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區委江浙兩省政治經濟狀況與今後工作進行方針報告決議案|羅亦農

對於區委江浙兩省政治經濟狀況與今後工作進行方針報告決議案

　　（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旬）

　　大會聽了亦農同志江浙兩省政治經濟狀況和今後工作進行方針的報告之後，認為：

　　（一）中國的革命運動，自從五卅運動民眾運動廣大的發展以及北伐軍佔領武漢直到現在，已經在歷史上造成了一新的時期，即革命民眾運動怒潮高漲時期。這民眾革命運動思潮高潮時期，不但動搖了軍閥的統治，改變了國民政府統治之下的各城市與鄉村的舊有關係，激動了幾千萬民眾革命的行動與組織，並且動搖了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長江上游帝國主義者的威望已掃地，西南各省帝國主義者的勢力快要純全消滅，歷來視為在華侵略的根據地上海，帝國主義的勢力亦發生動搖。

　　上海是帝國主義者八十年來苦心孤詣剝削中國的結果，是中國工商業最發達、產業工人最多的地方，是中國反帝國主義運動最短兵相接的地方，換言之，是中國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大本營。帝國主義者因為要保持他在華侵略的根據地的上海，所以歷來特別幫助東南各省的軍閥，事實上過去東南的軍閥政府的太上政府，就是上海租界的領事團。現在帝國主義者眼見中國的革命怒潮要在上海激昂澎湃，他的勢力將要根本消滅，因此竭力圖存，用全力幫助孫傳芳在浙江作戰，以期死灰復燃，挽救于萬一。在上海租界周圍，什麼滿布電網，什麼嚴重戒備，什麼增派艦隊，什麼增加海陸軍，都不過是表示帝國主義的驚慌失措。最近上海及江浙各地到處都嚴厲的壓迫革命運動，逮捕與革命無深切關係的商人、名流、學者，以及所謂有產者，都不過是表示帝國主義者之臨死發狂，何嘗是孫傳芳等反動軍閥的意識。總之，帝國主義者在華的勢力已經動搖，中國的革命運動正在不斷地猛勇的向前發展，站在根本消滅帝國主義者在華勢力的方面說，江浙兩省的工農階級、特別是上海的工人階級及被壓迫的市民，已經到了嚴重的時期，即進了他們反帝國主義運動的中心責任時期。上海的工人階級是全國工人階級的模範，在反帝國主義的戰線上，應當特別表示他偉大的力量。

　　（二）中國的革命運動目前雖然向前發展，但同時亦現出很大的危險，這一危險性的具體表現，就是正在發展的革命戰線內和革命戰線外的裡應外合的反赤大聯合。這一反赤大聯合的實現，其結果直接是國民黨新右派與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勝利；間接是帝國主義與北洋反動軍閥的成功。他將要撲滅至少亦要分裂目前正在發展的革命運動。這實是中國革命運動中之一大危機。江浙兩省的資產階級的力量特別發達，江浙兩省的紳士官僚的勢力特別壯大，一旦北伐軍新右派的軍隊佔領江浙，這一危險現象將更可怕。因為他有很深的社會基礎，易於爆發這一危險現象，其結果將動搖全國革命運動。江浙兩省的工農階級、特別是上海的工人階級以及被壓迫的革命民眾，他們目前的責任，即在廣大的發展本身的組織，提高革命的高潮，制止這一反赤的聯合戰線在江浙實現。

　　（三）江浙兩省的資產階級，特別是上海的資產階級，因為江浙與上海工商業特別發達的關係，他們的政治覺悟程度特別高，他們的企圖特別大，可以說是全中國的資產階級的模範。他們之中雖然有所謂的買辦、民族資產階級之區別，但買辦不一定是反革命的，民族的資產階級不一定是革命的；買辦亦有參加革命者，民族的資產階級亦有絕對的反革命者[1]。這是由於中國革命運動積極發展的結果。不過大部分買辦尤其是大買辦是反革命的；多數的民族資產者是革命的，在革命勢力高漲時，他們也表現一些革命，實際是改良的意識與行動，尤其是孫傳芳的勢力消滅，一旦政局轉變的時候，他們將盡力活動，企圖實現他們的政治主張，所謂改良主義的政治。這種政治並不是徹底革命的，他們並不能與帝國主義者及一切反動勢力作最後的奮鬥，他們將半途而廢，因為他們永久是以妥協的手段取得革命的利益。在另一方面，他們又害怕工人運動崛起，雖然，他們現在願意與工會接近，謀設立所謂勞資仲裁的機關，但這即是謀將他們的影響深入工人群眾，遲早他們將純全反轉面孔，與工人階級成為死敵。這是由於他們要取得革命的領導地位，企圖成為未來的統治者的原故，也可以說，這是他們的根性。然同時我們不要忘記江浙兩省的工人階級、特別是上海工人階級，是中國的工人階級群眾最多、最集中、勢力最大、政治覺悟最高的地方，站在階級的立腳點，他應當戰勝江浙兩省的資產階級，他應當與江浙兩省的資產階級爭革命的領導地位，消滅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影響，在一切民眾中發展。其方法主要的是擴大反帝國主義運動，使資產階級不敢與帝國主義者妥協，立在工人階級政治口號領導之下，或者純全暴露他們的反革命的根性，〖使之〗失掉一切群眾。如此才能挽救江浙兩省未來革命的危機，才能使江浙兩省的革命民眾歸入正軌。

