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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與政治的歧途


  ──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暨南大學講

  我是不大出來講演的。今天到此地來,不過因為說過了好幾次,來講一回也算了卻一件事。我所以不出來講演,一則沒有什麼意見可講,二則剛才這位先生說過,在座的很多讀過我的書,我更不能講什麼。書上的人大概比實物好一點,《紅樓夢》裡面的人物,像賈寶玉林黛玉這些人物,都使我有異樣的同情;後來,考究一些當時的事實,到北京後,看看梅蘭芳薑妙香扮的賈寶玉林黛玉,覺得並不怎樣高明。

  我沒有整篇的鴻論,也沒有高明的見解,只能講講我近來所想到的。我每每覺到文藝和政治時時在衝突之中,文藝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兩者之間,倒有不安於現狀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維持現狀,自然和不安於現狀的文藝處在不同的方向。不過不滿意現狀的文藝,直到十九世紀以後才興起來,只有一段短短歷史。政治家最不喜歡人家反抗他的意見,最不喜歡人家要想,要開口。而從前的社會也的確沒有人想過什麼,又沒有人開過口。且看動物中的猴子,它們自有它們的首領;首領要它們怎樣,它們就怎樣。在部落裡,他們有一個酋長,他們跟著酋長走,酋長的吩咐,就是他們的標準。酋長要他們死,也只好去死。那時沒有什麼文藝,即使有,也不過讚美上帝(還沒有後人所謂 God 那麼玄妙)罷了!那裡會有自由思想?後來,一個部落一個部落你吃我吞,漸漸擴大起來,所謂大國,就是吞吃那多多少少的小部落;一到了大國,內部情形就複雜得多,夾著許多不同的思想,許多不同的問題。這時,文藝也起來了,和政治不斷地衝突;政治想維繫現狀使它統一,文藝催促社會進化使它漸漸分離;文藝雖使社會分裂,但是社會這樣才進步起來。文藝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釘,那就不免被擠出去。外國許多文學家,在本國站不住腳,相率亡命到別個國度去;這個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殺掉,割掉他的頭;割掉頭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會開口,又不會想了。俄國許多文學家,受到這個結果,還有許多充軍到冰雪的西伯利亞去。

  有一派講文藝的,主張離開人生,講些月呀花呀鳥呀的話(在中國又不同,有國粹的道德,連花呀月呀都不許講,當作別論),或者專講「夢」,專講些將來的社會,不要講得太近。這種文學家,他們都躲在象牙之塔裡面;但是「象牙之塔」畢竟不能住得很長久的呀!象牙之塔總是要安放在人間,就免不掉還要受政治的壓迫。打起仗來,就不能不逃開去。北京有一班文人,頂看不起描寫社會的文學家,他們想,小說裡面連車夫的生活都可以寫進去,豈不把小說應該寫才子佳人一首詩生愛情的定律都打破了嗎?現在呢,他們也不能做高尚的文學家了,還是要逃到南邊來;「象牙之塔」的窗子裡,到底沒有一塊一塊麵包遞進來的呀!

  等到這些文學家也逃出來了,其他文學家早已死的死,逃的逃了。別的文學家,對於現狀早感到不滿意,又不能不反對,不能不開口,「反對」「開口」就是有他們的下場。我以為文藝大概由於現在生活的感受,親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藝中去。挪威有一文學家,他描寫肚子餓,寫了一本書,這是依他所經驗的寫的。對於人生的經驗,別的且不說,「肚子餓」這件事,要是歡喜,便可以試試看,只要兩天不吃飯,飯的香味便會是一個特別的誘惑;要是走過街上飯鋪子門口,更會覺得這個香味一陣陣沖到鼻子來。我們有錢的時候,用幾個錢不算什麼;直到沒有錢,一個錢都有它的意味。那本描寫肚子餓的書裡,它說起那人餓得久了,看見路人個個是仇人,即是穿一件單褂子的,在他眼裡也見得那是驕傲。我記起我自己曾經寫過這樣一個人,他身邊什麼都光了,時常抽開抽屜看看,看角上邊上可以找到什麼;路上一處一處去找,看有什麼可以找得到;這個情形,我自己是體驗過來的。

  從生活窘迫過來的人,一到了有錢,容易變成兩種情形:

  一種是理想世界,替處同一境遇的人著想,便成為人道主義;一種是什麼都是自己掙起來,從前的遭遇,使他覺得什麼都是冷酷,便流為個人主義。我們中國大概是變成個人主義者多。主張人道主義的,要想替窮人想想法子,改變改變現狀,在政治家眼裡,倒還不如個人主義的好;所以人道主義者和政治家就有衝突。俄國文學家托爾斯泰講人道主義,反對戰爭,寫過三冊很厚的小說──那部《戰爭與和平》,他自己是個貴族,卻是經過戰場的生活,他感到戰爭是怎麼一個慘痛。

