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勢嚴重下之廣州政府|羅亦農

形勢嚴重下之廣州政府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唐繼堯[1]禍滇、禍黔、禍桂不足，複野心勃發，積極圖謀傾覆廣州政府，其反革命行為久已顯著，但造成廣州政府目前的嚴重情勢決不只一唐繼堯，還有許多反革命的力量與他聯合一致。簡單一句話，現在廣州革命政府實處於日、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段祺瑞、唐繼堯、陳廉伯、陳炯明、劉震寰、楊希閔、馬素[2]等積極聯合進攻的狀態中。

　　唐繼堯受日本的操縱，當他尚未遣兵入桂之前，得到日本大批軍火的援助；及遣兵入桂，其一切軍事進行計劃，純系他的軍事參謀日本人山原氏為他運籌帷幄[3]。

　　賣國親日的段祺瑞以大批金錢勾結陳炯明、林虎[4]，運動他們於廣東革命政府反唐軍事緊急的時候，反攻江東〔東江〕，直接的固然證明段祺瑞謀推翻廣州革命政府，間接的難道不證明日本帝國主義暗中指示嗎？

　　但是，徒一唐繼堯還不能使廣州革命政府發生動搖，因為假若廣州革命政府所統屬的滇軍、桂軍、湘軍、粵軍能一致的團結起來，就是剿滅唐繼堯亦有餘。在政治一方面說，雖然廣州革命政府不能使被壓迫的勞苦人民純然滿意，但廣州究竟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廣州革命政府始終還是舉著打倒帝國主義、推翻軍閥的旗幟，比賣國親日的安福政府[5]實有天壤之別，何況唐繼堯禍滇、禍黔、禍桂的罪史昭彰？所以廣東人民聞唐繼堯遣兵入桂，想直搗廣東之後，無論商人的團體、學生的團體、工會、農會等均發表宣言，擁護政府，宣佈唐繼堯的罪狀。可恨的就是一班聯唐的反革命軍閥如劉震寰、楊希閔等，為他們個人的地位勢力，不惜犧牲一切，與唐繼堯勾結，為他的內應，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實現他們的野心，至〔致〕使革命政府所處的情勢，一天一天的嚴重，廣州的人民一天一天的陷於惶恐的狀態中。

　　楊、唐之合作，據記者所知亦有其最近的原因，當〖東〗江[6]軍事尚未澎漲〔膨脹〕、中山病重北京[7]的時候，國民黨左派統一軍事機關，預備集中軍力，肅清東江起見，提議組織革命委員會，楊希閔等反對。攻東江計劃：黃埔[8]和粵軍一部打右翼，桂軍全部和滇軍一部打中翼，滇軍胡思舜、范石生[9]部打左翼。實際上，當軍事緊急的時候，劉震寰親赴雲南勾結唐繼堯，擁戴唐為西南盟主，以期其遣兵進攻廣西，推翻革命政府；楊希閔當時雖未與唐繼堯勾結，然取中立態度，並未與陳炯明軍隊正式開火。不料僅一月的時間，右翼之黃埔軍隊及粵軍居然肅清東江，電告大捷。東江肅清後，粵軍的勢力一天一天的擴充，當然不利於滇軍，同時滇軍的勢力又不能伸張至東江，楊希閔有見於此，曾設法提議組織他前所反對之革命委員會，以為此委員會組織之後，其中委員之一決不至少他，藉此不但可以緩和粵軍之進攻，或者還可利用機會，伸張其勢力于東江。不意此時之國民黨左派，認東江肅清後，須繼續肅清所有反動的軍閥，然後才可組織革命委員會，因此革命委員會之組織，無形沉寂。此時的楊希閔若真系革命者，盡可表明心跡，粵軍當然不至有意外的舉動，何況政府領袖們、國民黨的領袖們素無魄力，憚於屏棄有實力的反動軍閥！楊希閔計不出此，當范石生在南寧失敗，公然盡棄前仇與唐繼堯〖聯〗絡。

