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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1)


  這六十多篇雜文,是受了壓迫之後,從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種的筆名,障住了編輯先生和檢查老爺的眼睛,陸續在《自由談》上發表的。不久就又蒙一些很有「靈感」的「文學家」吹噓,有無法隱瞞之勢,雖然他們的根據嗅覺的判斷,有時也並不和事實相符。但不善於改悔的人,究竟也躲閃不到哪裡去。於是,不及半年,就得著更厲害的壓迫了。敷衍到十一月初,只好停筆,證明了我的筆墨,實在敵不過那些帶著假面,從指揮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

  不做文章,就整理舊稿,在年底裡,粘成了一本書,將那時被人刪削或不能發表的,也都添進去了,看起分量來,倒比這以前的《偽自由書》要多一點。今年三月間,才想付印,做了一篇序,慢慢的排、校。不覺又過了半年,回想離停筆的時候,已是一年有餘了,時光真是飛快。但我所怕的,倒是我的雜文還好像說著現在或甚而至於明年。

  記得《偽自由書》出版的時候,《社會新聞》曾經有過一篇批評,說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書的本意,完全是為了一條尾巴──《後記》。這其實是誤解的。我的雜文,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幾乎是或一形象的全體,不加什麼原也過得去的了。但畫上一條尾巴,卻見得更加完全。

  所以我的要寫後記,除了我是弄筆的人,總要動筆之外,只在要這一本書裡所畫的形象,更成為完全的一個具象,卻不是「完全為了一條尾巴」。

  內容也還和先前一樣,批評些社會的現象,尤其是文壇的情形。因為筆名改得勤,開初倒還平安無事。然而「江山好改,秉性難移」,我知道自己終於不能安分守己。《序的解放》碰著了曾今可,《豪語的折扣》又觸犯了張資平,此外在不知不覺之中得罪了一些別的什麼偉人,我還自己不知道。但是,待到做了《各種捐班》和《登龍術拾遺》以後,這案件可就鬧大了。

  去年八月間,詩人邵洵美先生所經營的書店裡,出了一種《十日談》,這位詩人在第二期(二十日出)上,飄飄然的論起「文人無行」來了,先分文人為五類,然後作結道──

  除了上述五類外,當然還有許多其他的典型;但其所以為文人之故,總是因為沒有飯吃,或是有了飯吃不飽。因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錢。一枝筆,一些墨,幾張稿紙,便是你所要預備的一切。嘸本錢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此乃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的事實。

  我們的文壇便是由這種文人組織成的。

  因為他們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因此他們的目的仍在職業而不在文人。他們借著文藝宴會的名義極力地拉攏大人物;借文藝雜誌或是副刊的地盤,極力地為自己做廣告:但求聞達,不顧羞恥。

  誰知既為文人矣,便將被目為文人;既被目為文人矣,便再沒有職業可得,這般東西便永遠在文壇裡胡鬧。

  文人的確窮的多,自從迫壓言論和創作以來,有些作者也的確更沒有飯吃了。而邵洵美先生是所謂「詩人」,又是有名的巨富「盛宮保」的孫婿,將污穢潑在「這般東西」的頭上,原也十分平常的。但我以為作文人究竟和「大出喪」有些不同,即使雇得一大群幫閒,開鑼喝道,過後仍是一條空街,還不及「大出喪」的雖在數十年後,有時還有幾個市儈傳頌。窮極,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銀又並非文章的根苗,它最好還是買長江沿岸的田地。然而富家兒總不免常常誤解,以為錢可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確的,也許還可以通神,但通文卻不成,詩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詩便是證據。我那兩篇中的有一段,便是說明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帶官兒,卻沒有裙帶文人的。

  【注釋】

   《社會新聞》:參看本卷第182頁注。該刊第五卷第十三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發表署名「莘」的《讀〈偽自由書〉書後》一文,攻擊魯迅說:「《偽自由書》,魯迅著,北新出版,實價七角。書呢,不貴,魯迅的作品,雖則已給《申報·自由談》用過一道,但你要曉得,這裡還有八千字的後記呢,就算單買後記,也值。並且你得明瞭魯迅先生出此一書的本意,是為那些寫在《自由談》的雜感嗎?決不是,他完全是為了這條尾巴,用來穩定他那文壇寶座的回馬槍。」

   《十日談》:邵洵美等辦的一種文藝旬刊,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創刊,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停刊。上海第一出版社發行。

   「盛宮保」:指盛宣懷,參看《偽自由書·從盛宣懷說到有理的壓迫》注。清廷曾授他「太子少保」官銜。一九一六年盛死後,他的家屬舉辦過轟動一時的「大出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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