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完寫起_魯迅_學達書庫

編完寫起①

　　近幾天收到兩篇文章②，是答陳百年先生的《一夫多妻的新護符》③的，據說，《現代評論》不給登他們的答辯，又無處可投，所以寄到我這裡來了，請為介紹到可登的地方去。誠然，《婦女雜誌》④上再不見這一類文章了，想起來毛骨悚然，悚然於階級很不同的兩類人，在中國竟會聯成一氣。但我能向那裡介紹呢，飯碗是誰都有些保重的。況且，看《現代評論》的豫告，已經登在二十二期上了，我便決意將這兩篇沒收。

　　但待到看見印成的《現代評論》的時候，我卻又決計將它登出來，因為比那掛在那邊的尾巴上的一點⑤詳得多，但是委屈得很，只能在這無聊的《莽原》⑥上。我於他們三位都是熟識之至，又毫沒有研究過什麼性倫理性心理之類，所以不敢來說外行話。可是我總以為章周兩先生在中國將這些議論發得太早，──雖然外國已經說舊了，但外國是外國。可是我總覺得陳先生滿口「流弊流弊」⑦，是論利害，不像論是非，莫明其妙。

　　但陳先生文章的末段，讀來卻痛快──

　　「……至於法律和道德相比，道德不妨比法律嚴些，

　　法律所不禁止的，道德盡可加以禁止。例如拍馬吹牛，似乎不是法律所禁止的……然則我們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許拍馬屁，認為無損人格麼？」

　　這我敢回答：是不能容許的。然而接著又起了一個類似的問題：例如女人被強姦，在法律上似乎不至於處死刑，然則我們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許被強姦，認為無須自殺麼？

　　章先生的駁文〔8〕似乎激昂些，因為他覺得陳先生的文章發表以後，攻擊者便源源而來，就疑心到「教授」的頭銜上去。那麼，繼起者就有「拍馬屁」的嫌疑了，我想未必。但教授和學者的話比起一個小編輯來容易得社會信任，卻也許是實情，因此從論敵看來，這些名稱也就有了流弊了，真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

　　十一日

　　案語：

　　這《編完寫起》共有三段，第一段和第三段都已經收在《華蓋集》裡了，題為《導師》和《長城》。獨獨這一段沒有收進去，大約是因為那時以為只關於幾個人的事情，並無多談的必要的緣故。

　　然而在當時，卻也並非小事情。《現代評論》是學者們的喉舌，經它一喝，章錫琛先生的確不久就失去《婦女雜誌》的編輯的椅子，終於從商務印書館走出，──但積久卻做了開明書店的老闆，反而獲得予奪別人的椅子的威權，聽說現在還在編輯所的大門口也站起了巡警，陳百年先生是經理考試去了。這真教人不勝今昔之感。

　　就這文章的表面看來，陳先生是意在防「弊」，欲以道德濟法律之窮，這就是儒家和法家的不同之點。但我並不是說：陳先生是儒家，章周兩先生是法家，──中國現在，家數又並沒有這麼清清楚楚。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晨，補記

　　【注釋】

　　①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莽原》週刊第四期。發表時共有四段，總題《編完寫起》。後來作者將第一、二兩段合為一篇，改題《導師》，末段改題為《長城》，編入《華蓋集》，本篇是其中的第三段。

　　關於新性道德問題的論爭，魯迅還於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寫了《編者附白》，現編入《集外集拾遺補編》。

　　②指周建人的《答〈一夫多妻的新護符〉》和章錫琛的《駁陳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護符〉》。

　　③陳百年：名大齊，字百年，浙江海鹽人。當時是北京大學教授。後任國民黨政府考試院秘書長等職。《一夫多妻的新護符》發表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現代評論》第一卷第十四期，是反對《婦女雜誌》「新性道德號」（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周建人的《性道德之科學的標準》和章錫琛的《新性道德是什麼》兩篇文章中關於性道德解放的主張的。

　　④《婦女雜誌》：月刊，一九一五年一月在上海創刊，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十七卷第十二期停刊，商務印書館出版。初由王蓴農主編，自一九二一年第七卷第一期起由章錫琛主編。一九二五年該刊出版「新性道德號」受到陳百年的批評，商務印書館即不准再登這類文章，一九二六年章錫琛被迫離職。

　　⑤《現代評論》發表了陳百年的《一夫多妻的新護符》後，章錫琛和周建人即分別寫了《新性道德與多妻──答陳百年先生》和《戀愛自由與一夫多妻──答陳百年先生》兩文，投寄該刊，但被積壓近兩月後，始在《現代評論》第一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末尾的「通訊」欄刪節刊出。

　　⑥《莽原》：文藝刊物，魯迅編輯。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創刊。初為週刊，附《京報》發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三十二期止。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改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同年八月魯迅離開北京後，由韋素園接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

　　⑦「流弊流弊」：陳百年在《現代評論》第一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發表的《答章週二先生論一夫多妻》一文中，連用了十多個「流弊」攻擊章、周的主張。

　　⑨章先生：即章錫琛（1889—1969），字雪村，浙江紹興人。

　　當時是《婦女雜誌》的主編。一九二六年秋創辦開明書店，任董事兼經理。這裡說的「駁文」，指他的《駁陳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護符」》一文，其中說：「我們中國人往往有一種牢不可破的最壞的下流脾氣，就是喜歡崇拜博士，教授，以及所謂名流，因為陳先生是一位教授，特別是所謂『全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的有名的教授，所以他對於我們一下了批評，就好像立刻宣告了我們的死罪一般，這篇文章發表以後，從各方面襲來的種種間接直接的指斥，攻擊，迫害，已經使我們夠受……而我們向《現代評論》所提起的反訴，等了一個多月，不但未見採納，簡直也未見駁回……並不是為什麼，只為了我們不曾做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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