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1936年2月21日致徐懋庸信

1936年2月21日致徐懋庸

　　徐先生：

　　十九日信收到。那一回發信後，也看見先生的文〔1〕章了，我並不贊成。我以為那弊病也在視小說為非斥人則自況的老看法。小說也如繪畫一樣，有模特兒，我從來不用某一整個，但一肢一節，總不免和某一個相似，倘使無一和活人相似處，即非具象化了的作品，而邱先生卻用抽象的封皮，把《出關》封閉了。關於這些事，說起來話長，我將來也許寫出一點意見。

　　那《出關》，其實是我對於老子思想的批評，結末的關尹喜〔2〕的幾句話，是作者的本意，這種「大而無當」的思想家，是不中用的，我對於他並無同情，描寫上也加以漫畫化，將他送出去。現在反使「熱情的青年」看得寂寞，這是我的失敗。但《大公報》的一點介紹〔3〕，他是看出了作者的用意的。

　　我當於二十八日（星期五）午後二時，等在書店裡。

　　專此布複，即頌時綏。

　　迅上　二月二十一日

　　〔1〕指《〈故事新編〉讀後感》，署岑伯作，載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八日《時事新報·每週文學》第二十二期。文中說《故事新編》所寫的「其實都是現代的事故」，「魯迅先生十分無情地畫出了」「近時的學者文士們」的「醜惡的臉譜」，又說：「《出關》中的老子之為魯迅先生的自況，也是很明顯的」，魯迅「似乎是被他所見的醜惡刺激得多悲觀了，所以他的性格仿佛日益變得孤僻起來，這孤僻，竟至使有些熱情的青年誤會他是變得消極了」。

　　〔2〕關尹喜《出關》中的人物，相傳為函谷關關尹。

　　〔3〕指《「海燕」》，宗玨作，載一九三六年二月七日天津《大公報。文藝》第八十九期「書報簡評」欄。文中說：《出關》「雖然是歷史題材，但是運用新的觀點，針對著某角落的現象，在大眾的面前揭露出一些曾經使許多人迷信的偶像的原形，還是極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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