　　現在看他們的實力是什麼。據記者所得的消息，在本月十七八左右，聯唐派曾在香港皇后酒店六十號開會。楊希閔、劉震寰、馬素、陳廉伯均親自出席；唐繼堯、段祺瑞、林虎、陳炯明、鄧本殷[10]次〔及〕香港政府均派有代表參加。據聞劉震寰曾寫信給孫科、張繼[11]，請其出席會議，孫、張並未赴港，亦未派代表參加。此會議上議決馬素擔任外交，與香港政府接洽一切。單拿參加這次會議的名單一看，就可知道反革命的力量是什麼。那些反革命的力量明目張膽的聯合向革命政府進攻，是否如他們所藉以號召的謀西南團結肅清共產黨？只要是稍有常識的人便明白了。劉震寰、楊希閔、賣國親日的安福首領段祺瑞，勾結陳炯明等推翻革命政府，是應有的政策，最使人痛心的就是不肖的國民黨右派馬素等，于中山先生方死不久，公然公開的與反動的軍閥、反革命的買辦階級、賣國親日的安福政府及英、日帝國主義者勾結，圖謀推翻該党總理四十餘年革命遺留下的一塊革命根據地，不知何以慰該党總理「在天之靈」！這班反革命分子的罪惡，孫中山先生在日時，本來就說過：最後十餘年來他天天就忙於與這班分子打仗。現在他們的罪惡更加昭彰了，他們反革命的假面具純然揭破了，他們還在香港各報今天發表什麼馬素的談話，明天又揭破什麼共產黨的陰謀，利用社會一般懦弱的心理，陰行其叛黨反革命之實。許久以前就應當毅然決然的開除出國民黨，國民黨的諸領袖們總是猶豫不決，現在總可深一層的認識了他們，決定對他們應取的政策了！

　　反革命力量的結合已如上述，但反革命的力量中以唐繼堯、劉震寰、楊希閔最有實力。劉震寰、楊希閔之動作最使革命政府危險，因為劉、楊的軍隊一大部分駐廣州及廣州的附近。在半月以前本來就應當發作，但因為劉、楊之部下的意見並未一致，與唐繼堯尚未聯絡妥當，因此有香港會議發生，不料香港會議除劉、楊得到陳廉伯五十萬幫助外，並未得到積極的結果。迨劉震寰、楊希閔返廣州後，情形已大變更，革命政府已久〔經〕從事各種實力的準備且已佈置妥當：黃埔及許崇智[12]的軍隊不日從東江返廣州，朱培德、譚組安、援鄂軍（程潛部）[13]鎮師北江，李福林[14]鎮師河南，李濟深[15]鎮師西江，聯唐派的軍隊大有被包圍之勢，劉震寰、楊希閔因此不敢積極爆發。然楊希閔返廣州後第二日即實行占駐民產保證處、煙酒公買局、電燈局、飛機學校、國民黨第七區黨部、黃沙車站等機關，於是廣州之情形日趨嚴重，廣州純然在聯唐派反動軍閥勢力範圍之下。在這個時期內使人可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國民黨中派有妥協的傾向。當楊希閔、劉震寰還在香港的時候，胡漢民曾派鄒魯[16]赴上海勸駕，汪精衛且親自出馬。及楊希閔返廣州後，二十六、二十七兩日在頤養園連開兩次重要會議，出席者有楊希閔、劉震寰、廖行超[17]、趙成梁[18]、胡思舜、胡漢民、汪精衛、譚延闓等。這兩次會議，因十分秘密，其內容外間無從知道，但據記者所知，有汪精衛提出大本營改組和起草反唐宣言，劉震寰、楊希閔等願意簽字的消息，總不外是妥協。汪精衛本一書生，素以調和派首領自居，當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炮擊觀音山的時候，尚且與陳炯明調和誤大事，這次難免不舊病復發。至於胡漢民，原本與許崇智的意見不合，與其他國民黨各有實力的首領的意見又未見得純然融洽，不無恐怕反動軍閥純然肅清後，許、廖、蔣等[19]提出改組大本營，難被推為政府的領袖，因有想留一部分反動軍閥的力量保存自己現有的地位的嫌疑。但是民眾的空氣是不願意政府妥協的，商會、各工會、農會、學生團體開會時，均發表宣言擁護政府，反對唐繼堯，要求政府肅清反動的軍閥，因為他們深知道反動的軍閥不肅清，革命政府不能整頓吏治，統一行政，從事各種建設。在別一方面，據記者所知道的軍事計劃也難使政府妥協，其勢必求于武力解決。此外滇軍將領聯唐的陰謀一天一天的證實，革命政府的領袖們似漸知道劉、楊等之所以要求妥協，在於集中兵力，得到各方面的同情待機而發，因此他們最近一二天的態度比較堅決。戰爭是不可免的。至於反動的軍閥戰勝還是革命政府戰勝，雖還不可預定，但是反動軍閥得不到民眾政治的同情，反動軍閥的實力沒有革命政府的充足，論理，應當革命政府戰勝，從此使廣東的人民處於和平之境！

