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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講 清小說之四派及其末流(1)


  清代底小說之種類及其變化,比明朝比較的多,但因為時間關係,我現在只可分作四派來說一個大概。這四派便是:

  擬古派、諷刺派、人情派、俠義派。

  一、擬古派

  所謂擬古者,是指擬六朝之志怪,或擬唐朝之傳奇者而言。唐人底小說單本,到明時什九散亡了,偶有看見模仿的,世間就覺得新異。元末明初,先有錢唐瞿佑仿了唐人傳奇,作《剪燈新話》,文章雖沒有力,而用些豔語來描畫閨情,所以特為時流所喜,仿效者很多,直到被朝廷禁止,這風氣才漸漸的衰歇。但到了嘉靖間,唐人底傳奇小說盛行起來了,從此模仿者又在在皆是,文人大抵喜歡做幾篇傳奇體的文章;其專做小說,合為一集的,則《聊齋志異》最有名。《聊齋志異》是山東淄川人蒲松齡做的。有人說他作書以前,天天在門口設備茗煙,請過路底人講說故事,作為著作的材料;但是多由他的朋友那裡聽來的,有許多是從古書尤其是從唐人傳奇變化而來的──如《鳳陽士人》,《續黃粱》等就是──所以列他于擬古。書中所敘,多是神仙,狐鬼,精魅等故事,和當時所出同類的書差不多,但其優點在:

  (一)描寫詳細而委曲,用筆變幻而熟達。
  (二)說妖鬼多具人情,通世故,使人覺得可親,並不覺得很可怕。不過用古典太多,使一般人不容易看下去。

  《聊齋志異》出來之後,風行約一百年,這其間模仿和讚頌它的非常之多。但到了乾隆末年,有直隸獻縣人紀昀出來和他反對了,紀昀說《聊齋志異》之缺點有二:(一)體例太雜。就是說一個人的一個作品中,不當有兩代的文章的體例,這是因為《聊齋志異》中有長的文章是仿唐人傳奇的,而又有些短的文章卻象六朝的志怪。(二)描寫太詳。這是說他的作品是述他人的事蹟的,而每每過於曲盡細微,非自己不能知道,其中有許多事,本人未必肯說,作者何從知之?紀昀為避此兩缺點起見,所以他所做的《閱微草堂筆記》就完全模仿六朝,尚質黜華,敘述簡古,力避唐人的做法。其材料大抵自造,多借狐鬼的話,以攻擊社會。據我看來,他自己是不信狐鬼的,不過他以為對於一般愚民,卻不得不以神道設教。但他很有可以佩服的地方:他生在乾隆間法紀最嚴的時代,竟敢借文章以攻擊社會上不通的禮法,荒謬的習俗,以當時的眼光看去,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一個人。可是到了末流,不能瞭解他攻擊社會的精神,而只是學他的以神道設教一面的意思,於是這派小說差不多又變成勸善書了。

  擬古派的作品,自從以上二書出來以後,大家都學它們;一直到了現在,即如上海就還有一群所謂文人在那裡模仿它。可是並沒有什麼好成績,學到的大抵是糟粕,所以擬古派也已經被踏死在它的信徒的腳下了。

  二、諷刺派

  小說中寓譏諷者,晉唐已有,而在明之人情小說為尤多。在清朝,諷刺小說反少有,有名而幾乎是唯一的作品,就是《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安徽全椒人吳敬梓做的。敬梓多所見聞,又工於表現,故凡所有敘述,皆能在紙上見其聲態;而寫儒者之奇形怪狀,為獨多而獨詳。當時距明亡沒有百年,明季底遺風,尚留存於士流中,八股而外,一無所知,也一無所事。敬梓身為士人,熟悉其中情形,故其暴露醜態,就能格外詳細。其書雖是斷片的敘述,沒有線索,但其變化多而趣味濃,在中國歷來作諷刺小說者,再沒有比他更好的了。一直到了清末,外交失敗,社會上的人們覺得自己的國勢不振了,極想知其所以然,小說家也想尋出原因的所在;於是就有李寶嘉歸罪於官場,用了南亭亭長的假名字,做了一部《官場現形記》。這部書在清末很盛行,但文章比《儒林外史》差得多了;而且作者對於官場的情形也並不很透徹,所以往往有失實的地方。嗣後又有廣東南海人吳沃堯歸罪於社會上舊道德的消滅,也用了我佛山人的假名字,做了一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這部書也很盛行,但他描寫社會的黑暗面,常常張大其詞,又不能穿入隱微,但照例的慷慨激昂,正和南亭亭長有同樣的缺點。這兩種書都用斷片湊成,沒有什麼線索和主角,是同《儒林外史》差不多的,但藝術的手段,卻差得遠了;最容易看出來的就是《儒林外史》是諷刺,而那兩種都近於謾駡。

  諷刺小說是貴在旨微而語婉的,假如過甚其辭,就失了文藝上底價值,而它的末流都沒有顧到這一點,所以諷刺小說從《儒林外史》而後,就可以謂之絕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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