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1929年3月22日致韋素園信

1929年3月22日致韋素園

　　素園兄：

　　二月十五日給我的信，早收到了。還記得先前有一封信未複。因為信件多了，一時無從措手，一懶，便全部懶下去了。連幾個熟朋友的信，也懶在內，這是很對不起的，但一半也因為各種事情曲折太多，一時無從說起。

　　關於Gorki的兩條〔1〕，我想將來信摘來登在《奔流》十期上。那紀念冊不知道見了沒有，我想，看看不妨，譯是不可的。即如你所譯的盧氏論痑爾斯泰〔2〕那篇，是譯起來很費力的硬性文字——這篇我也曾從日文重譯，給《春潮》〔3〕月刊，但至今未印出——我想你要首先使身體好起來，倘若技癢，要寫字了，至多也只好譯譯《黃花集》上所載那樣的短文。

　　我所譯的T.iM〔4〕，篇幅並不多，日譯是單行本，但我想且不出它。L.還有一篇論W.Hausenstein的〔5〕，覺得很好，也許將來譯它出來，並出一本。

　　上海的市民是在看《開天闢地》（現在已到「堯皇出世」了）和《封神榜》這些舊戲，新戲有《黃慧如產後血崩》（你看怪不怪？），有些文學家是在講革命文學。對於Gorky，去年似乎有許多人要譯他的著作，現在又不聽見了，大約又冷下去了。

　　你說《奔流》紹介外國文學不錯，我也是這意思，所以每期總要放一兩篇論文。但讀者卻最討厭這些東西，要看小說，看下去很暢快的小說，不費心思的。所以這裡有些書店，已不收翻譯的稿子，創作倒很多。不過不知怎地，我總看不下去，覺得將這些工夫，去看外國作品，所得的要多得多。

　　我近來總是忙著看來稿，翻譯，校對，見客，一天都被零碎事化去了。經濟倒還安定的，自從走出北京以來，沒有窘急過。至於「新生活」的事，我自己是川島到廈門以後，才聽見的。他見我一個人住在高樓上，很駭異，聽他的口氣，似乎是京滬都在傳說，說我攜了密斯許同住於廈門了。那時我很憤怒。但也隨他們去罷。其實呢，異性，我是愛的，但我一向不敢，因為我自己明白各種缺點，深恐辱沒了對手。然而一到愛起來，氣起來，是什麼都不管的。後來到廣東，將這些事對密斯許說了，便請她住在一所屋子裡——但自然也還有別的人。前年來滬，我也勸她同來了，現就住在上海，幫我做點校對之類的事——你看怎樣，先前大放流言的人們，也都在上海，卻反而啞口無言了，這班孱頭，真是沒有骨力。

　　但是，說到這裡為止，疑問之處尚多，恐怕大家都還是難於「十分肯定」的，不過我且說到這裡為止罷，究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罷。

　　不過我的「新生活」，卻實在並非忙於和愛人接吻，游公園，而苦於終日伏案寫字，晚上是打牌聲，往往睡不著，所以又很想變換變換了，不過也無處可走，大約總還是在上海。

　　迅上三月廿二夜

　　現在正在翻譯Lunacharsky的一本《藝術論》〔6〕，約二百頁，下月底可完。

　　注釋：

　　〔1〕Gorki高爾基（M.ΓОpъкИЙ，1868～1936），蘇聯無產階級作家。「兩條」，指韋素園對郁達夫譯載於《奔流》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托爾斯泰回憶雜記》中的兩處誤譯提出的改正意見。參看《集外集·<奔流>編校後記（九）》。

　　〔2〕盧氏指盧那察爾斯基（A.B.ЛyНаЧаpСкИЙ，1875～1933），蘇聯文藝批評家，曾任蘇聯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員部的人民委員（部長）。《論托爾斯泰》，指《托爾斯泰之死與少年歐羅巴》，韋素園的譯文載《未名》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九年一月）；魯迅的譯文載《春潮》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二九年十月）。

　　〔3〕《春潮》文藝刊物，夏康農、張友松編輯，上海春潮書店出版，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創刊，次年九月停刊，共出九期。

　　〔4〕T.iM即《托爾斯泰與馬克斯》，盧那察爾斯基的講演稿，魯迅據金田常三郎的譯本重譯。連載於《奔流》月刊第一卷第七、第八期（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一九二九年一月）。

　　〔5〕指盧那察爾斯基的《霍善斯坦因論》，魯迅曾擬翻譯，並刊登過出版預告，但未譯成。霍善斯坦因（1882～1957），德國文藝批評家。

　　〔6〕即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論》，革命俄羅斯美術家協會彙編的論文集，魯迅據日本昇曙夢譯本重譯，一九二九年四月上海大江書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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