頌蕭_魯迅_學達書庫

頌蕭①

　　蕭伯納②未到中國之前，《大晚報》希望日本在華北的軍事行動會因此而暫行停止，呼之曰「和平老翁」③。

　　蕭伯納既到香港之後，各報由「路透電」④譯出他對青年們的談話，題之曰「宣傳共產」。

　　蕭伯納「語路透訪員曰，君甚不像華人，蕭並以中國報界中人全無一人訪之為異，問曰，彼等其幼稚至於未識餘乎？」（十一日路透電）

　　我們其實是老練的，我們很知道香港總督的德政，上海工部局⑤的章程，要人的誰和誰是親友，誰和誰是仇讎，誰的太太的生日是那一天，愛吃的是什麼。但對於蕭，──惜哉，就是作品的譯本也只有三四種。

　　所以我們不能識他在歐洲大戰以前和以後的思想，也不能深識他遊歷蘇聯以後的思想。但只就十四日香港「路透電」所傳，在香港大學對學生說的「如汝在二十歲時不為赤色革命家，則在五十歲時將成不可能之僵石，汝欲在二十歲時成一赤色革命家，則汝可得在四十歲時不致落伍之機會」的話，就知道他的偉大。

　　但我所謂偉大的，並不在他要令人成為赤色革命家，因為我們有「特別國情」⑥，不必赤色，只要汝今天成為革命家，明天汝就失掉了性命，無從到四十歲。我所謂偉大的，是他竟替我們二十歲的青年，想到了四五十歲的時候，而且並不離開了現在。

　　闊人們會搬財產進外國銀行，坐飛機離開中國地面，或者是想到明天的罷；「政如飄風，民如野鹿」⑦，窮人們可簡直連明天也不能想了，況且也不准想，不敢想。

　　又何況二十年，三十年之後呢？這問題極平常，然而是偉大的。

　　此之所以為蕭伯納！

　　二月十五日

　　【附文】

　　〔又招惱了大主筆〕

　　蕭伯納究竟不凡　﹙《大晚報》社論﹚

　　「你們批評英國人做事，覺得沒有一件事怎樣好，也沒有一件事怎樣的壞。可是你們總找不出哪一件事給英國人做壞了。他做事多有主義的。他要打你，他提倡愛國主義來；他要搶你，他提出公事公辦的主義；他要奴役你，他提出帝國主義大道理；他要欺侮你，他又有英雄主義的大道理；他擁護國王，有忠君愛國的主義，可是他要斫掉國王的頭，又有共和主義的道理。他的格言是責任；可是他總不忘記一個國家的責任與利益發生了衝突就要不得了。」

　　這是蕭伯納老先生在《命運之人》中批評英國人的尖刻語。我們舉這一個例來介紹蕭先生，要讀者認識大偉人之所以偉大，也自有其秘訣在。這樣子的冷箭，充滿在蕭氏的作品中，令受者難堪，聽者痛快，於是蕭先生的名言警句，家傳戶誦，而一代文豪也確定了他的偉大。

　　借主義，成大名，這是現代學者一時的風尚，蕭先生有嘴說英國人，可惜沒有眼估量自己。我們知道蕭先生是泛平主義的先進，終身擁護這漸進社會主義，他的戲劇，小說，批評，散文中充塞著這種主義的宣傳品，蕭先生之于社會主義，可說是個徹頭徹尾的忠實信徒。然而，我們又知道，蕭先生是銖錙必較的積產專家，是反對慈善事業最力的理論家，結果，他坐擁著百萬鉅資麵團團早成了個富家翁。蕭先生唱著平均資產的高調，為被壓迫的勞工鳴不平，向寄生物性質的資產家冷嘲熱諷，因此而贏得全民眾的同情，一書出版，大家搶著買，一劇登場，一百多場做下去，不愁沒有人看，於是蕭先生坐在提倡共產主義的安樂椅裡，笑嘻嘻地自鳴得意，借主義以成名，掛羊頭賣狗肉的戲法，究竟巧妙無窮。

　　現在，蕭先生功成名就，到我們窮苦的中國來玩玩了。多謝他提攜後進的熱誠，在香港告訴我們學生道：

　　「二十歲不為赤色革命家，五十歲要成僵石；二十歲做了赤色革命家，四十歲可不致落伍。」原來做赤色革命家的原因，只為自己怕做僵石，怕落伍而已；主義本身的價值如何，本來與個人的前途沒有多大關係；我們要在社會裡混出頭，只求不僵，只求不落伍，這是現代人立身處世的名言，蕭先生坦白言之，安得不叫我們五體投地，真不愧「聖之時者也」的現代孔子了。

　　然而，蕭先生可別小看了這老大的中國，像你老先生這樣時髦的學者，我們何嘗沒有。坐在安樂椅裡發著尖刺的冷箭來宣傳什麼主義的，不須先生指教，戲法已耍得十分純熟了。我想先生知道了，一定要莞爾而笑曰：「我道不孤！」

