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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想到(十)


  無論是誰,只要站在「辯誣」的地位的,無論辯白與否,都已經是屈辱。更何況受了實際的大損害之後,還得來辯誣。

  我們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國巡捕擊殺了,我們並不還擊,卻先來趕緊洗刷犧牲者的罪名。說道我們並非「赤化」,因為沒有受別國的煽動;說道我們並非「暴徒」,因為都是空手,沒有兵器的。我不解為什麼中國人如果真使中國赤化,真在中國暴動,就得聽英捕來處死刑?記得新希臘人也曾用兵器對付過國內的土耳其人,卻並不被稱為暴徒;俄國確已赤化多年了,也沒有得到別國開槍的懲罰。而獨有中國人,則市民被殺之後,還要皇皇然辯誣,張著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

  其實,這原由是很容易了然的,就因為我們並非暴徒,並未赤化的緣故。

  因此我們就覺得含冤,大叫著偽文明的破產。可是文明是向來如此的,並非到現在才將假面具揭下來。只因為這樣的損害,以前是別民族所受,我們不知道,或者是我們原已屢次受過,現在都已忘卻罷了。公道和武力合為一體的文明,世界上本未出現,那萌芽或者只在幾個先驅者和幾群被迫壓民族的腦中。但是,當自己有了力量的時候,卻往往離而為二了。

  但英國究竟有真的文明人存在。今天,我們已經看見各國無黨派智識階級勞動者所組織的國際工人後援會,大表同情於中國的《致中國國民宣言》了。列名的人,英國就有培那特蕭(Bernard:Shaw),中國的留心世界文學的人大抵知道他的名字;法國則巴爾布斯(Henri:Barbusse),中國也曾譯過他的作品。他的母親卻是英國人;或者說,因此他也富有實行的質素,法國作家所常有的享樂的氣息,在他的作品中是絲毫也沒有的。現在都出而為中國鳴不平了,所以我覺得英國人的品性,我們可學的地方還多著,——但自然除了捕頭,商人,和看見學生的遊行而在屋頂拍手嘲笑的娘兒們。

  我並非說我們應該做「愛敵若友」的人,不過說我們目下委實並沒有認誰作敵。近來的文字中,雖然偶有「認清敵人」這些話,那是行文過火的毛病。倘有敵人,我們就早該抽刃而起,要求「以血償血」了。而現在我們所要求的是什麼呢?辯誣之後,不過想得點輕微的補償;那辦法雖說有十幾條,總而言之,單是「不相往來」,成為「路人」而已。雖是對於本來極密的友人,怕也不過如此罷。

  然而將實話說出來,就是:因為公道和實力還沒有合為一體,而我們只抓得了公道,所以滿眼是友人,即使他加了任意的殺戮。

  如果我們永遠只有公道,就得永遠著力於辯誣,終身空忙碌。這幾天有些紙貼在牆上,仿佛叫人勿看《順天時報》似的。我從來就不大看這報,但也並非「排外」,實在因為它的好惡,每每和我的很不同。然而也間有很確,為中國人自己不肯說的話。大概兩三年前,正值一種愛國運動的時候罷,偶見一篇它的社論,大意說,一國當衰弊之際,總有兩種意見不同的人。一是民氣論者,側重國民的氣概,一是民力論者,專重國民的實力。前者多則國家終亦漸弱,後者多則將強。我想,這是很不錯的;而且我們應該時時記得的。

  可惜中國歷來就獨多民氣論者,到現在還如此。如果長此不改,「再而衰,三而竭」,將來會連辯誣的精力也沒有了。所以在不得已而空手鼓舞民氣時,尤必須同時設法增長國民的實力,還要永遠這樣的幹下去。

  因此,中國青年負擔的煩重,就數倍于別國的青年了。因為我們的古人將心力大抵用到玄虛漂渺平穩圓滑上去了,便將艱難切實的事情留下,都待後人來補做,要一人兼做兩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現在可正到了試練的時候了。對手又是堅強的英人,正是他山的好石,大可以借此來磨練。

  假定現今覺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齡為二十,又假定照中國人易於衰老的計算,至少也還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奮鬥三十年。

  不夠,就再一代,二代……這樣的數目,從個體看來,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這一點就怕,便無藥可救,只好甘心滅亡。因為在民族的歷史上,這不過是一個極短時期,此外實沒有更快的捷徑。我們更無須遲疑,只是試練自己,自求生存,對誰也不懷惡意的幹下去。

  但足以破滅這運動的持續的危機,在目下就有三樣:一是日夜偏注於表面的宣傳,鄙棄他事;二是對同類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為國賊,為洋奴;三是有許多巧人,反利用機會,來獵取自己目前的利益。

