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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7月22日致黎烈文


  烈文先生:

  晨寄一稿〔1〕,想已達;下午得廿一日信,謹悉種種。

  關於《自由談》近日所論之二事〔2〕,我並無意見可陳。但以為此二問題,範圍太狹,恐非一般讀者所欲快睹,尤其是剪竊問題,往復二次,是非已經了然,再為此輩浪費紙墨,殊無謂也。此後文章,似宜擇不太專門者,而且論題常有變化為妙。

  我意刊物不宜辦。一是稿件,大約開初是不困難的,但後必漸少,投稿又常常不能用,其時編輯者就如推重車上峻阪,前進難,放手亦難,昔者屢受此苦,今已悟澈而決不作此事矣,故寫出以備參考。二是維持,《自由談》僅《申報》之一部分,得罪文虻,尚被詆毀如此,倘是獨立刊物,則造謠中傷,禁止出版,或誣以重罪,彼輩易如反掌耳。

  天熱蚊多,不能安坐,而舊欠筆債,大被催逼,正在窘急中,俟略償數款,當投稿也。

  此複,即請暑安。

  幹頓首

  七月二十二日

  〔1〕指《詩和豫言》,後收入《准風月談》。

  〔2〕指一九三三年七月趙景深等在《申報·自由談》揭發余慕陶的《世界文學史》系剽竊別人譯著而引起的爭論,以及同月十五日《申報·自由談》署名「珠」作的《教科書大傾銷》一文引起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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