　　然而，據我們愚蠢的見解，偉大人格的素質，重要的是個誠字。你信仰什麼主義，就該誠摯地力行，不該張大了嘴唱著好聽。若說，蕭先生和他的同志，真信仰共產主義的，就請他散盡了家產再說話。可是，話也得說回來，蕭先生散盡了家產，真穿著無產同志的襤褸裝束，坐著三等艙來到中國，又有誰去睬他呢？這樣一想：蕭先生究竟不凡。

　　二月十七日

　　〔也不佩服大主筆〕

　　前文的案語　﹙文/樂雯⑧﹚

　　這種「不凡」的議論的要點是：（一）尖刻的冷箭，「令受者難堪，聽者痛快」，不過是取得「偉大」的秘訣；（二）這秘訣還在於「借主義，成大名，掛羊頭，賣狗肉的戲法」；（三）照《大晚報》的意見，似乎應當為著自己的「主義」──高唱「神武的大文」，「張開血盆似的大口」去吃人，雖在二十歲就落伍，就變為僵石，亦所贊成了那種主義，當然又當別論。

　　可惜，這世界的崩潰，偏偏已經到了這步田地：──小資產的知識階層分化出一些愛光明不肯落伍的人，他們向著革命的道路上開步走。他們利用自己的種種可能，誠懇的贊助革命的前進。他們在以前，也許客觀上是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擁護者。但是，他們偏要變成資產階級的「叛徒」。而叛徒常常比敵人更可惡。

　　卑劣的資產階級心理，以為給了你「百萬家財」，給了你世界的大名，你還要背叛，你還有什麼不滿意，「實屬可惡之至」。這自然是「借主義，成大名」了。對於這種卑劣的市儈，每一件事情一定有一種物質上的榮華富貴的目的。這是道地的「唯物主義」──名利主義。蕭伯納不在這種卑劣心理的意料之中，所以可惡之至。

　　而《大晚報》還推論到一般的時代風尚，推論到中國也有「坐在安樂椅裡發著尖刺的冷箭來宣傳什麼什麼主義的，不須先生指教」。這當然中外相同的道理，不必重新解釋了。可惜的是：獨有那吃人的「主義」，雖然借用了好久，然而還是不能夠「成大名」，嗚呼！

　　至於可惡可怪的蕭，──他的偉大，卻沒有因為這些人「受著難堪」，就縮小了些。所以像中國歷代的離經叛道的文人似的，活該被皇帝判決「抄沒家財」。《蕭伯納在上海》

　　【注釋】

　　①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申報·自由談》，原題為《蕭伯納頌》，署名何家幹。

　　② 蕭伯納（G.B.Shaw，1856─1950）：英國劇作家、批評家。出生於愛爾蘭都柏林。早年參加過英國改良主義的政治組織「費邊社」。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譴責帝國主義戰爭，同情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一九三一年曾訪問蘇聯。但他始終未能擺脫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觀點。主要作品有劇本《華倫夫人的職業》《巴巴拉少校》《真相畢露》等，大都揭露和諷刺資本主義社會的偽善和罪惡。一九三三年他乘船周遊世界，於二月十二日到香港，十七日到上海。

　　③ 「和平老翁」：一九三三年一月六日《大晚報》曾載蕭伯納將到北平的消息，題為《和平老翁蕭伯納，鼙鼓聲中游北平》，其中有希望蕭伯納「能于其飛渡長城來游北平時，暫使戰爭停頓」的話。

　　④ 「路透電」：即路透通訊社的電訊。路透社由猶太人路透（P.J.Reuter）一八五〇年創辦於德國亞琛，一八五一年遷英國倫敦，後來成為英國最大的通訊社。它在中國的活動，始於一八七一年前後。

　　這裡所說的「路透電」，指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該社由香港發的關於蕭伯納發表演說的電訊，曾刊登於十五日《申報》，題為《對香港大學生演說──蕭伯納宣傳共產》。

　　⑤ 工部局：舊時英、美、日等帝國主義在上海、天津等地租界內設立的統治機關，是帝國主義推行殖民主義政策和奴役中國人民的工具。

　　⑥ 「特別國情」：袁世凱陰謀復辟帝制時散佈的一種謬論。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間，袁世凱的憲法顧問、美國人古德諾（F.J.Goodnow）鼓吹中國有「特別國情」，不宜實行民主政治，如他在一九一五年八月十日北京《亞細亞日報》上發表的《共和與君主論》一文中，胡說從中國的「歷史習慣社會經濟之狀況」來看，「以君主制行之為易」。當時中國擁袁稱帝的反動勢力如籌安會等，也極力宣傳「共和不適於國情」之類。這種「特別國情」論，成為反動派阻撓在中國實行民主改革和反對進步社會學說、壓制革命的藉口。

　　⑦ 「政如飄風，民如野鹿」：上句出《老子》第二十章：「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下句見《莊子·天地》：「上如標枝，民如野鹿。」

　　⑧ 樂雯：原是魯迅的筆名。一九三三年二月，瞿秋白在上海養病期間，經魯迅提議和協助，把當時上海出版的中外報刊上圍繞蕭伯納到中國而發表的各種文章，輯成《蕭伯納在上海》一書，署為「樂雯剪貼翻譯並編校」，由魯迅作序，一九三三年三月野草書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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