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並Y來信）(2)_魯迅

通信（並Y來信）(2)

　　【回信】

　　Y 先生：

　　我當答覆之前，先要向你告罪，因為我不能如你的所囑，不將來信發表。來信的意思，是要我公開答覆的，那麼，倘將原信藏下，則我的一切所說，便變成「無題詩 N 百韻」，令人莫名其妙了。況且我的意見，以為這也不足恥笑。自然，中國很有為革命而死掉的人，也很有雖然吃苦，仍在革命的人，但也有雖然革命，而在享福的人……。革命而尚不死，當然不能算革命到底，殊無以對死者，但一切活著的人，該能原諒的罷，彼此都不過是靠僥倖，或靠狡滑，巧妙。他們只要用鏡子略略一照，大概就可以收起那一副英雄嘴臉來的。

　　我在先前，本來也還無須賣文糊口的，拿筆的開始，是在應朋友的要求。不過大約心裡原也藏著一點不平，因此動起筆來，每不免露些憤言激語，近于鼓動青年的樣子。段祺瑞⑤執政之際，雖頗有人造了謠言，但我敢說，我們所做的那些東西，決不沾別國的半個盧布、闊人的一文津貼，或者書鋪的一點稿費。我也不想充「文學家」，所以也從不連絡一班同夥的批評家叫好。幾本小說銷到上萬，是我想也沒有想到的。

　　至於希望中國有改革，有變動之心，那的確是有一點的。雖然有人指定我為沒有出路──哈哈，出路，中狀元麼──的作者，「毒筆」的文人，但我自信並未抹殺一切。我總以為下等人勝於上等人，青年勝於老頭子，所以從前並未將我的筆尖的血，灑到他們身上去。我也知道一有利害關係的時候，他們往往也就和上等人老頭子差不多了，然而這是在這樣的社會組織之下，勢所必至的事。對於他們，攻擊的人又正多，我何必再來助人下石呢，所以我所揭發的黑暗是只有一方面的，本意實在並不在欺蒙閱讀的青年。

　　以上是我尚在北京，就是成仿吾所謂「蒙在鼓裡」做小資產階級時候的事。但還是因為行文不慎，飯碗敲破了，並且非走不可了，所以不待「無煙火藥」來轟，便輾轉跑到了「革命策源地」。住了兩月，我就駭然，原來往日所聞，全是謠言，這地方，卻正是軍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國土。於是接著是清黨，詳細的事實，報章上是不大見的，只有些風聞。我正有些神經過敏，於是覺得正像是「聚而殲旃」⑥，很不免哀痛。雖然明知道這是「淺薄的人道主義」⑦，不時髦已經有兩三年了，但因為小資產階級根性未除，于心總是戚戚。那時我就想到我恐怕也是安排筵宴的一個人，就在答有恆先生的信中，表白了幾句。

　　先前的我的言論，的確失敗了，這還是因為我料事之不明。那原因，大約就在多年「坐在玻璃窗下，醉眼朦朧看人生」的緣故。然而那麼風雲變幻的事，恐怕世界上是不多有的，我沒有料到，未曾描寫，可見我還不很有「毒筆」。但是，那時的情形，卻連在十字街頭，在民間，在官間，前看五十年的超時代的革命文學家也似乎沒有看到，所以毫不先行「理論鬥爭」。否則，該可以救出許多人的罷。我在這裡引出革命文學家來，並非要在事後譏笑他們的愚昧，不過是說，我的看不到後來的變幻，乃是我還欠刻毒，因此便發生錯誤，並非我和什麼人協商，或自己要做什麼，立意來欺人。

　　但立意怎樣，於事實是無干的。我疑心吃苦的人們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於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實在很苦痛。但這也因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緣故，倘是革命鉅子，看這一點犧牲，是不算一回事的。第一是自己活著，能永遠做指導，因為沒有指導，革命便不成功了。你看革命文學家，就都在上海租界左近，一有風吹草動，就有洋鬼子造成的鐵絲網，將反革命文學的華界隔離，於是從那裡面擲出無煙火藥──約十萬兩──來，轟然一聲，一切有閑階級便都「奧伏赫變」了。

　　那些革命文學家，大抵是今年發生的，有一大串。雖然還在互相標榜，或互相排斥，我也分不清是「革命已經成功」的文學家呢，還是「革命尚未成功」的文學家。不過似乎說是因為有了我的一本《呐喊》或《野草》，或我們印了《語絲》，所以革命還未成功，或青年懶于革命了。這口吻卻大家大略一致的。這是今年革命文學界的輿論。對於這些輿論，我雖然又好氣又好笑，但也頗有些高興。因為雖然得了延誤革命的罪狀，而一面卻免去誘殺青年的內疚了。那麼，一切死者，傷者，吃苦者，都和我無關。先前真是擅負責任。我先前是立意要不講演，不教書，不發議論，使我的名字從社會上死去，算是我的贖罪的，今年倒心裡輕鬆了，又有些想活動。不料得了你的信，卻又使我的心沉重起來。

