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1934年12月6日致蕭軍、蕭紅信

1934年12月6日致蕭軍、蕭紅

　　劉吟先生：

　　兩信均收到。我知道我們見面之後，是會使你們悲哀的，我想，你們單看我的文章，不會料到我已這麼衰老。但這是自然的法則，無可如何。其實，我的體子並不算壞，十六七歲就單身在外面混，混了三十年，這費力可就不小；但沒有生過大病或臥床數十天，不過精力總覺得不及先前了，一個人過了五十歲，總不免如此。

　　中國是古國，歷史長了，花樣也多，情形複雜，做人也特別難，我覺得別的國度裡，處世法總還要簡單，所以每個人可以有工夫做些事，在中國，則單是為生活，就要化去生命的幾乎全部。尤其是那些誣陷的方法，真是出人意外，譬如對於我的許多謠言，其實大部分是所謂「文學家」造的，有什麼仇呢，至多不過是文章上的衝突，有些是一向毫無關係，他不過造著好玩，去年他們還稱我為「漢奸」，說我替日本政府做偵探〔1〕。我罵他時，他們又說我器量小。

　　單是一些無聊事，就會化去許多力氣。但，敵人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是自己營壘裡的蛀蟲，許多事都敗在他們手裡。因此，就有時會使我感到寂寞。但我是還要照先前那樣做事的，雖然現在精力不及先前了，也因學問所限，不能慰青年們的渴望，然而我毫無退縮之意。

　　《兩地書》其實並不像所謂「情書」，一者因為我們通信之初，實在並未有什麼關於後來的豫料的；二則年齡，境遇，都已傾向了沈靜方面，所以決不會顯出什麼熱烈。冷靜，在兩人之間，是有缺點的，但打鬧，也有弊病，不過，倘能立刻互相諒解，那也不妨。至於孩子，偶然看看是有趣的，但養起來，整天在一起，卻真是麻煩得很。

　　你們目下不能工作，就是靜不下，一個人離開故土，到一處生地方，還不發生關係，就是還沒有在這土裡下根，很容易有這一種情境。一個作者，離開本國後，即永不會寫文章了，是常有的事。我到上海後，即做不出小說來，而上海這地方，真也不能叫人和他親熱。我看你們的現在的這種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發展起來，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會上的情形，以及各種人們的臉。

　　以下答問——

　　1.我的孩子叫海嬰，但他大起來，自己要改的，他的爸爸，就連姓都改掉了。阿菩是我的第三個兄弟的女兒。

　　2.會是開成的〔2〕，費了許多力；各種消息，報上都不肯登，所以在中國很少人知道。結果並不算壞，各代表回國後都有報告，使世界上更明瞭了中國的實情。我加入的。

　　3.《君山》我這裡沒有。

　　4.《母親》〔3〕也沒有。這書是被禁止的，但我可以托人去找一找。《沒落》〔4〕我未見過。

　　5.《兩地書》我想東北是有的，北新書局在寄去。

　　6.我其實是不喝酒的；只在疲勞或憤慨的時候，有時喝一點，現在是絕對不喝了，不過會客的時候，是例外。說我怎樣愛喝酒，也是「文學家」造的謠。

　　7.關於腦膜炎的事，日子已經經過許久了，我看不必去更正了罷。

　　我們有了孩子以後，景宋幾乎和筆絕交了，要她改稿子，她是不敢當的。但倘能出版，則錯字和不妥處，我當負責改正。

　　你說文化團體，都在停滯——無政府狀態中……，一點不錯。議論是有的，但大抵是唱高調，其實唱高調就是官僚主義。我的確常常感到焦煩，但力所能做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獨戰」的悲哀。不料有些朋友們，卻斥責我懶，不做事；他們昂頭天外，評論之後，不知那裡去了。

　　來信上說到用我這裡拿去的錢時，覺得刺痛，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個俄國的盧布，日本的金圓，但因出版界上的資格關係，稿費總比青年作家來得容易，裡面並沒有青年作家的稿費那樣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緊。而且這些小事，萬不可放在心上，否則，人就容易神經衰弱，陷入憂鬱了。

　　來信又憤怒於他們之迫害我。這是不足為奇的，他們還能做什麼別的？我究竟還要說話。你看老百姓一聲不響，將汗血貢獻出來，自己弄到無衣無食，他們不是還要老百姓的性命嗎？

　　此複，即請儷安。

　　迅上　十二月六日

　　再：有《桃色的雲》及《小約翰》，是我十年前所譯，現在再版印出來了，你們兩位要看嗎？望告訴我。

　　又及

　　〔1〕替日本政府做偵探參看340516②信及其注〔10〕。

　　〔2〕指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組織的遠東反戰會議。一九三三年九月三十日在上海秘密召開，主題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到會的有英、法、比等國代表，魯迅未能到會，但被選為大會主席團名譽主席之一。

　　〔3〕《母親》高爾基著的長篇小說，參看331220①信注〔8〕。

　　〔4〕《沒落》即《阿爾達莫諾夫家的事業》，長篇小說，高爾基著，陳小航譯，一九三二年八月神州國光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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