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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世故(2)


  十 忽而「認清界限」

  以上也許近乎「蠍子撩尾」。倘是蠍子,要它不撩尾,「希望」是不行的,正如希望我之到所謂「我們的新時代」去一樣,惟一的戰略是打殺。

  不過打的時候,須有說它要螫我,它是異類的小勇氣。倘若它要螫「公理」和「正義」,所以打,那就是還未組織成功的科學家的話,在舊時代尚且要覺得有些支離。

  知其故而言其理,極簡單的:爭奪一個《莽原》;或者,《狂飆》代了《莽原》。仍舊是天無二日,惟我獨尊的酋長思想。不過「新時代的青年作者」卻又似乎深惡痛疾這思想,而偏從別人的「心」裡面看出來。我做了一篇《論他媽的》是真的,「論」而已矣,並不說這話是我所發明,現在卻又在力爭這發明的榮譽了。因為稿件的糾葛,先前我曾主張將《莽原》半月刊停止或改名;現在卻不這樣了,還是辦下去,內容也像第一年一樣。也並沒有作什麼「運動」的豪興,不過是有人做,有人譯,便印出來,給要看的人看,不要看的自然會不看它,以前的印《烏合叢書》也是這意思。

  創作翻譯和批評,我沒有研究過等次,但我都給以相當的尊重。對於常被奚落的翻譯和介紹,也不輕視,反以為力量是非同小可的。我譯了幾種書,就會有一個中國的綏惠略夫出現,倘譯一部世界史,不就會有許多擬中外古今的大人物蝟集一堂麼。但我想不幹這件事。否則,拿破崙要我幫同打仗,秦始皇要我幫同燒書,科侖布拉去旅行,梅特涅加以壓制,一個人撕得粉碎了。跟了一面,其餘的英雄們又要造謠。

  創作難,翻譯也不易。批評,我不知道怎樣,自己是不會做,卻也不「希望」別人不做。大叫科學,斥人不懂科學,不就是科學;翻印幾張外國畫片,不就是新藝術,這是顯而易見的。稱為批評,不知道可能就是批評,做點雜感尚且支離,則偉大的工作也不難推見。「聽見他怎麼說」,「他『希望』怎樣」,「他『想』怎樣」,「他臉色怎樣」,……還不如做自由新聞罷。

  不過這也近乎蠍子撩尾,不多談;但也不要緊。尼采先生說過,大毒使人死,小毒是使人舒服的。最無聊的倒是纏不清。我不想螫死誰,也不想絆某一隻腳,如果躺在大路上,阻了誰的路了,情願力疾爬開,而且從速。但倘若我並不躺在大路上,而偏有人繞到我背後,忽然用作前驅,忽然斥為絆腳,那可真是「閉門家裡坐,禍從天上來」,有些知其故而不欲言其理了。

  本來隱姓埋名的躲著,未曾登報招賢,也沒有奔走求友,而終於被人查出,並且來訪了。據「世故」所訓示:青年們說,不見,是擺架子。於是乎見。有的是一見而去了;有的是提出各種要求,見我無能為力而去了;有的是不過談談閑天;有的是播弄一點是非;有的是不過要一點物質上的補助;有的卻這樣那樣,糾纏不清,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硬要將我造成合於他的胃口的人物。從此我就添了一門新功課,除陪客之外,投稿,看稿,紹介,寫回信,催稿費,編輯,校對。

  但我毫無不平,有時簡直一面吃藥,一面做事,就是長虹所笑為「身心交病」的時候。我自甘這樣用去若干生命,不但不以生命來放閻王債,想收得重大的利息,而且毫不希望一點報償。有人要我做一回踏腳而升到什麼地方去,也可以的,只希望不要踏不完,又不許別人踏。