　　[1]唐繼堯（一八八三——一九二七），字蓂賡，雲南會澤人。滇軍軍閥。當時任雲南省省長、川滇黔三省聯軍總司令、建國聯軍總司令。一九二五年三月孫中山逝世後，自封大元帥府副元帥，勾結駐廣州之滇桂軍楊希閔、劉震寰，出兵進佔南寧、柳州，企圖自桂東下廣東，推翻廣州政府。六月，楊劉叛亂平定後，退回雲南。一九二七年被龍雲、胡若愚等逼迫去職。同年五月病逝。

　　[2]陳廉伯（一八八四——一九四五），廣東南海人。英國滙豐銀行廣州分行買辦。一九一六年起任「粵省商團軍」總團長。一九二四年十月發動商團叛亂，失敗後逃往香港。

　　陳炯明，見本書第23頁注。

　　劉震寰（一八九〇——一九七二），字顯臣，廣西柳州人。桂系軍閥。一九二二年投靠孫中山，駐廣州地區。一九二五年時任駐粵桂軍總司令兼廣西省長、廣州革命政府委員。同年六月，與楊希閔相勾結，發動叛亂，企圖顛覆廣州革命政府。失敗後逃亡香港。

　　楊希閔（一八八六——一九六七），字紹基，雲南賓州人。滇系軍閥。一九二二年與劉震寰一起投靠孫中山。一九二五年時任駐粵滇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廣州革命政府委員。同年十一月，在和劉震寰發動叛亂失敗後，逃往香港。

　　馬素（一八八三——一九三一），廣東廣州人。曾任孫中山英文秘書、南京臨時政府秘書處外交組組長、中國國民黨美洲總支部長等職。一九二四年回國。國民黨改組前，因反對國共合作遭到孫中山的嚴厲訓斥。

　　[3]運籌帷幄，語出《史記·高祖本記》：「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後以「運籌帷幄」泛指策劃機要。

　　[4]林虎（一八八七——一九六〇），字隱青，廣西陸川人。陳炯明部重要將領。一九二四年陳炯明準備進犯廣州時，林部為右翼主力。一九二五年廣州政府第一次東征時，在廣東興寧、河源、紫金一帶被殲。失敗後，退到閩、贛邊境，後離廣東閒居上海。

　　[5]安福政府，指段祺瑞控制下的政府。一九一八年段祺瑞為抵制孫中山在廣州召集的國會非常會議，指使親信徐樹錚、王揖唐等在北京安福胡同組織俱樂部，包辦選舉，重選國會議員。在同年八月召開的新國會中，他們占了約百分之三十的席位。時稱這一集團為「安福系」，稱其把持下的國會為「安福國會」，稱段祺瑞控制下的政府為安福政府。

　　[6]東江，此處指陳炯明。

　　[7]中山，即孫中山。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孫中山應馮玉祥、張作霖、段祺瑞電邀，離粵北上商討國是。十二月四日抵達天津時已病重。同月三十一日扶病由津入京。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京逝世。

　　[8]黃埔，指黃埔校軍，由黃埔軍校教導團第一、第二團和學生總隊組成。第一次東征結束後，一九二五年四月，教導團第一、第二團組成黨軍第一旅。同年八月，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

