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清華七十

清華七十

　　今年國立清華大學舉辦建校七十周年紀念，有朋友輾轉問我要不要寫一點回憶性質的文字以為祝賀。我在清華讀過八年書，由十四歲到二十二歲，自然有不可磨滅的印象，難以淡忘的感情。我曾寫過一篇《清華八年》，略敘我八年的經過，茲篇所述，偏重我所接觸的師友及一些瑣事之回憶，作為前文之補充。

　　現在新竹的國立清華大學，校址很廣，規模很大，教授的陣容堅強，學生的程度優異，這是有口皆碑的。不過我所能回憶的清華，是在北平西直門外海甸北的清華園，新竹校園雖美，我卻覺得有些異樣。我記得：北平清華園的大門，上面橫匾「清華園」三個大字，字不見佳，是清大學士那桐題的，遇有慶典之日，門口交叉兩面國旗——五色旗；通往校門的馬路是筆直一條碎石路，上面鋪黃土，經常有清道夫一勺一勺地潑水；校門前小小一塊廣場，對面是一座小橋，橋畔停放人力車，並系著幾匹毛驢。

　　門口內，靠東邊有小屋數楹，內有一土著老者，我們背後呼之為張老頭，他職司門禁，我們中等科的學生非領有放行木牌不得越校門一步，他經常手托著水煙袋，穿著黑背心，笑容可掬，我們若是和他打個招呼，走出門外買烤白薯、凍柿子，他也會裝糊塗點點頭，連說：「快點兒回來，快點兒回來。」

　　校門以內是一塊大空地，綠草如茵。有一條小河橫亙草原。河以南靠東邊是高等科，額曰「清華學堂」，也是那桐手筆。校長辦公室在高等科樓上。民國四年我考取清華，我父執陸聽秋（震）先生送我入校報到，陸先生是校長周詒春（寄梅）先生的聖約翰同學，我們進校先去拜見校長，校長指著牆上的一幅字要我念，我站到椅子上才看清楚，我沒有念錯，他點頭微笑。我想我對他的印象比他對我的印象好。

　　河以北是中等科，一座教室的樓房之外，便是一排排的寢室，現在回想起來，像是編了號的監牢。我起初是六個人一間房間，後來是四人一間。室內有地板。白灰牆白灰頂，四白落地。鐵床草墊，外配竹竿六根以備夏天支設蚊帳。有窗戶，無紗窗，無窗簾。每人發白布被單床罩各二，又白帆布口袋二，裝換洗衣服之用。洗衣作坊隔日派人取送。每兩間寢室共用一具所謂「俄羅斯火爐」，牆上有洞以通暖氣，實際上也沒有多少暖氣可通，但是火爐下面可以烤白薯，夜晚香味四溢。浴室廁所在西邊毗鄰操場。浴室備鋁鐵盆十幾個，浴者先簽到報備，然後有人來倒冷熱水。一個禮拜不洗，要宣佈姓名，仍不洗，要派員監視勒令就浴。這規矩好像從未嚴格執行，因為請人簽到或簽到之後就開溜，種種方法早就有人發明了。廁所有九間樓之稱，不知是哪位高手設計，廁在樓上，地板挖洞，下承大缸，如廁者均可欣賞「板斜尿流急，坑深屎落遲」的景致。而白胖大蛆萬頭攢動爭著要攀據要津，蹭蹬失勢者紛紛黜落的慘像乃盡收眼底。嚴冬朔風鬼哭狼嚎，膽小的不敢去如廁，往往隨地便溺，主事者不得已特備大木桶晚間抬至寢室門口階下，桶深階滑，有一位同學睡眼蒙矓不慎失足幾遭滅頂（這位同學我在抗戰之初偶晤於津門，已位居銀行經理，談及往事相與大笑）。

　　大禮堂是後造的。起先集會都在高等科的一個小禮堂裡，凡是演講、演戲、俱樂會都在那裡舉行。新的大禮堂在高等科與中等科之間，背著小河，前臨草地，是羅馬式的建築，有大石柱，有圓頂，能容千餘人，可惜的是傳音性能不甚佳，在這大禮堂裡，週末放電影，每次收費一角，像白珠小姐（PearlWhite）主演的《蒙頭人》（HoodedTerror）連續劇，一部接著一部，美女蒙難，緊張恐怖，雖是黑白無聲，也很能引發興趣，賈波林、陸克的喜劇更無論矣。我在這個禮堂演過兩次話劇。