  尤其是他一臨到長官的鐵板前(戰場上重要軍官都有鐵板擋住槍彈),更有刺心的痛楚。而他又眼見他的朋友們,很多在戰場上犧牲掉。戰爭的結果,也可以變成兩種態度:一種是英雄,他見別人死的死傷的傷,只有他健存,自己就覺得怎樣了不得,這麼那麼誇耀戰場上的威雄。一種是變成反對戰爭的,希望世界上不要再打仗了。托爾斯泰便是後一種,主張用無抵抗主義來消滅戰爭。他這麼主張,政府自然討厭他;反對戰爭,和俄皇的侵掠欲望衝突;主張無抵抗主義,叫兵士不替皇帝打仗,警察不替皇帝執法,審判官不替皇帝裁判,大家都不去捧皇帝;皇帝是全要人捧的,沒有人捧,還成什麼皇帝,更和政治相衝突。這種文學家出來,對於社會現狀不滿意,這樣批評,那樣批評,弄得社會上個個都自己覺到,都不安起來,自然非殺頭不可。

  但是,文藝家的話其實還是社會的話,他不過感覺靈敏,早感到早說出來(有時,他說得太早,連社會也反對他,也排軋他)。譬如我們學兵式體操,行舉槍禮,照規矩口令是「舉……槍」這般叫,一定要等「槍」字令下,才可以舉起。

  有些人卻是一聽到「舉」字便舉起來,叫口令的要罰他,說他做錯。文藝家在社會上正是這樣;他說得早一點,大家都討厭他。政治家認定文學家是社會擾亂的煽動者,心想殺掉他,社會就可平安。殊不知殺了文學家,社會還是要革命;俄國的文學家被殺掉的充軍的不在少數,革命的火焰不是到處燃著嗎?文學家生前大概不能得到社會的同情,潦倒地過了一生,直到死後四五十年,才為社會所認識,大家大鬧起來。

  政治家因此更厭惡文學家,以為文學家早就種下大禍根;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蠻時代早已過去了。在座諸位的見解,我雖然不知道;據我推測,一定和政治家是不相同;政治家既永遠怪文藝家破壞他們的統一,偏見如此,所以我從來不肯和政治家去說。

  到了後來,社會終於變動了;文藝家先時講的話,漸漸大家都記起來了,大家都贊成他,恭維他是先知先覺。雖是他活的時候,怎樣受過社會的奚落。剛才我來講演,大家一陣子拍手,這拍手就見得我並不怎樣偉大;那拍手是很危險的東西,拍了手或者使我自以為偉大不再向前了,所以還是不拍手的好。上面我講過,文學家是感覺靈敏了一點,許多觀念,文學家早感到了,社會還沒有感到。譬如今天××先生穿了皮袍,我還只穿棉袍;××先生對於天寒的感覺比我靈。再過一月,也許我也感到非穿皮袍不可,在天氣上的感覺,相差到一個月,在思想上的感覺就得相差到三四十年。這個話,我這麼講,也有許多文學家在反對。我在廣東,曾經批評一個革命文學家──現在的廣東,是非革命文學不能算做文學的,是非「打打打,殺殺殺,革革革,命命命」,不能算做革命文學的──我以為革命並不能和文學連在一塊兒,雖然文學中也有文學革命。但做文學的人總得閒定一點,正在革命中,那有功夫做文學。我們且想想:在生活困乏中,一面拉車,一面「之乎者也」,到底不大便當。古人雖有種田做詩的,那一定不是自己在種田;雇了幾個人替他種田,他才能吟他的詩;真要種田,就沒有功夫做詩。革命時候也是一樣;正在革命,那有功夫做詩?我有幾個學生,在打陳炯明時候,他們都在戰場;我讀了他們的來信,只見他們的字與詞一封一封生疏下去。俄國革命以後,拿了面包票排了隊一排一排去領麵包;這時,國家既不管你什麼文學家藝術家雕刻家;大家連想麵包都來不及,那有功夫去想文學?等到有了文學,革命早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後,閒空了一點;有人恭維革命,有人頌揚革命,這已不是革命文學。他們恭維革命頌揚革命,就是頌揚有權力者,和革命有什麼關係?

  這時,也許有感覺靈敏的文學家,又感到現狀的不滿意,又要出來開口。從前文藝家的話,政治革命家原是贊同過;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從前所反對那些人用過的老法子重新採用起來,在文藝家仍不免于不滿意,又非被排軋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頭。割掉他的頭,前面我講過,那是頂好的法子,──從十九世紀到現在,世界文藝的趨勢,大都如此。

  十九世紀以後的文藝,和十八世紀以前的文藝大不相同。

  十八世紀的英國小說,它的目的就在供給太太小姐們的消遣,所講的都是愉快風趣的話。十九世紀的後半世紀,完全變成和人生問題發生密切關係。我們看了,總覺得十二分的不舒服,可是我們還得氣也不透地看下去。這因為以前的文藝,好像寫別一個社會,我們只要鑒賞;現在的文藝,就在寫我們自己的社會,連我們自己也寫進去;在小說裡可以發見社會,也可以發見我們自己;以前的文藝,如隔岸觀火,沒有什麼切身關係;現在的文藝,連自己也燒在這裡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覺到;一到自己感覺到,一定要參加到社會去!

