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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 六朝時之志怪與志人


  上次講過:一、神話是文藝的萌芽。二、中國的神話很少。三、所有的神話,沒有長篇的。四、《漢書·藝文志》上載的小說都不存在了。五、現存漢人的小說,多是假的。現在我們再看六朝時的小說怎樣?中國本來信鬼神的,而鬼神與人乃是隔離的,因欲人與鬼神交通,於是乎就有巫出來。巫到後來分為兩派:一為方士;一仍為巫。巫多說鬼,方士多談煉金及求仙,秦漢以來,其風日盛,到六朝並沒有息,所以志怪之書特多,像《博物志》上說:

  「燕太子丹質于秦,……欲歸,請于秦王。王不聽,謬言曰,『令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而歎,烏即頭白,俯而嗟,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卷八《史補》)

  這全是怪誕之說,是受了方士思想的影響。再如劉敬叔的《異苑》上說:

  「義熙中,東海徐氏婢蘭忽患羸黃,而拂拭異常,共伺察之,見掃帚從壁角來趨婢床,乃取而焚之,嫂即平復。」(卷八)

  這可見六朝人視一切東西,都可成妖怪,這正就是巫底思想,即所謂「萬有神教」。此種思想,到了現在,依然留存,像:

  常見在樹上掛著「有求必應」的匾,便足以證明社會上還將樹木當神,正如六朝人一樣的迷信。其實這種思想,本來是無論何國,古時候都有的,不過後來漸漸地沒有罷了。但中國還很盛。

  六朝志怪的小說,除上舉《博物志》《異苑》而外,還有幹寶的《搜神記》,陶潛的《搜神後記》。但《搜神記》多已佚失,現在所存的,乃是明人輯各書引用的話,再加別的志怪書而成,是一部半真半假的書籍。至於《搜神後記》,亦記靈異變化之事,但陶潛曠達,未必作此,大約也是別人的託名。

  此外還有一種助六朝人志怪思想發達的,便是印度思想之輸入。因為晉,宋,齊,梁四朝,佛教大行,當時所譯的佛經很多,而同時鬼神奇異之談也雜出,所以當時合中,印兩國底鬼怪到小說裡,使它更加發達起來,如陽羨鵝籠的故事,就是:

  「陽羨許彥于綏安山行,遇一書生,……臥路側,雲腳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為戲言,書生便入籠,……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為君薄設。』彥曰:

  『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中具肴饌。……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

  『……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暫喚之……』……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

  此種思想,不是中國所故有的,乃完全受了印度思想的影響。

  就此也可知六朝的志怪小說,和印度怎樣相關的大概了。但須知六朝人之志怪,卻大抵一如今日之記新聞,在當時並非有意做小說。

  六朝時志怪的小說,既如上述,現在我們再講志人的小說。六朝志人的小說,也非常簡單,同志怪的差不多,這有宋劉義慶做的《世說新語》,可以做代表。現在待我舉出一兩條來看: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卷上《德行篇》)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褌衣,諸君何為入我褌中?』」(卷下《任誕篇》)

  這就是所謂晉人底風度。以我們現在的眼光看去,阮光祿之燒車,劉伶之放達,是覺得有些奇怪的,但在晉人卻並不以為奇怪,因為那時所貴的是奇特的舉動和玄妙的清談。這種清談,本從漢之清議而來。漢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議論政事,其初在社會上很有勢力,後來遭執政者之嫉視,漸漸被害,如孔融,禰衡等都被曹操設法害死,所以到了晉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議論政事,而一變為專談玄理;清議而不談政事,這就成了所謂清談了。但這種清談的名士,當時在社會上卻仍舊很有勢力,若不能玄談的,好似不夠名士底資格;而《世說》這部書,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書。

  前乎《世說》尚有《語林》、《郭子》,不過現在都沒有了。

  而《世說》乃是纂輯自後漢至東晉底舊文而成的。後來有劉孝標給《世說》作注,注中所引的古書多至四百餘種,而今又不多存在了;所以後人對於《世說》看得更貴重,到現在還很通行。

  此外還有一種魏邯鄲淳做的《笑林》,也比《世說》早。

  它的文章,較《世說》質樸些,現在也沒有了,不過在唐宋人的類書上所引的遺文,還可以看見一點,我現在把它也舉一條出來:

  「甲父母在,出學三年而歸,舅氏問其學何所得,並序別父久。乃答曰:『渭陽之思,過於秦康。』(秦康父母已死)既而父數之,『爾學奚益。』答曰:『少失過庭之訓,故學無益。』」(《廣記》二百六十二)

  就此可知《笑林》中所說,大概不外俳諧之談。

  上舉《笑林》,《世說》兩種書,到後來都沒有什麼發達,因為只有模仿,沒有發展。如社會上最通行的《笑林廣記》,當然是《笑林》的支派,但是《笑林》所說的多是知識上的滑稽;而到了《笑林廣記》,則落於形體上的滑稽,專以鄙言就形體上謔人,涉於輕薄,所以滑稽的趣味,就降低多了。

  至於《世說》,後來模仿的更多,從劉孝標的《續世說》──見《唐志》── 一直到清之王晫所做的《今世說》,現在易宗夔所做的《新世說》等,都是仿《世說》的書。但是晉朝和現代社會底情狀,完全不同,到今日還模仿那時底小說,是很可笑的。因為我們知道從漢末到六朝為篡奪時代,四海騷然,人多抱厭世主義;加以佛道二教盛行一時,皆講超脫現世,晉人先受其影響,於是有一派人去修仙,想飛升,所以喜服藥;有一派人欲永遊醉鄉,不問世事,所以好飲酒。服藥者──晉人所服之藥,我們知道的有五石散,是用五種石料做的,其性燥烈──身上常發炎,適於穿舊衣──因新衣容易擦壞皮膚──又常不洗,蝨子生得極多,所以說:「捫虱而談。」飲酒者,放浪形骸之外,醉生夢死。──這就是晉時社會底情狀。而生在現代底人,生活情形完全不同了,卻要去模仿那時社會背景所產生的小說,豈非笑話?

  我在上面說過:六朝人並非有意作小說,因為他們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樣的,統當作事實;所以《舊唐書》《藝文志》,把那種志怪的書,並不放在小說裡,而歸入歷史的傳記一類,一直到了宋歐陽修才把它歸到小說裡。可是志人底一部,在六朝時看得比志怪底一部更重要,因為這和成名很有關係;像當時鄉間學者想要成名,他們必須去找名士,這在晉朝,就得去拜訪王導,謝安一流人物,正所謂「一登龍門,則身價十倍」。但要和這流名士談話,必須要能夠合他們的脾胃,而要合他們的脾胃,則非看《世說》 、《語林》這一類的書不可。例如:當時阮宣子見太尉王夷甫,夷甫問老莊之異同,宣子答說:「將毋同。」夷甫就非常佩服他,給他官做,即世所謂「三語掾」。但「將毋同」三字,究竟怎樣講?有人說是「殆不同」的意思;有人說是「豈不同」的意思──總之是一種兩可、飄渺恍惚之談罷了。要學這一種飄渺之談,就非看《世說》不可。

  【注釋】

  孔融(153─208):字文舉,東漢末魯國(今山東曲阜)人。

  曾任北海相,後因反對曹操,為曹操所殺。禰衡(173─198),字正平,東漢末平原般(今山爾臨邑)人。因反對曹操被送至劉表處,劉表又將他送至黃祖處,終為黃祖所殺。

  《笑林廣記》:清遊戲主人輯。笑話集,四卷,分古豔、腐流、形體、閨風等十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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