　　科學館是後建的，體育館也是。科學館在大禮堂前靠右方。我在裡面曾飽聞科羅芳的味道，切過蚯蚓，宰過田雞（事實上是李先聞替我宰的，我怕在田雞肚上劃那一刀）。後來校長辦公室搬在科學館樓上，教務處也搬進去了。原來的校長室變成了學生會的會所，好神氣！

　　體育館在清華園的西北隅，雖然不大，有健身房，有室內游泳池，在當年算是很有規模的了。在健身房裡我練過跳木馬、攀杠子、翻筋斗、爬繩子、張飛賣肉……游泳池我不肯利用，水太涼，不留心難免喝一口，所以到了畢業之日游泳考試不及格者有兩人，一個是趙敏恒，一個不用說就是區區我。

　　圖書館在園之東北，中等科之東，原來是平房一座，後建大樓，後又添兩翼，踵事增華，蔚為大觀。閱覽室二，以軟木為地板，故走路無聲，不驚擾人。書庫裝玻璃地板，故透光，不需開燈。在當時都算是新的裝備。一座圖書館的價值，不在於其建築之宏偉，亦不盡在於其庋藏之豐富，而是在於其是否被人充分的加以利用。卷帙縱多，塵封何益。清華圖書館藏書相當豐富，每晚學生麇集，閱讀指定參考書，座無虛席。大部頭的手鈔的《四庫全書》，我還是在這裡首次看到。

　　校醫室在體育館之南，小河之北。小小的平房一幢，也有病床七八張。舒美科醫師主其事，後來換了一位肥胖的包克女醫師。我因為患耳下腺炎曾住院兩天，記得有兩位男護士在病房對病人大談其性故事與性經驗，我的印象惡劣。

　　工字廳在河之南，科學館之背後，乃園中最早之建築，作工字形，故名。房屋寬敞，幾淨窗明，為招待賓客之處，平素學生亦可借用開會。工字廳的後門外有一小小的荷花池，池後是一道矮矮的土山，山上草木蓊鬱。凡是純中國式的庭園風景，有水必有山，因為挖地作池，積土為山，乃自然的便利。有昆明湖則必定有萬壽山，不過其規模較大而已。清華的荷花池，規模小而景色佳，廳後對聯一副頗為精彩：

　　檻外山光曆春夏秋冬萬千變幻都非凡境
　　窗中雲影任東西南北去來澹蕩洵是仙居

　　橫額是「水木清華」四個大字。聯語原為廣陵駕鶴樓杏軒沈廣文之作，此為祁雋藻所書。祁雋藻是嘉慶進士、大學士。所謂「仙居」未免誇張，不過在一片西式建築之中保留了這樣一塊純中國式的環境，的確別有風味。英國詩人華次渥茲說，人在情感受了挫沮的時候，自然景物會有療傷的作用。我在清華最後兩年，時常於課餘之暇，陟小山，披荊棘，巡遊池畔一周，不知消磨了多少黃昏。聞一多臨去清華時用水彩畫了一幅《荷花池畔》贈我。我寫了一首白話新詩《荷花池畔》刊在《創造》季刊上，不知是郭沫若還是成仿吾還給我改了兩個字。

　　荷花池的東北角有個亭子，這是題中應有之義，有山有水焉能無亭無台？亭附近高處有一口鐘，是園中報時之具，每半小時敲一次，仿一般的船上敲鐘的方法，敲兩下是一點或五點或九點，一點半是、，兩點半是、、，餘類推。敲鐘這份差事也不好當，每隔半小時就得去敲一次，分秒不爽而且風雨無阻。

　　工字廳的西南有古月堂，是幾個小院落組成的中國式房屋，裡面住的是教國文的老先生。有些年輕的教英文的教師記得好像是住在工字廳，美籍教師則住西式的木造洋房，集中在圖書館以北一隅。從住房的分配上也隱隱然可以看出不同的身份。

