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變記附錄一改革起源

附錄一改革起源(1)

　　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吾國之大患，由國家視其民為奴隸，積之既久，民之自視亦如奴隸焉。彼奴隸者，苟抗顏而干預主人之家事，主人必艴然而怒，非擯斥則譴責耳。故奴隸于主人之事，罕有關心者，非其性然也，勢使之然也。吾國之人視國事若於己無與焉，雖經國恥曆國難，而漠然不以動其心者，非其性然也，勢使然也。且其地太遼闊，而道路不通，彼此隔絕，異省之民罕有交通之事，其相視若異國焉。各不相知，各不相關。誠有如小說家所記巨鯨之體，廣袤數裡，漁人斫其背而穴焉，寢處於是，炊爨於是，而巨鯨渺然不之知也。故非受巨創負深痛，固不足以震動之。昔日本當安政間，受浦賀米艦一言之挫辱，而國民蜂起，遂成維新。吾國則一經庚申圓明園之變，再經甲申馬江之變，而十八行省之民猶不知痛癢，未嘗稍改其頑固囂張之習，直待臺灣既割，二百兆之償款既輸，而鼾睡之聲乃漸驚起。此亦事之無如何者也。

　　乙未二三月間，和議將定。時適會試之年，各省舉人集于北京者以萬數千計，康有為創議上書拒之，梁啟超乃日夜奔走，號召連署上書論國事。廣東湖南同日先上，各省從之，各自連署麇集於都察院者，無日不有。雖其言或通或塞，或新或舊，駁雜不一，而士氣之稍申，實自此始。既而合十八省之舉人聚議于北京之松筠庵（庵者，明代烈士楊繼盛氏之故宅也），為大連署以上書，與斯會者凡千三百餘人。時康有為尚未通籍，實領袖之。其書之大意凡三事，一曰拒和，二曰遷都，三曰變法。而其宗旨則以變法為歸，蓋謂「使前此而能變法，則可以無今日之禍。使今日而能變法，猶可以免將來之禍。若今猶不變，則他日之患，更有甚於今者」。言甚激切，大臣惡之，不為代奏。然自是執政者漸漸引病去，公車之人散而歸鄉里者，亦漸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啟辟，實起點於斯舉。此事始末，上海刻有《公車上書記》以紀之，實為清朝二百餘年未有之大舉也。和議既定，公車既散，康有為適登進士，授職工部主事，複上書言變法下手之方，先後緩急之序，專主開民智，通下情，合天下人之聰明才力，以治天下之事，而歸本於皇上之獨伸乾斷，勿為浮言所動。工部堂官惡之益甚，不為代奏。蓋和議方成，人心震厲，此實我國維新一大關鍵。以皇上之天錫勇智，使彼時得人而輔之，其措置更易於今日，此實吾國一大可惜也。今將其書照錄於下。

　　具呈工部主事康有為，為變通善後，講求體要，乞速行乾斷以圖自強，呈請代奏事：竊職前月不揣狂愚，妄陳大計，自以僭越干犯重誅，待罪彌月，惶恐戰慄，乃蒙皇上天地包容，不責其僭妄之罪，豈非廣芻蕘之聽，立鞀鐸之鵠，以開言路而廣聰明耶。職上感聖明之納言如此，下憤國事之搶攘如彼，前書僅言通變之方，未發體要，及先後緩急之宜，用敢冒犯斧鉞，再竭愚誠，為我皇上陳之。竊惟為治之道，在審理勢，勢本無強弱，大小對較而後分，理難定美惡，是非隨時而易義。昔孔子既作《春秋》以明三統，又作《易》以言變通，黑白子醜相反而皆可行，進退消息變通而後可久，所以法後王而為聖師也。不窮經義而酌古今，考勢變而通中外，是刻舟求劍之愚，非闔辟乾坤之治也。今通商既開，外國環逼，既已彼我對立，則如兩軍相當，不能諜其軍法兵謀，無以為用兵應敵。小敵而不知情，則震而張皇；大敵而不知情，則輕而致敗；必然之理也。

