鄂中特委不得動，與各縣都接不到頭，天門、漢川比較能動，所以鄂中又要打折扣了。鄂西公安、當陽一帶工作較遲，現在似乎有幾縣有辦法，如江陵最有把握的農民有兩千，公安有兩萬，當陽有三四萬，江漢有同志八十人，農民為最多，農民有四十幾個同志，該縣有紅會[12]一萬多與土劣衝突，有硬肚會組織在苓河口曾與十五軍打過一次仗，結果勝利。此地駐軍暫編十五師不滿千人，約有槍七八百枝，完全是土匪改編的，據說二軍駐此的零零碎碎的有一萬人，取中立態度。此地有一大土豪謝某，人民自衛團在其手中，有長槍一八〇枝，四十枝駁殼槍，現準備解決他。我們在江陵有駁殼槍十枝，土槍刀矛一千多，在江陵二區，有六十多人在造土槍，每日可出二枝。公安有同志七八十人，長槍一五枝，另有長槍二百多在王××同志手中，可受我們的影響。此地無駐軍。當陽僅有十余同志，快槍十枝，手槍一枝，土槍、梭鏢在一萬以上。此外尚有十六軍學生隊一二人，內有同志四十人。石首以前有三十多同志，有槍三百枝，尚不知在何人手中。

　　宜昌農協的數量不詳，市郊農民尚好。我們有四十枝駁殼槍在宜昌對面某山上，系由十六軍拖來，可以抓住。此地碼頭工會可做工作，海員正進行罷工。宜昌駐有二軍二三師人，當地土豪劣紳想組織人民自衛團，找我們同志幫忙。沙市工會招牌還在，但自己不能活動，現正進行碼頭、車夫、廚業等工會的組織。在沙市下游有捧〔棒〕匪二千多，系楊森[13]殘部。這些是鄂西的情形，這些地方可為軍事群眾暴動的區域。我以為公安、沙市、當陽等地應馬上暴動。十二三〖日〗公安、當陽即行開始，開始後，我決令他們向南發展，以與鄂南暴動匯合。明日即派人去。

　　暴動成功有希望的地方總要算是鄂南，次為鄂西。襄棗一區我們也要將他特別注意的。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有多少力量，暴動有多少力量。即不能佔據城市的地方，也一樣要儘量殺土劣、殺政府官吏，施行紅色恐怖，幫助農民抗租抗稅，到處出沒無常作土匪式行動，如此土地革命才可以發展起來。各處騷擾的現象如能繼續兩禮拜，則整個湖北暴動局面必大不同。現在要想種種方法來激動群眾，我們的口號行動須按兩湖暴動計劃。現在我們的工作究已到何程度尚不得而知，不過今天的報告，比較從前的報告就要切實的多了，此為五十二人鄉村中的土地革命工作的進行的情形。

　　此外，農村中的客觀情形有兩種：一、鄂南完全接受並實行我們的口號。二、其他各地的農民本不想交租，也覺得土劣不好，但恐怕政府不下命令不好，甚至有些農民覺得一點租不交也說不過去。農民有這種思想的原因，並不是農民不願殺土劣願交租，而是農民意識尚未總會〔匯〕起來集中到行動上走〔去〕，而是我們未領導他們，這是我們應當特別注意的。

　　武漢三鎮的工作，可說是用力最多而成效絕少。自省委改組以來，對於三鎮，即抱定不相信過去黨的基礎，本有英勇的鬥爭才有黨的組織的精神來工作。省委一開始工作即將各機關縮減了一半，但工作並不比從前壞。同時有許多的困難：一、同志不懂得什麼叫鬥爭，尤不懂得什麼叫秘密工作，一直到八月二十〖日〗以後，到處壓迫起來的時期，大家才感覺到要秘密起來，這可以證明黨的幼稚了。二、無論工會、黨部的工作都無干部中心，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三、省委不健全，是工作不好的原因，因為湖北工作需要一個好而健全的省委。比如八月十日省委看見工作太不好，決定省委的人都分別到各區委各支部去跑，結果，因陳××非常實際，他跑的地方都起來了，其他的人跑的地方一點成效也莫有，於是又決定由陳一人去跑了一禮拜，這一禮拜的工作非常之好，各地都接起頭來了，不久陳即病，暫時又接不起頭了，由此即可證明省委健全與否之重要。任×比較實際，所以農運工作也比較作得好。四、時常破壞機關，一機關破壞後，經了幾天都不能工作，並且工作還有一點家長式的情形，或一兩個重要工作同志被捕，即全部工作發生問題。

　　省委過去對於武漢三鎮的主要策略是照著下面幾點進行的：一、抓住工人群眾；二、發展經濟罷工；三、建立黨的基礎；四、努力作群眾的政治宣傳；五、武裝暴動技術的準備。省委的策略是對的，但因下面不懂得省委的策略，所以進行得非常之壞；省委不健全也是進行得不好的一個原因。工人卻〔部〕亦弱，李××[14]同志是一個群眾的煽動人材而不是多方面的一個指導者。在事實上武漢三鎮工作不好的情形，可以在兩個地方表現出來，一、黨員的數量我接事時有八千人，到總罷工之前三四天，僅有三千，罷工後則減至二千五百，八月中則更減至二千，現在則僅存一千二百六十九人了，其中尚有些靠不住。黨的群眾雖然一天一天的減少，但黨的策略仍然繼續進行。二、武漢三鎮工人因：1．生產機關的佔有者方面說，他們因為交通和金融等關係得不到許多利潤，廠主必向工人進攻，企圖在儘量剝削工人上取得多的利潤；2．政府反動，也向工人進攻；3．工人本身條件非常之壞。這三方面無論從哪方面說，工人都需要一個罷工的鬥爭。事實上有許多企圖都有促成罷工的事實，只是我們並莫有去領導工人實行經濟鬥爭，這並不是工人不要C．P．，而是C．P．不要群眾，實際上是反群眾的行動，自絕於群眾。說到工會的力量，我不能說那裡有多少那裡有多少，只能大概的說各廠各地有一點，但是不多，整個的自然拿不住，這是很糟糕的，但目前實無辦法。