　　清華園以西是一片榛莽未除的荒地，也有圍牆圈起，中間有一小土山聳立，我們稱之為西園。小河經過處有一豁口，可以走進沿牆巡視一周，只見一片片的「萑葦被渚，蓼蘋抽涯」，好像是置身於陶然亭畔。有一回我同翟桓赴西園閒步，水閘處聞潑剌聲，俯視之有大魚盈尺在石板上翻躍，乃相率蹇裳跣足，合力捕獲之，急送廚房，烹而食之，大膏饞吻。

　　孩子沒有不饞嘴的，其實豈只孩子？清華校門內靠近左邊圍牆有一家「嘉華公司」，招商承辦，賣日用品及零食，後來收回自營，改稱為售品所，我們戲稱去買零食為「上售」。零食包括：熱的豆漿、肉餃、栗子、花生之類。餓的時候，一碗豆漿加進砂糖，拿起一枚肉餃代替茶匙一攪，頃刻間三碗豆漿一包肉餃（十枚）下肚，鼓腹而出。最妙的是，當局怕學生把栗子皮剝得狼藉滿地，限令栗子必須剝好皮才准出售，糖炒栗子從沒有過這吃法。在清華那幾年，正是生長突盛的時期，食量驚人。清華的膳食比較其他學校為佳，本來是免費的，我入校那年改為繳半費，我每月交三元半，學校補助三元。八個人一桌，四盤四碗四碟鹹菜，盤碗是葷素各半，饅頭白飯管夠。冬季四碗改為火鍋。早點是饅頭稀飯鹹菜四色，蘿蔔乾、八寶菜、醃蘿蔔、醃白菜，隨意加麻油。每逢膳時，大家擠在飯廳門外，我的感覺不是饑腸轆轆，是胃裡長鳴。我清楚地記得，上第四堂課「西洋文學大綱」時，選課的只有四五人，所以就到羅伯森先生家裡去聽講，我需要用手按著胃，否則肚裡會鳴鳴地大叫。我吃饅頭的最高紀錄是十二個。齋務人員在飯廳裡單占一桌，學生們等他們散去之後紛紛喊廚房添菜，不是木樨肉，就是肉絲炒辣椒，每個呼呼的添一碗飯。

　　清華對於運動夙來熱心。校際球類比賽如獲勝利，照例翌日放假一天，鼓舞的力量很大。躋身於校隊，則享有特殊伙食以維持其體力，名之為「訓練桌」，同學為之側目。記得有一年上海南洋大學足球隊北征，清華嚴陣以待。那一天朔風刺骨，圍觀的人個個打哆嗦而手心出汗。清華大勝，以中鋒徐仲良、半右鋒關頌韜最為出色。徐仲良腳下勁足，射門時球應聲入網，其疾如矢。關頌韜最善盤球，左沖右突球不離身，三兩個人和他爭搶都奈何不了他。其他的隊員如陸懋德、華秀升、姚醒黃、孟繼懋、李汝祺等均能稱職。生平看足球比賽，緊張刺激以此為最。籃球賽之清華的對手是北師大，其次是南開，年年互相邀賽，全力以赴，互有勝負。清華的陣容主要的以時昭涵、陳崇武為前鋒，以孫立人、王國華為後衛。昭涵悍銳，崇武刁鑽，立人、國華則穩重沉著。五人聯手，如臂指使，進退恍惚，勝算較多。不能參加校隊的，可以參加級隊，不能參加級隊的甚至可以參加同鄉隊、寢室隊，總之是一片運動狂。我非健者，但是也踢破過兩雙球鞋，打破過幾隻網拍。

　　當時最普通而又最簡便的遊戲莫過於「擊嘎兒」。所謂「嘎兒」者，是用木頭楦出來的梭形物，另備木棍一根如擀麵杖一般，略長略粗。在土地上掘一小溝，以嘎兒斜置溝之一端，持杖猛敲嘎兒之一端，則嘎兒飛越而出，愈遠愈好。此戲為兩人一組。一人擊出，另一人試接，如接到則二人交換位置，如未接到則拾起嘎兒擲擊平放在溝上之木棍，如未擊中則對方以木杖試量其差距，以為計分，幾番交換擊接，計分較少之一方勝。清華並不完全洋化，像這樣的市井小兒的遊戲實在很土，其他學校學生恐怕未必屑于一顧，而在清華有一陣幾乎每一學生手裡都挾有一杖一梭。每天下午有一個老銅鎖匠擔著挑子來到運動場邊，他的職業本來是配鑰匙開鎖，但是他的副業喧賓奪主，他管修網球拍、補皮球胎、縫破皮鞋、發售木杖兒木嘎兒，以及其他零碎委辦之事，他是園中一個不可或缺的服務者。