  六月十一日

  【注釋】

  本篇最初分兩次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民眾文藝週刊》第二十四號及同月二十三日《民眾週刊》(《民眾文藝週刊》改名)第二十五號。

  指五卅慘案。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上海日商內外棉紗廠工人,為抗議資方無理開除工人,舉行罷工。次日,日本資本家槍殺工人顧正紅(共產黨員),激起上海各界人民的公憤。三十日,上海學生二千余人,在租界進行宣傳,聲援工人,號召收回租界,被英帝國主義逮捕一百餘人。隨後群眾萬余人集中在英租界南京路捕房前,要求釋放被捕者,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英國巡捕開槍射擊,當即傷亡數十人。

  洗刷犧牲者的罪名:指《京報》主筆邵振青(邵飄萍)關於五卅慘案的文章。他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五日《京報》「評壇」欄發表的《我國人一致憤慨的情形之下,願英日兩國政府勿自蹈瓜分中國之嫌》一文中說:英、日帝國主義「用種種宣傳政策,謂中國國民已與俄國同其赤化,英日若不合力以壓迫中國,行見中國赤化而後,美國亦大受其影響……然中國之並未赤化,所謂赤化說乃純屬英日兩國之虛偽政策……今次上海之慘劇,乃世界偽文明之宣告破產,非中國之一單純的外交問題。」他又在同日該報發表的《外國紳士暴徒》一文中說:「『暴動學生』之一名詞,真乃可謂滑稽極矣,請問外國紳士,學生是否有手槍?是否有機關槍?是否已因暴動殺死外國紳士多人?否否不然,多死者乃為學生,此決非學生之自殺也。」

  指希臘民族獨立運動。一八二一年三月,希臘爆發了反對土耳其統治的起義,次年一月宣佈獨立,經過幾年的艱苦鬥爭,於一八二九年取得勝利。

  《致中國國民宣言》:一九二五年六月六日,國際工人後援會從柏林發來為五卅慘案致中國國民的宣言,其中說:「國際工人後援會共有五百萬會員,都是白種用手和用腦的工人,現在我們代表全體會員,對於白種和黃種資本帝國主義的強盜這次殘殺和平的中國學生和工人的事情,同你們一致抗爭。我們……對於掠奪中國人民並且亦就是掠奪我們的那班東西毫無關係。他們在國外想欺淩你們這個民族,在國內亦想壓迫我們這個階級。只有我們合起來同他們對敵,才可以保全我們。……你們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敵人,你們的戰爭就是我們的戰爭,你們將來的勝利就是我們的勝利。」文末署名的有英國的蕭伯納和法國的巴比塞,他們都是該會中央委員會委員。

  培那特蕭:通譯蕭伯納(1856—1950),英國劇作家、批評家。早期參加改良主義的政治組織「費邊社」,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曾譴責帝國主義戰爭,十月革命後同情社會主義。著有劇本《華倫夫人的職業》、《巴巴拉少校》、《真相畢露》等。

  巴爾布斯:通譯巴比塞(1873—1935),法國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致力於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站在國際主義立場,熱情擁護蘇聯;一九二二年加入法國共產黨。著有長篇小說《火線》、《光明》及《斯大林傳》等。

  指上海工商學聯合會提出的對外談判條件。五卅慘案後,該會於六月八日發表宣言,提出談判的先決條件四條及正式條件十三條,其中包括工人有組織工會及罷工的自由、取消領事裁判權、撤退駐滬英日海陸軍等條款。這些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反帝願望,但還不能達到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的主要目的。後來負責這次對外交涉的買辦資產階級代表虞洽卿(總商會會長)等,又刪改了其中一些重要條款,成為委曲求全的十三條。

  《順天時報》: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北京創辦的中文報紙。創辦人為中島美雄,最初稱《燕京時報》,一九〇一年十月創刊,一九三〇年三月停刊。

  指《順天時報》的《愛國的兩說與愛國的兩派》的社論。

  一九二三年一月,北京大學學生因旅順、大連租借期將滿,向當時的國會請願,要求收回旅大。北洋政府在廣大群眾的壓力下,被迫於三月十日向日本帝國主義提出收回旅順、大連和廢除「二十一條」的要求,十四日遭到拒絕後,即爆發了規模幾及全國各大城市的反日愛國運動。四月四日《順天時報》發表上述社論。其中說:「凡一國中興之際。照例發生充實民力論及伸張國權論兩派。試就中國之現狀而論。亦明明有此二說可觀。……國權論者常多為感情所支配。……民力論者多具理智之頭腦。……故國權論者。可以投好廣漠之愛國心。民力論者。必為多數人所不悅。於是高倡國權論容易。主張民力論甚難。」

  「再而衰,三而竭」:語見《左傳》莊公十年,春秋時魯國曹劌的話:「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他山的好石:語出《詩經·小雅·鶴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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