　　（四）上海及江浙兩省的工人階級為著制止革命的危機，取得革命的領導地位，不只本身的組織要有廣大的發展，並且要發展廣大的革命的民眾運動，尤其是要拉住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的群眾。因為中國的革命不要經過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本黨目前惟一的責任，即在發展江浙兩省的工農運動及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的運動。本黨應當指出：江浙兩省的工農群眾及被壓迫小資產階級群眾的惟一的出路，在於努力爭得工農與小資產階級群眾的民主主義的獨裁制的政治口號的實現。本黨應當指出：上海的工人階級及上海市民目前惟一的出路，在於爭得工人與被壓迫的市民的民主獨裁制的政治的實現，如此才是革命的正道。在努力實現工人與被壓迫的市民的民主獨裁的政治口號之下，模範的上海無產階級當特別表示他歷史的偉大力量。這不僅對於全中國有重大的意義，並且可以給全世界工人階級與被壓迫民眾以莫大的革命的影響。在工農與小資產階級的民主獨裁制及工人與被壓迫的市民的民主獨裁制的政治口號未實現以前，本黨應當不斷的提出政治的與經濟的口號，提高革命民眾的情緒，增加革命民眾的政治覺悟。應當發展各種形式的經濟罷工及抗租、反對苛捐雜稅等形式的農民運動，以擴大並鞏固工農的組織。應當特別認識農民在革命中的偉大力量，農民如果不有廣大的組織，工人階級勢將處於孤立，這是一最危險的事情。然就北伐軍到來政局轉變一方面觀察，農民亦將自農〔動〕的起來，因此本党目前對於農民運動應當特別注意，應當培養和預備許多作農民運動的人才。應當利用帝國主義者本身以及與資產階級之間的衝突，隨時應用以革命的政策與行動，使他們不互相妥協。在北伐軍的勢力到臨之後，應當提出省民會議、縣民會議等民主的口號；在鄉村中，應當領導農民在事實上取得鄉村政權。但要努力上面所說的各種責任的實現，必須要有一個廣大的群眾政黨指導。本黨過去的組織力量太弱，黨員的數量太少，未能深入各種民眾，未能普遍在江浙各地發展和擴大本黨的組織。大會認為須積極發展本黨的組織，擴大黨員的數量，增高黨員的政治覺悟，努力使党成為一切群眾運動的核心，如此，才能應付目前中國革命運動的嚴重時期。至於國民黨問題，過去國民黨各級機關事實上都是我們同志包辦，結果國民黨在群眾中並不能有多大的發展。今後須特別注意領導國民黨左派工作，經過他們，取得城市中的小資產階級群眾，在農村中與之共同盡力于農民運動，並須按照中央漢口特別會議如何創造國民黨左派的決議案，培養國民黨左派。

　　總之，大會認為我們已到了歷史上的嚴重時期，即革命向右衰落與革命向左發展決定時期，本党應當領導江浙兩省的工農階級，特別是上海的工人階級爭得革命的領導地位，努力於工農與小資產階級的民主獨裁制及工人與被壓迫市民的民主獨裁制的政治口號之實現。

　　[1]這個觀點是根據彭述之的意見加上的。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三日上海區委主席團政治問題委員會討論決議案要點，彭述之以中共中央局委員的身份出席了會議。他在會上提出：「對於買辦官僚階級不要太看死，因為買辦階級自身的過程就是漸漸脫離帝國主義，如對關作存放問題等都反對，所以，到了革命高潮時，中國的官僚買辦階級也有傾向革命的可能」；「中國改良資產階級目前勢力似未顯明，但其結果必與官僚買辦結合而反革命」。「我不但與之爭領導權，結果要打倒他。雖然，我們在某種條件中要利用他，而不是聯合，聯合只能應用於小資產階級。」

　　(1)這是羅亦農代中共上海區委第一次代表大會起草的黨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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