　　我以為今天是湖北黨的工作的一個關鍵，因為今天是舊曆的中秋，同時又是兩湖暴動的總發動日。今天以後的工作情形不同了，此後的問題：武漢是否暴動呢？技術上仍是要準備，但何時可以暴動呢？這必在到處農民暴動都提起來的時候。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拿群眾並引導群眾作實際的鬥爭，特別是引導工人作經濟鬥爭，其次才是政治鬥爭。今天以後，武漢三鎮方面的情形是上海去年五卅周年紀念以到去年十月上海工人第一次暴動以前的情形，即大的經濟罷工的情形。因廠方生產不好，工廠關門，工人情形不好，失業的增多，在此情況之下，黨即〔既〕不能領導工人實行鬥爭，各處也必發生一些工人自動起來的小的部分直接鬥爭，所以党現應儘量發展經濟鬥爭，只有如此，才能在工人群眾中重建黨的信仰及發展黨的組織。

　　農民暴動影響三鎮工人一定很大，武漢工人目前聽得農民殺土劣的消息，我們即從他們中間聽見了「他們殺土豪劣紳，我們也來幹了」的回聲！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今天我曾告訴區委書記，要他們回去多發簡短的傳單，多作煽動罷工的工作。現在罷工即失敗也是勝利的，至少我們可以從每次罷工中抓得積極的分子，我認為這種工作是很重要的。但同時我也覺得也有些困難：一、許多負責同志不能跑到群眾中去活動；二、即有幾個好的同志去，則有被捕的危險，以致影響工作更大；三、從前向忠發的工會[15]都已改組，下級工會一時無法起來，因此今天以後的經濟鬥爭是非常困難的。此經濟鬥爭免不了一部分同志要犧牲，自然我們不是故意拿些同志去送死，但我們亦不能怕同志犧牲。以後此同志犧牲了就要發生如何大影響。總之，從今天以後湖北需要一個積極的行動，在此積極行動當中，省委本身有極大的困難，即省委本身不健全。目前武漢三鎮需得力同志甚多，但無法想。同時還有困難，如各地農民暴動一起來，不知要多少力量來應付，省委又無人能到各地方跑，講到人材總是困難的問題。

　　以後武漢三鎮的工作，主要有兩個：一、經濟鬥爭；二、努力作政治宣傳。集中兩個方向做去：1．宣傳農村的暴動；2．用簡單事實（如說：如果漢甯妥協成功了，為什麼政府各機關都遷往南京，而獨軍事委員會不遷呢？可見仍是軍閥的衝突）證明漢寧妥協之不會成功。前者是提高並發展群眾的鬥爭情緒，後者是打破群眾的一切幻想。此外還應注意：三、造黨的工作；四、武裝暴動技術的準備。這是今天以後的四個工作方針。

　　最後我們要再三提出的是省委太弱的問題，常委要特別注意此點！我以為兩湖工作的人太少，此次暴動失敗後還好辦，如果勝利了，又有何辦法來應付那時的環境呢？

　　[1]上月，應為七月之誤。參見本書第384—399頁《對於湖北問題的答辯》一文。

　　[2]《中央日報》，中國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一九二七年三月在漢口創刊。

　　[3]民黨，中國國民黨之代稱。

　　[4]C．P．，英文the Communist Party的縮寫，意為共產黨。

　　[5]總同盟罷工是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二日武漢工人總同盟罷工。大革命失敗後，為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常委在決定南昌起義的同時，決定舉行武漢同盟罷工響應南昌起義。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日，武漢人力車夫五千人因反動軍警強行以國庫券兌換銅元、毆打車夫而罷工。八月二日，在中共湖北省委領導下舉行了總同盟罷工，參加罷工的有漢陽兵工廠工人等七萬多人。同月十五日，罷工在反動政府的高壓政策下失敗。

　　[6]本文中的任×均指任旭，又名任曙，四川南充人。當時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農民部長。同年十月，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農委主任，在省委書記陳喬年患病期間，任代理書記。一九二九年參加託派組織「無產者」，被開除黨籍。

　　[7]襄、棗，即湖北省襄陽、棗陽。

　　[8]本文中的陳××均指陳喬年。見本書第34頁注①。

　　[9]本文中的王××，除第321頁外，其餘均指王一飛，見本書第34頁注①。八七會議後，王一飛奉中共中央指示，從漢口去鄂北襄陽，領導發動駐鄂北的國民聯軍張兆豐旅舉行兵變。

　　[10]華×，即華林，時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宣傳部長。

　　[11]嶽州，即今湖南省岳陽市。

　　[12]紅會即紅槍會。見本書第238頁注①。

　　[13]楊森，見本書第197頁注13。

　　[14]李××，即李震瀛，見本書第173頁注18。

　　[15]向忠發的工會，指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以向忠發為委員長的湖北全省總工會。向忠發（一八八〇——一九三一），湖北漢川人。一九二八年在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一九三一年六月在上海被捕後叛變。同月被國民黨槍殺。

　　(1)這是羅亦農在中共中央常委會上的報告。原載《中央通訊》第五期，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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