　　[9]胡思舜、范石生，楊希閔所部建國滇軍第三、第二軍軍長。

　　[10]鄧本殷，陳炯明部嫡系將領。時任高雷羅陽欽廉瓊崖八屬督辦、聯軍總指揮。一九二五年九月，陳炯明部進攻廣州，鄧本殷配合進攻。一九二六年二月，所部為國民革命軍殲滅。

　　[11]孫科（一八九一——一九七三），字哲生，廣東香山（今中山）人。時任廣州市長。一九二五年七月，廣東革命政府成立，任國民政府委員、建設廳廳長。一九二六年一月，當選為國民黨二屆中央委員，任廣州市長、廣東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十一月，任省常務委員會主席。張繼（一八八二——一九四七），字溥泉，河北滄縣人。著名的國民黨右派。在一九二四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六月，與謝持、鄧澤如等聯名提出所謂「彈劾共產黨案」。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積極參與組織「西山會議」，反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對共產黨。一九二六年三月被推為「西山會議派」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12]許崇智（一八八七——一九六五），字汝為，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人。時任國民黨候補監察委員、中央軍事部長、建國粵軍總司令。一九二五年七月國民政府改組後，任廣東國民政府常務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軍事部長，廣東省軍務廳長、省務會議主席，粵軍總司令，財政監督，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特別委員會委員。同年八月廖仲愷被刺後，被蔣介石排擠出廣州。

　　[13]朱培德（一八八九——一九三七），字益之，雲南鹽興（今祿豐縣）人。曾任建國滇軍總司令，後改任建國第一軍軍長。一九二五年七月後，任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長。

　　譚組安（一八七九——一九三〇），即譚延闓，湖南茶陵人。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建國湘軍總司令。一九二五年七月國民政府成立後，任國民政府委員兼軍事委員會委員、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長。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九月寧漢滬三方在上海成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任大會主席，並被推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

　　程潛（一八八二——一九六八），字頌雲，湖南醴陵人。時任建國攻鄂軍總司令。一九二六年一月，任國民政府委員兼國民革命軍第六軍軍長。一九二七年，先後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第一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中央特別委員會委員等職。十月寧漢戰爭爆發後，任西征軍總指揮兼第四路總指揮、第六軍軍長。西征軍進入武漢後，任湘鄂臨時政務委員會主席。

　　[14]李福林（一八七四——一九五三），字登同，廣東番禺（今廣州市）人。廣東地方派軍人。時任建國粵軍第三軍軍長。一九二五年九月，任國民革命軍第五軍軍長。一九二八年，被解除軍職。

　　[15]李濟深（一八八六——一九五九），原名濟琛，字任潮。原籍江蘇，生於廣西蒼梧。時任建國粵軍第四軍第一師師長、黃埔軍校教練部主任。一九二五年九月，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軍長。十月，改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戰爭開始後，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總參謀長，率部駐廣州。十一月，當選為廣東省政府委員、軍事廳廳長，廣州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變後，在廣州發動四一五政變。後任廣州政治會主席兼廣東省政府主席。

　　[16]胡漢民，見本書第24頁注27。

　　鄒魯（一八八五——一九五四），字海濱。廣東大埔人。一九二四年在國民黨一大上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兼青年部長。會後，反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時任國立廣東大學校長。孫中山逝世後，積極參加組織國民黨右翼團體西山會議派，反共反蘇。

　　[17]廖行超，滇軍楊希閔部第二師師長。

　　[18]趙成梁，滇軍楊希閔部第一師師長。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在廣州革命政府平定楊劉戰役中被擊斃。

　　[19]許、廖、蔣，即許崇智、廖仲愷、蔣介石。

　　廖仲愷（一八七七——一九二五），廣東惠陽人。著名國民黨左派。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後，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政治委員會委員，並先後兼任工人部長、農民部長、黃埔軍校國民黨黨代表、廣東省長、財政部長、軍需總監等職。孫中山逝世後，堅決執行三大政策，反對國民黨右派的分裂活動。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在廣州被右派勢力暗殺。

　　(1)本文原載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嚮導》第一一八期，署名亦農。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