　　中等科的學生編為童子軍，高等科的學生則練兵操，起初大家頗為認真，五四以後則漸廢弛。

　　童子軍分兩大隊，第一大隊長是梅貽琦先生，第二大隊長是席德柄先生。我被編入第二大隊的一個小隊。我們的制服整齊美觀，厚呢的帽子寬寬的帽檐，燙得平平的，以視現今的若干學校童子軍，戴的是軟布帽，帽檐低垂倒掛如敗荷葉，不可同日而語。童子軍的室內活動以結繩始，別瞧這伏羲氏的時候就開始玩的把戲，時到如今花樣忒多，我的手指頭全是大拇指，時常急得一頭汗。我現在只記得一種叫漁人結，比較簡單，其他如什麼帆腳索結、八字形結、方結……則都已忘得一乾二淨。戶外活動比較有趣，圓明園舊址就在我們隔壁，野徑盤紆，荒阡交互，正是露營的好去處。用一根火柴發火炊飯，不是一件容易事。飯煮成焦粑或稀粥，也覺得好吃。做了一年多的「生手」才考上了二等童軍。上兵操另是一種趣味，大隊長是姓劉還是勞，至今搞不清楚，只知道他是W.W. Law先生。那時候的兵操不能和現在的軍訓比，現在的軍訓真槍實彈勤習苦練，那時的兵操只是在操場上立正開步走，手裡拿的是木槍。不過服裝漂亮，五四之後清華學生排隊進城，隊伍整齊，最能贏得都人喝彩。

　　我的課外活動不多。在中二中三是曾邀約同學組織了一個專門練習書法的「戲墨社」，願意參加的不多，大學忙著學英文，誰有那麼多閒情逸致討此筆硯生涯？和我一清早就提前起床，在吃早點點名之前做半小時餘的寫字練習，有吳卓、張嘉鑄等幾個人。吳卓臨趙孟的《天冠山圖詠》，柔媚瀟灑，極有風致；張嘉鑄寫魏碑，學張廉卿，有古意；我寫漢隸，臨張遷，僅略得形似耳。我們也用白摺子寫小楷。包世臣的《藝舟雙楫》、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是我們這時候不斷研習的典籍。我們這個結社也要向學校報備，還請了汪鸞翔（鞏庵）先生做導師，幾度以作業送呈過目，這位長髯飄拂略有口吃的老師對我們有嘉勉但無指導。怪我毅力不夠，勉強維持兩年就無形散夥了。

　　進高等科之後，生活環境一變，我已近成年，對於文學發生熱烈的興趣。邀集翟桓、張忠紱、顧毓琇、李迪俊、齊學啟、吳錦銓等人組織「小說研究社」，出版了一冊《短篇小說作法》，還佔據了一間寢室作為社址。稍後擴大了組織，改名為「清華文學社」，吸收了孫大雨、謝文炳、饒孟侃、楊世恩等以及比我們高三班的聞一多，共約三十餘人。朱湘落落寡合，沒有加入我們的行列，後終與一多失和，此時早已見其端倪。一多年長博學，無形中是我們這集團的領袖，和我最稱莫逆。我們對於文學沒有充分的認識，僅於課堂上讀過少數的若干西方文學作品，對於中國文學傳統亦所知不多，尚未能形成任何有系統的主張。有幾個人性較浪漫，故易接近當時「創造社」一派。我和聞一多所作之《〈冬夜草兒〉評論》即成於是時。同學中對於我們這一批吟風弄月謳歌愛情的人難免有微詞，最坦率的是梅汝璈，他寫過一篇《辟文風》投給《清華週刊》，我是週刊負責的編輯之一，當即為之披露，但是于下一周期刊中我反唇相稽辭而辟之。