  然而人究竟不是一塊踏腳石或絆腳石,要動轉,要睡覺的;又有個性,不能適合各個訪問者的胃口。因此,凡有人要我代說他所要說的話,攻擊他所敵視的人的時候,我常說,我不會批評,我只能說自己的話,我是黨同伐異的。的確,我還沒有尋到公理或正義。就是去年的和章士釗鬧,我何嘗說是自己放出批評的眼光,環顧中國,比量是非,斷定他是阻礙新文化的罪魁禍首,於是嘯聚義師,厲兵秣馬,天戈直指,將以澄清天下也哉?不過意見和利害,彼此不同,又適值在狹路上遇見,揮了幾拳而已。所以,我就不掛什麼「公理正義」,什麼「批評」的金字招牌。那時,以我為是者我輩,以章為是者章輩;即自稱公正的中立的批評之流,在我看來,也是以我為是者我輩,以章為是者章輩。其餘一切等等,照此類推。再說一遍:我乃黨同而伐異,「濟私」而不「假公」,零賣氣力而不全做犧牲,敢賣自己而不賣朋友,以為這樣也好者不妨往來,以為不行者無須勞駕;也不收策略的同情,更不要人佈施什麼忠誠的友誼,簡簡單單,如此而已。

  至於被利用呢,倒也無妨。有些人看見這字面,就面紅耳赤,覺得掃了豪興了,我卻並不以為有這樣壞。說得好看一點,就是「幫助」。文字上這樣的玩藝兒是頗多的。「互相利用」也可以說「互助」;「妥協」,「調和」,都不好看,說「讓步」就冠冕。但現在姑且稱為幫助罷。叫我個人幫一點忙,是可以的,就是利用,也毫無反感;只是不要間接涉及別的人。八月底我到上海,看見狂飆社廣告,連《未名叢刊》和《烏合叢書》都算作「狂飆運動」的工作了。我頗詫異,說:

  這廣告大約是長虹登的罷,連《未名》和《烏合》都拉扯上,未免太會利用別個了,不應當的。因為這兩種書,是只因由我編印,要用相似的形式,所以立了一個名目,書的著者譯者,是不但並不互相認識,有幾個我也只見過兩三回。我不能騙取了他們的稿子,合成叢書,私自販賣給別一個團體。

  接著,在北京的《莽原》的投稿的糾葛發生了,在上海的長虹便發表一封公開信,要在廈門的我說一句話。這是只要有一點常識,就知道無從說起的,我並非千里眼,怎能見得這麼遠。我沉默著。但我也想將《莽原》停刊或別出。然而青年作家的豪興是噴泉一般的,不久,在長虹的筆下,經我譯過他那作品的廚川白村[21]便先變了灰色,我是從「思想深刻」一直掉到只有「世故」,而且說是去年已經看出,不說坦白的話了。原來我至少已被播弄了一年!

  這且由他去罷。生病也算是笑柄了,年齡也成了大錯處了,然而也由他。連別人所登的廣告,也是我的罪狀了;但是自己呢,也在廣告上給我加上一個頭銜。這樣的雙岔舌頭,是要螫一下的,我就登一個《所謂「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啟事》。

  這一下螫出「新時代富於人類同情」的幽默來了,有公理和正義的談話──

  「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還有?救救老人!!!」

  還有希望──

  「至少亦希望彼等勿挾其歷史的勢力,而倒臥在青年的腳下以行其絆腳石式的開倒車的狡計,亦勿一面介紹外國作品,一面則蠍子撩尾以中傷青年作者的毫興也!」這兩段只要將「介紹外國作品」改作「掛著批評招牌」,就可以由未名社贈給他自己。

  其實,先驅者本是容易變成絆腳石的。然而我幸不至此,因為我確是一個平凡的人;加以對於青年,自以為總是常常避道,即躺倒,跨過也很容易的,就因為很平凡。倘有人覺得橫亙在前,乃是因為他自己繞到背後,而又眼小腿短,於是別的就看不見,走不開,從此開口魯迅,閉口魯迅,做夢也是魯迅;文字裡點幾點虛線,也會給別人從中看出「魯迅」兩字來。連在泰東書局看見老先生問魯迅的書,自己也要嘟噥著《小說史略》之類我是不要看[22]。這樣下去,怕真要成「魯迅狂」了。病根蓋在肝,「以其好喝醋也」[23]

  只要能達目的,無論什麼手段都敢用,倒也還不失為一個有些豪興的青年。然而也要有敢於坦白地說出來的勇氣,至少,也要有自己心裡明白的勇氣,費筆費墨,費紙費壽,歸根結蒂,總逃不出爭奪一個《莽原》的地盤,要說得冠冕一點,就是陣地。中國現在道路少,雖有,也很狹,「生存競爭,天演公例」,須在同界中排斥異己,無論其為老人,或同是青年,「取而代之」,本也無足怪的,是時代和環境所給與的運命。