  十九世紀,可以說是一個革命的時代;所謂革命,那不安於現在,不滿意於現狀的都是。文藝催促舊的漸漸消滅的也是革命(舊的消滅,新的才能產生),而文學家的命運並不因自己參加過革命而有一樣改變,還是處處碰釘子。現在革命的勢力已經到了徐州,在徐州以北文學家原站不住腳;在徐州以南,文學家還是站不住腳,即共了產,文學家還是站不住腳。革命文學家和革命家竟可說完全兩件事。詆斥軍閥怎樣怎樣不合理,是革命文學家;打倒軍閥是革命家;孫傳芳所以趕走,是革命家用炮轟掉的,決不是革命文藝家做了幾句「孫傳芳呀,我們要趕掉你呀」的文章趕掉的。在革命的時候,文學家都在做一個夢,以為革命成功將有怎樣怎樣一個世界;革命以後,他看看現實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於是他又要吃苦了。照他們這樣叫,啼,哭都不成功;向前不成功,向後也不成功,理想和現實不一致,這是註定的運命;正如你們從《呐喊》上看出的魯迅和講壇上的魯迅並不一致;或許大家以為我穿洋服頭髮分開,我卻沒有穿洋服,頭髮也這樣短短的。所以以革命文學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學,世間那有滿意現狀的革命文學?除了吃麻醉藥!蘇俄革命以前,有兩個文學家,葉遂寧和梭波裡,他們都謳歌過革命,直到後來,他們還是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實碑上,那時,蘇維埃是成立了!

  不過,社會太寂寞了,有這樣的人,才覺得有趣些。人類是歡喜看看戲的,文學家自己來做戲給人家看,或是綁出去砍頭,或是在最近牆腳下槍斃,都可以熱鬧一下子。且如上海巡捕用棒打人,大家圍著去看,他們自己雖然不願意挨打,但看見人家挨打,倒覺得頗有趣的。文學家便是用自己的皮肉在挨打的啦!

  今天所講的,就是這麼一點點,給它一個題目,叫做──《文藝與政治的歧途》。

  【注釋】

   本篇記錄稿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上海《新聞報·學海》第一八二、一八三期,署周魯迅講,劉率真記。收入本書時經過作者校閱。

   《紅樓夢》:長篇小說,清代曹雪芹著。通行本為一二〇回,後四十回一般認為是高鶚續作。

   梅蘭芳(1894—1961):名瀾,字畹華,江蘇泰州人,京劇藝術家。姜妙香,北京人,京劇演員,他們二人自一九一六年起同台演出《黛玉葬花》。

   God:英語:上帝。

   象牙之塔:原是法國十九世紀文藝評論家聖佩韋(1804—1869)批評同時代消極浪漫主義詩人維尼的用語,後來用以比喻脫離現實生活的文藝家的小天地。

   指新月社的一些人。梁實秋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晨報副刊》發表的《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中說:「近年來新詩中產出了一個『人力車夫派』。這一派是專門為人力車夫抱不平,以為神聖的人力車夫被經濟制度壓迫過甚,……其實人力車夫……既沒有什麼可憐恤的,更沒有什麼可讚美。」

   指漢姆生,參看《集外集拾遺·哈謨生的幾句話》及其注。他曾當過水手、木工,創作長篇小說《饑餓》,於一九二〇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

   托爾斯泰,即列夫·托爾斯泰(俄文: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1910),俄國作家。出身于貴族地主家庭。他的作品無情地揭露沙皇制度和資本主義勢力的種種罪惡,同時又宣揚道德的自我完善和「不用暴力抵抗邪惡」。著有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等。《戰爭與和平》是他以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入侵俄國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寫於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九年。

   指吳稚暉。參看《而已集·革命文學》。

   陳炯明(1875—1933):字競存,廣東海豐人,廣東軍閥。

  一九二五年所部被廣東革命軍消滅。魯迅的學生李秉中等曾參加討伐陳炯明的戰爭。魯迅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七日致李秉中信中說:「這一年來,不聞消息,我可是歷來沒有忘記,但常有兩種推測,一是在東江負傷或戰死了,一是你已經變了一個武人,不再寫字,因為去年你從梅縣給我的信,內中已很有幾個空白及沒有寫全的字了。」

   革命的勢力到了徐州:蔣介石叛變革命後仍打著「北伐革命」的旗幟,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佔領徐州。

   孫傳芳(1885—1935):字馨遠,山東曆城人。北洋直系軍閥。一九二五年盤踞東南五省,一九二六年冬,其主力在江西南昌、九江一帶被北伐軍擊潰。

   葉遂寧(俄文:Есенин, 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95—1925)通譯葉賽甯,蘇聯詩人。他以描寫宗法制度下田園生活的抒情詩著稱。十月革命時曾嚮往革命,寫過一些讚美革命的詩,如《天上的鼓手》等,但革命後陷入苦悶,最後自殺。著有長詩《四旬祭》《蘇維埃俄羅斯》等。

  梭波裡(俄文:Соболь, Андрей,1888—1926),蘇聯作家。十月革命後曾接近革命,但終因不滿於現實生活而自殺。著有長篇小說《塵土》,短篇小說集《櫻桃開花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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