　　說起《清華週刊》，那是我在高四時致力甚勤的一件事。週刊為學生會主要活動之一，由學校負責經費開支，雖說每期五六十面不超過一百，裡面有社論，有專論，有新聞，有文藝，儼然是一本小型綜合雜誌，每週一期，編寫頗為累人。總編輯是吳景超，他做事有板有眼，一絲不苟。景超和我、顧毓琇、王化成四人同寢室。化成另有一批交遊，同室而不同道。每到週末，我們三個人就要聚在一起，商略下一期週刊內容。社論數則是由景超和我分別撰作，交相評閱，常常秉燭不眠，務期斟酌於至當，而引以為樂。週刊的文藝一欄特別豐富，有時分印為增刊，厚達二百頁。

　　高四的學生受到學校的優遇，全體住進一座大樓，內有暖氣設備，有現代的淋浴與衛生設備。不過也有少數北方人如廁只能蹲而不能坐，則甯遠征中等科照顧九間樓。高四那年功課並不鬆懈，唯心情愉快，即將與校園告別，反覺依依不捨。我每週進城，有時策驢經大鐘寺趨西直門，蹄聲得得，黃塵滾滾，趕腳的跟在後面跑，氣咻咻然。多半是坐人力車，荒原古道，老樹垂楊，也是難得的感受，途經海甸少不得要停下，在仁和買幾瓶蓮花白或桂花露，再順路買幾簍醬瓜醬菜，或是一匣甜鹹薄脆，歸家共享。

　　這篇文字無法結束，若是不略略述及我所懷念的六十多年前的幾位師友。

　　首先是王文顯先生，他做教務長相當久，後為清華大學英語系主任，他的英文姓名是J.WangQuincey，我沒見過他的中文簽名，聽人說他不諳中文，從小就由一位英國人撫養，在英國受教育，成為一位十足的英國紳士。他是廣東人，能說粵語，為人穩重而沉默，經常騎一輛腳踏車，單手扶著車把，岸然遊行於校內。他喜穿一件運動上裝，胸襟上繡著英國的校徽（是牛津還是劍橋我記不得了），在足球場上做裁判。他的英語講得太好了，不但純熟流利，而且出言文雅，音色也好，聽他說話乃是一大享受。比起語言粗魯的一般美國人士顯有上下床之別。我不幸沒有能在他班上聽講，但是我畢業之後任教北大時，曾兩度承他邀請參加清華留學生甄試，於私下晤對言談之間聽他述英國威爾孫教授如何考證莎士比亞的版本，頭頭是道，乃深知其于英國文學的知識之淵博。先生才學深邃，而不輕表露，世遂少知之者。

　　巢堃霖先生是我的英文老師，他也是受過英國傳統教育的學者，英語流利而有風趣。我記得他講解一首伯朗甯的小詩《法軍營中軼事》，連讀帶做，有聲有色。我在班上發問答問，時常故作刁難，先生不以為忤。我一九四九年來台時先生任職港府，辱賜書欲推薦我于香港大學，我遜謝。

　　在中等科教過我英文的有馬國驥、林玉堂、孟憲成諸先生。馬先生說英語夾雜上海土話，亦莊亦諧，妙趣橫生。一九四九年我與馬先生重逢于臺北，學生們仍執弟子禮甚恭，先生談吐不同往時。林先生長我五六歲，聖約翰畢業後即來清華任教，先生後改名為語堂，當時先生對於胡適白話詩甚為傾倒，嘗于英文課中在黑板上大書「人力車夫，人力車夫，車來如飛……」然後朗誦，擊節稱賞。我們一九二三級的「級呼」（Class Yell）是請先生給我們作的：

　　Who are, who are, who are we？
　　We are, we are, twenty-three.
　　Ssssbon-bah！

　　孟先生是林先生的同學，後來成為教育學家。林先生活潑風趣，孟先生凝重細膩。記得孟先生教我們讀《湯伯朗就學記》（Tom Brown』s Schooldays），這是一部文學傑作，寫英國勒格貝公共學校的學生生活，先生講解精詳，其中若干情況至今不能忘。

