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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傳》的成因(1)


  在《文學週報》二五一期裡,西諦先生談起《呐喊》,尤其是《阿Q正傳》。這不覺引動我記起了一些小事情,也想借此來說一說,一則也算是做文章,投了稿;二則還可以給要看的人去看去。

  我先要抄一段西諦先生的原文——

  「這篇東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無因的。但也有幾點值得商榷的,如最後『大團圓』的一幕,我在《晨報》上初讀此作之時,即不以為然,至今也還不以為然,似乎作者對於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寫了,便如此隨意的給他以一個『大團圓』。像阿Q那樣的一個人,終於要做起革命黨來,終於受到那樣大團圓的結局,似乎連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寫作時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兩個。」

  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黨,即使真做了革命黨,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兩個,現在姑且勿論。單是這篇東西的成因,說起來就要很費功夫了。我常常說,我的文章不是湧出來的,是擠出來的。聽的人往往誤解為謙遜,其實是真情。我沒有什麼話要說,也沒有什麼文章要做,但有一種自害的脾氣,是有時不免呐喊幾聲,想給人們去添點熱鬧。譬如一匹疲牛罷,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廢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張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轉磨,也可以的;趙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廣告道:敝店備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養牛乳。我雖然深知道自己是怎麼瘦,又是公的,並沒有乳,然而想到他們為張羅生意起見,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藥,也就不說什麼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還要自己覓草吃,要喘氣的工夫;要專指我為某家的牛,將我關在他的牛牢內,也不行的,我有時也許還要給別家挨幾轉磨。如果連肉都要出賣,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無須細說。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裡。即使因此忽而從深刻變為淺薄,從戰士化為畜生,嚇我以康有為,比我以梁啟超,也都滿不在乎,還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決不出來再上當,因為我於「世故」實在是太深了。

  近幾年《呐喊》有這許多人看,當初是萬料不到的,而且連料也沒有料。不過是依了相識者的希望,要我寫一點東西就寫一點東西。也不很忙,因為不很有人知道魯迅就是我。

  我所用的筆名也不只一個:LS,神飛,唐俟,某生者,雪之,風聲;更以前還有:自樹,索士,令飛,迅行。魯迅就是承迅行而來的,因為那時的《新青年》編輯者不願意有別號一般的署名。

  現在是有人以為我想做什麼狗首領了,真可憐,偵察了百來回,竟還不明白。我就從不曾插了魯迅的旗去訪過一次人;「魯迅即周樹人」,是別人查出來的。這些人有四類:一類是為要研究小說,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類單是好奇;

  一類是因為我也做短評,所以特地揭出來,想我受點禍;一類是以為於他有用處,想要鑽進來。

  那時我住在西城邊,知道魯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裡的人們罷;孫伏園也是一個。他正在晨報館編副刊。不知是誰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欄稱為「開心話」的了,每週一次。他就來要我寫一點東西。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確已有了好幾年,但我一向毫無寫他出來的意思。經這一提,忽然想起來了,晚上便寫了一點,就是第一章:序。因為要切「開心話」這題目,就胡亂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實在全篇裡也是不相稱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並不高雅的意思。誰料這署名又闖了禍了,但我卻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現代評論》上看見涵廬(即高一涵)的《閒話》才知道的。那大略是——

  「……我記得當《阿Q正傳》一段一段陸續發表的時候,有許多人都栗栗危懼,恐怕以後要罵到他的頭上。並且有一位朋友,當我面說,昨日《阿Q正傳》上某一段仿佛就是罵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傳》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為只有某人知道他這一段私事。……從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傳》中所罵的,都以為就是他的陰私;凡是與登載《阿Q正傳》的報紙有關係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認為《阿Q正傳》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聽出來《阿Q正傳》的作者名姓的時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識,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聲明說不是罵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

  我對於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許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誰,「巴人」兩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罷。直到這一篇收在《呐喊》裡,也還有人問我:你實在是在罵誰和誰呢?我只能悲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於如此下劣。

  【注釋】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北新》週刊第十八期。

  《文學週報》:文學研究會的機關刊物。一九二一年五月在上海創刊。原名《文學旬刊》,為《時事新報》副刊之一,鄭振鐸等主編。一九二三年七月改名《文學》(週刊)。一九二五年五月改名《文學週報》,獨立發行,一九二九年六月停刊,前後約出四百期。西諦,鄭振鐸(1898—1958),筆名西諦,福建長樂人,作家、文學史家。

  他的文章發表于《文學週報》第二五一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題目就叫《「呐喊」》。

  這些話都是針對高長虹說的。高在《狂飆》週刊第一期(一九二六年十月)《走到出版界》的《革革革命及其他》一則內,說「魯迅是一個深刻的思想家,同時代的人沒有能及得上他的。」但不久在《狂飆》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走到出版界》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內,卻攻擊魯迅已「遞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卻奮勇的戰士的面目,再遞降而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了。文中還以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等人為例,以見「老人」之難免「倒下」,說:

  「有當年的康梁,也有今日的康梁;有當年的章太炎,也有今日的章太炎……所謂周氏兄弟者,今日如何,當有以善自處了!」按高長虹,山西盂縣人,狂飆社主要成員,是當時一個思想上帶有虛無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色彩的青年作者。

  這裡所說的「有人」,指高長虹等。高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裡說:「我與魯迅,會面不只百次。」同時謾駡魯迅「要以主帥自詡」。「別人」,指陳西瀅等。

  孫伏園(1894—1966):原名福源,浙江紹興人。魯迅任紹興師範學校校長時的學生,後在北京大學畢業,曾參加新潮社和語絲社,先後任《晨報副刊》、《京報副刊》、武漢《中央日報副刊》編輯。

  曾與作者同在廈門大學、中山大學任教。著有《伏園遊記》、《魯迅先生二三事》等。

  「下里巴人」:古代楚國的通俗歌曲。《文選》卷四十五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

  高一涵:安徽六安人,曾任北京大學教授,《現代評論》撰稿者。這裡所引文字見於他發表在《現代評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的《閒話》。在這篇《閒話》中,他指責當時著作家「多以罵人起家」,接著就以《阿Q正傳》為例,說了這裡所引的一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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