  但若滿身掛著什麼並不懂得的科學,空殼的人類同情,廣告式的自由批評,新聞式的記載,複製銅版的新藝術,則小範圍的「黨同伐異」的真相,雖然似乎遮住,而走向新時代的腳,卻絆得跨不開了。

  這過誤,在內是因為太要虛飾,在外是因為太依附或利用了先驅。但也都不要緊。只要唾棄了那些舊時代的好招牌,不要忽而不敢坦白地說話,則即使真有絆腳石,也就成為踏腳石的。

  我並非出賣什麼「友誼」或「同情」,無論對於識者或不識者都就是這樣說。

  一九二六,十二,二四

  【注釋】

   《莽原》:文藝性刊物,魯迅編輯。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創刊于北京,初為週刊,附《京報》發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停刊。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起改為半月刊,由未名社發行。同年八月魯迅離開北京後,由韋素園接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

   《狂飆》:週刊,高長虹、向培良等編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創刊於北京,附《國風日報》發行,至十七期停刊;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在上海復刊,由光華書局出版,次年一月停刊,共出十七期。

   高長虹在《狂飆》週刊第五期《走到出版界·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中說:「但要找當時罵人的口實時,則也怕還是從我開始的吧!直到現在還很風行的『他媽的!』那幾個字,便是莽原第一期我在《綿袍的世界》之初次使用」。又說,「若再述一件瑣事,則魯迅更不應該,當『他媽的』三字在綿袍的世界初次使用的時候,魯迅看了,驚異地說:『這三個字你也用了!』……我們看魯迅《論他媽的》一文,卻居然有『予生也晚』云云了!」

   稿件的糾葛:因為一九二六年韋素園接編《莽原》半月刊時未採用高歌和向培良的幾篇稿件,高長虹便在《狂飆》週刊第二期上發表《給魯迅先生》《給韋素園先生》兩封公開信,進行指責和攻擊。

   「運動」:這是對高長虹等人的「狂飆運動」的諷刺。狂飆運動,原是十八世紀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因德國作家克林格的劇本《狂飆突進》而得名的德國資產階級反封建的文學運動。高長虹等人當時標榜要「建設科學藝術」,「用新的思想批評舊的思想」,自稱為「狂飆運動」。

   《烏合叢書》:魯迅編輯,一九二六年初由北新書局出版,專收創作。

   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即拿破崙·波拿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軍事家、政治家,一七九九年擔任共和國執政,一八〇四年建立法蘭西第一帝國,自稱拿破崙一世。秦始皇(前259─前210),姓贏名政,戰國時秦國國君,公元前二二一年建立了我國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據《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他採納丞相李斯的建議,下令焚書,凡「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科侖布(C.Colombo,約1451─1506),通譯哥倫布,意大利航海家,他在一四九二年開始的遠航中發現美洲新大陸。梅特涅(K.Met-ternich,1773─1859),奧地利帝國首相,十九世紀前期反動的歐洲「神聖同盟」的組織者之一。

   大毒使人死,小毒是使人舒服的:見德國尼采《劄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序言》。

   《未名叢刊》:魯迅編輯,原由北新書局出版,一九二五年未名社成立後改由該社出版,專收譯本。

  [21] 廚川白村(1880─1923):日本文藝評論家,曾任京都大學教授。他的文藝論集《苦悶的象徵》、《出了象牙之塔》曾由魯迅譯成中文。高長虹在《狂飆》週刊第二期《走到出版界·未名社的翻譯,廣告及其他》中說:「未名社的翻譯對於中國的時代是有重大的意義的」,但這「不在於廚川白村的灰色的勇敢」。

  [22] 高長虹在《狂飆》週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吳歌甲集及其他》中說:「中國小說史略我也老實不要看,更無論于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之類。一天,我在泰東遇見一位老先生進來問有魯迅的書沒有,我立刻便想起關於魯迅及其著作中的那一篇撰譯書錄來了。唉,唉,唉,怕敢想下去。」

  [23] 「以其好喝醋也」:見《狂飆》週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語絲索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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