　　教我英文的美籍教師有好幾位，我最懷念的是貝德女士（Miss Baeder），她教我們「作文與修辭」，我受益良多。她教我們作文，注重草擬大綱的方法。題目之下分若干部分，每部分又分若干節，每節有一個提綱挈領的句子。有了大綱，然後再敷衍成為一篇文字。這方法其實是訓練思想，使不枝不蔓層次井然，用在國文上也同樣有效。她又教我們議會法，一面教我們說英語，一面教我們集會議事的規則（也就是孫中山先生所講的民權初步），於是我們從小就學會了什麼動議、附議、秩序問題、權利問題，等等，終身受用。大抵外籍教師教我們英語，使用各種教材教法，諸如辯論、集會、表演、遊戲之類，而不專門致力於寫、讀、背。是於實際使用英語中學習英語。還有一位克利門斯女士（MissClemens）我也不能忘，她年紀輕，有輕盈的體態，未開言臉先緋紅。

　　教我音樂的西萊女士（Miss Seeley），教我圖畫的是斯塔女士（MissStarr）和李蓋特女士（Miss Liggate），我上她們的課不是受教，是享受。所謂如沐春風不就是享受麼？教我體育的是舒美科先生、馬約翰先生，馬先生黑頭發綠眼珠，短小精悍，活力過人，每晨十時，一聲鈴響，全體自課室蜂擁而出，排列在一個廣場上，「一、二、三、四，二、二、三、四……」連做十五分鐘的健身操，風霜無阻，也能使大家出一頭大汗。

　　我的國文老師當中，舉人進士不乏其人，他們滿腹詩書自不待言，不過傳授多少給學生則是另一問題。清華不重國文，課都排在下午，畢業時成績不計，教師全住在古月堂自成一個區域。我懷念徐鏡澄先生，他教我作文莫說廢話，少用虛字，句句要挺拔，這是我永遠奉為圭臬的至理名言。我曾經寫過一篇記徐先生的文章，茲不贅。陳敬侯先生是天津人，具有天津人特有的幽默，除了風趣的言談之外還逼我們默寫過好多篇古文。背誦之不足，繼之以默寫，要把古文的格調聲韻砸到腦子裡去。汪鸞翔先生以他的貴州口音結結巴巴地說：「有……有人說，國國文沒……沒有趣味，國國文怎能沒……沒有趣味，趣味就在其中啦！」當時聽了當作笑話，現在體會到國文的趣味之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真是只好說是「在其中」了。

　　八年同窗好友太多了，同級的七八十人如今記得姓名的約有七十，有幾位我記得姓而忘其名，更有幾位我只約略記得面貌。初來臺灣時，在台的級友包括徐宗涑、王國華、劉溟章、辛文錡、孫清波、孫立人、李先聞、周大瑤、吳大鈞、江元仁、周思信、嚴之衛、翟桓、吳卓和我，偶爾聚餐話舊，現則大半凋零。

　　我在清華最後兩年，因為熱心於學生會的活動，和羅努生、何浩若、時昭沄來往較多。浩若來台後曾有一次對我說：「當年清華學生中至少有四個人不是好人，一個是努生，一個是昭沄，一個是區區我，一個是閣下你。應該算是四凶。常言道『好人不長壽』，所以我對於自己的壽命毫不擔心。如今昭沄年未六十遽爾作古，我的信心動搖矣！」他確是信心動搖，不久亦成為九泉之客。其實都不是壞人，只是年少輕狂不大安分。我記得有一次演話劇，是陳大悲作的《良心》，初次排演的時候齋務主任陳筱田先生在座（他也飾演一角），他指著昭沄說：「時昭沄扮演那個壞蛋，可以無需化妝。」哄堂大笑。昭沄一瞪眼，眼睛比眼鏡還大出一圈。他才思敏捷，英文特佳。為了換取一點稿酬，譯了我的《雅舍小品》、孟瑤的《心園》、張其昀的《孔子傳》。不幸在出使巴西任內去世。努生的公私生活高潮迭起，世人皆知，在校時揚言「九年清華三趕校長」，我曾當面戲之曰：「足下才高於學，學高於品。」如今他已下世，我仍然覺得「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至於浩若，他是清華同學中唯一之文武兼具者，他在清華的時候善寫古文，波瀾壯闊。在美國讀書時倡國家主義最為激烈，返國後一度在方鼎英部下任團長，抗戰期間任物資局長，晚年蕭索，意氣消磨。