　　但我已經沒有去年那麼沉重。近大半年來，征之輿論，按之經驗，知道革命與否，還在其人，不在文章的。你說我毒害了你了，但這裡的批評家，卻明明說我的文字是「非革命」的。假使文學足以移人，則他們看了我的文章，應該不想做革命文學了，現在他們已經看了我的文章，斷定是「非革命」，而仍不灰心，要做革命文學者，可見文字於人，實在沒有什麼影響，──只可惜是同時打破了革命文學的牌坊。不過先生和我素昧平生，想來決不至於誣栽我，所以我再從別一面來想一想。第一，我以為你膽子太大了，別的革命文學家，因為我描寫黑暗，便嚇得屁滾尿流，以為沒有出路了，所以他們一定要講最後的勝利，付多少錢終得多少利，像人壽保險公司一般。而你並不計較這些，偏要向黑暗進攻，這是吃苦的原因之一。既然太大膽，那麼，第二，就是太認真。革命是也有種種的。你的遺產被革去了，但也有將遺產革來的，但也有連性命都革去的，也有只革到薪水，革到稿費，而倒捐了革命家的頭銜的。這些英雄，自然是認真的，但若較原先更有損了，則我以為其病根就在「太」。第三，是你還以為前途太光明，所以一碰釘子，便大失望，如果先前不期必勝，則即使失敗，苦痛恐怕會小得多罷。

　　那麼，我沒有罪戾麼？有的，現在正有許多正人君子和革命文學家，用明槍暗箭，在辦我革命及不革命之罪，將來我所受的傷的總計，我就劃一部分賠償你的尊「頭」。這裡添一點考據：「還我頭來」這話，據《三國志演義》，是關雲長夫子說的，似乎並非梁遇春先生。

　　以上其實都是空話。一到先生個人問題的陣營，倒是十分難於動手了，這決不是什麼「前進呀，殺呀，青年呵」那樣英氣勃勃的文字所能解決的。真話呢，我也不想公開，因為現在還是言行不大一致的好。但來信沒有住址，無法答覆，只得在這裡說幾句。第一，要謀生，謀生之道，則不擇手段。且住，現在很有些沒分曉漢，以為「問目的不問手段」是共產黨的口訣，這是大錯的。人們這樣的很多，不過他們不肯說出口。蘇俄的學藝教育人民委員盧那卡爾斯基⑧所作的《被解放的吉訶德先生》裡，將這手段使一個公爵使用，可見也是貴族的東西，堂皇冠冕。第二，要愛護愛人。這據輿論，是大背革命之道的。但不要緊，你只要做幾篇革命文字，主張革命青年不該講戀愛就好了。只是假如有一個有權者或什麼敵前來問罪的時候，這也許仍要算一條罪狀，你會後悔輕信了我的話。因此，我得先行聲明：等到前來問罪的時候，倘沒有這一節，他們就會找別一條的。蓋天下的事，往往決計問罪在先，而搜集罪狀（普通是十條）在後也。

　　先生，我將這樣的話寫出，可以略蔽我的過錯了罷。因為只這一點，我便可以又受許多傷。先是革命文學家就要哭罵道：「虛無主義者呀，你這壞東西呀！」嗚呼，一不謹慎，又在新英雄的鼻子上抹了一點粉了。趁便先辯幾句罷：無須大驚小怪，這不過不擇手段的手段，還不是主義哩。即使是主義，我敢寫出，肯寫出，還不算壞東西。等到我壞起來，就一定將這些寶貝放在肚子裡，手頭集許多錢，住在安全地帶，而主張別人必須做犧牲。

　　先生，我也勸你暫時玩玩罷，隨便弄一點糊口之計，不過我並不希望你永久「沒落」，有能改革之處，還是隨時可以順手改革的，無論大小。我也一定遵命，不但「歇歇」，而且玩玩。但這也並非因為你的警告，實在是原有此意的了。我要更加講趣味、尋閒暇，即使偶然涉及什麼，那是文字上的疏忽，若論「動機」或「良心」，卻也許並不這樣的。紙完了，回信也即此為止。並且順頌痊安，又祝

　　令愛人不挨餓。

　　魯迅　四月十日

　　【注釋】

　　⑤段祺瑞（1864─1936）：安徽合肥人，北洋皖系軍閥首領。袁世凱死後，在日本帝國主義支持下，幾次把持北洋政府。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被推為北洋政府「臨時執政」。

　　⑥「聚而殲旃」：語見《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旃，助詞，意為「之焉」。

　　⑦「淺薄的人道主義」：鄭伯奇于一九二三年底和一九二四年初在《創造週報》第三十三至三十五期上連載《國民文學論》，其中批評五四新文學運動和「平民文學」的提倡者說：「國民意識未經喚醒，國民感情未經燃著的新文學家，對於一般國民的生活依然不起研究的興味。結果只生出了幾篇淺薄的人道主義的作品，新文學運動的第一期就閉幕了。」

　　⑧盧那卡爾斯基（А.В.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1933）：蘇聯文評論家。曾任蘇聯教育人民委員部的人民委員（部長）。著有《藝術與革命》《實證美學的基礎》和劇本《被解放的吉訶德先生》等。魯迅曾翻譯過他的《藝術論》，一九二九年六月上海大江書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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