　　我清華最後一年同寢室者吳景超與顧毓琇，不可不述。景超徽州歙縣人，永遠是一襲灰布長袍，道貌岸然，循規蹈矩，刻苦用功。好讀史遷，故大家戲呼之為太史公。為文有法度，處事公私分明。供職經濟部時所用郵票分置兩紙盒內，一供公事，一供私函，決不混淆，可見其為人之一斑。毓琇江蘇無錫人，治電機，而於詩詞、戲劇、小說無所不窺，精力過人，為人機警，往往適應局勢猛著先鞭。

　　還有兩個我所敬愛的人物。一個是潘光旦，原名光亶，江蘇寶山人，因傷病割去一腿，徐志摩所稱道的「胡聖潘仙」，胡聖是適之先生，潘仙即光旦，以其似李鐵拐也。光旦學問淵博，融貫中西，治優生學，後遂致力於我國之譜牒，時有著述，每多發明。其為人也，外圓內方，人皆樂與之遊。還有一個是張心一，原名繼忠，是我所知的清華同學中唯一的真正的甘肅人。他是一個傳奇人物。他嫌理髮一角錢太貴，嘗自備小刀對鏡剃光頭，常是滿頭血跡斑斕。在校時外出永遠騎驢，抗戰期間一輛摩托機車跑遍後方各省。他作一個銀行總稽核，外出查帳，一向不受招待，某地分行為他設盛筵，他聞聲逃匿，到小吃攤上果腹而歸。他做建設廳長時，騎機車下鄉，被匪劫持上山，查明身份後匪徒饗以烤肉恭送下山，敬禮有加。他的軼事一時也說不完。

　　我在清華一住八年，由童年到弱冠，在那裡受環境的薰陶，受師友的教益，這樣的一個學校是名副其實的我的母校，我自然懷著一份深厚的感情。不過這份感情也不是沒有羼著一些複雜的成分。我時常想起，清華建校實乃前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事變所造成的。義和團之亂是我們的恥辱。其肇事的動機是民間不堪教會外人壓迫，其事可恥，而義和團之荒謬行徑，其事更可恥，清廷之顢頇糊塗，人民之盲從附和，其事尤其可恥，迨其一敗塗地喪權誤國，其可恥乃至無以復加。光緒三十四年五月，美國國會通過議案，退還賠款的一部分給中國政府，以為興辦教育之用，這便是清華建校的原始。我的母校是在恥辱之中成立，而於恥辱之中又加進了令人慚愧的因素。提起清華便不能不令人想起七十餘年前的這一段慘痛歷史。

　　美國退還賠款給我們辦教育，當然是善意的。事實上晚近列強侵略中國聲中，美國是比較對我們最為友好的。雖然我們也知道，鴉片貿易不僅是英國一國的奸商作孽，不僅是英國一國的政府貪婪的縱容，美國人也插上了一腳。至今美國波士頓附近還有一個當年販賣鴉片致富的船主所捐建的一個小小的博物館，裡面陳列著不少鴉片煙槍煙斗。不過美國對我們沒有領土野心，不曾對我們動輒開炮。就是八國聯軍佔領北京那一段期間，也是美國分據的那一區域比較文明。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所以中國人對美國人的友誼一向是比較密切。

　　但是我也要指陳，美國退還賠款的動機並不簡單。偶讀一九七七年三月出版的《自由談》三十卷三期，戴良先生輯《中美傳統友誼大事記》，內有這樣一段：

　　「光緒三十四年五月，國會通過退還庚款。史密斯致老羅斯福的備忘錄：那一個國家能做到教育這一代的青年中國人，那個國家就將由於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的和商業的影響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穫。如果美國在三十年前已經做到把中國學生的潮流引向這一個國家來，並能使這個潮流繼續擴大，那麼，我們現在一定能夠使用最圓滿最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國的發展——這就是說，使用那知識與精神上的支配中國的領袖的方式！」

　　羅斯福大概是接受了這個意見。以教育的方式造就出一批親美的人才，從而控制中國的發展。這幾句話，我們聽起來，能不警惕、心寒、慚愧？所以我說：清華是於恥辱的狀況和慚愧的心情中建立的。

　　在慶祝清華建校七十周年聲中，也許不該提起往日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其實我們不能回到水木清華的舊址去歡呼慶祝，而在此地為文紀念，這件事情本身也就夠令人心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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