　　夫泰西諸國之相逼，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也。曩代四夷之交侵，以強兵相淩而已，未有治法文學之事也。今泰西諸國以治法相競，以智學相上，此誠從古諸夷之所無也。嘗考泰西所以致強之由，一在千年來諸國並立也，若政稍不振，則滅亡隨之，故上下厲精，日夜戒懼，尊賢而尚功，保民而親下。其君相之於一士一民，皆思用之，故護養之意多，而防制之意少。其士民之於其君其國皆能親之，故有情而必通，有才而必用。其國人之精神議論，咸注意于鄰封，有良法新制，必思步武而爭勝之，有外交內攻，必思離散而窺伺之。蓋事事有相忌相畏之心，故時時有相牽相勝之意。所以講法立政，精益求精，而後僅能相持也。一在立科以厲智學也。

　　泰西當宋元之時，大為教王所愚，屢為回國所破，貧弱甚矣。英人倍根當明永樂時創為新義，以為聰明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華，主啟新不主仍舊，主宜今不主泥古，請於國家立科鼓厲。其士人著有新書，發從古未創之說者，賞以清秩高第。其工人制有新器，發從古未有之巧者，予以厚幣功牌，皆許其專利，寬其歲年。其有尋得新地，為人跡所未辟，身任大工，為生民所利賴者，予以世爵。於是國人踴躍，各竭心思，爭求新法，以取富貴。各國從之。數十年間，哥侖布尋得美洲萬里之地，辟金山以致富，每年得銀巨萬，而銀錢流入中國矣。墨領遍繞大地，知地如球，而荷蘭、葡萄牙大收南洋，舉臺灣而占濠鏡矣。哥白尼發地之繞日，於是利瑪竇、熊三拔、艾儒略、南懷仁、湯若望挾技來遊，其入貢有渾天地球之儀，量天縮地之尺，而改中國曆憲矣。至近百年來新法益盛。

　　道光初年始創輪舟，而十二年英人犯我廣州，且遍收四洲為屬地，辟土四萬里矣。道光末年始有電線、鐵路，美人鐵路如織網絲，五裡十裡，縱橫午貫，而富甲大地。俄人築之，辟地萬里。近者英之得印度、緬甸，俄之得西伯利至琿春，法之得越，皆築鐵路以逼我三陲矣。合十余國人士所觀摩，君相所激厲，師友所講求，事無大小，皆求新便。近以船械橫行四海，故以薄技粗器之微，而為天下政教之大。人皆驚洋人氣象之強，製造之奇，而推所自來，皆由立爵賞以勸智學為之。一在設議院以通下情也。籌餉為最難之事，民信上則鉅款可籌，賦稅無一定之規，費出公則每歲攤派。人皆來自四方，故疾苦無不上聞；政皆出於一堂，故德意無不下達；事皆本於眾議，故權奸無所容其私；動皆溢於眾聽，故中飽無所容其弊。有是三者，故百度並舉，以致富強。然《孟子》云：「國家閒暇，明其政刑，尊賢使能，大國必畏。」《易》稱：「開物成務，利用前民，作成器以為天下利。」《洪範》稱：「大同逢吉，決從于卿士庶人。」孟子稱進賢殺人，待于國人大夫。則彼族實暗合經義之精，非能為新創之治也。中國自古一統，環列皆小蠻夷，故于外無爭雄競長之心，但於下有防亂弭患之意。至於明世，治法尤密，以八股取士，以年勞累官，務困智名勇功之士，不能盡其學；一職而有數人，一人而兼數職，務為分權掣肘之法，不能盡其才。道路極塞，而散則易治；上下極隔，而尊則易威。

　　國朝因用明制，故數百年來大臣重鎮，不聞他變，天下雖大，戢戢奉法，而文網頗疏，取民極薄，小民不知不識，樂業嬉生，此其治效中古所無也。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來，雖後此千年率由不變可也。無如大地忽通，強敵環逼，士知詩文而不通中外，故錮聰塞明而才不足用，官求安謹而畏言興作，故苟且粉飾而事不能興。民多而利源不開，則窮而為盜，官多而事權不屬，則冗而無恥。至於上下隔絕，故百弊叢生；一統相安，故敵情不識。但內而防患，未嘗外而爭強。以此閉關之俗，忽當競長之時，絺綌宜於夏日，雨雪忽至，不能不易重裘；車馬宜於陸行，大河前橫，不能不覓舟楫。外之感觸既異，內之備禦因之，故《大易》貴乎時義，《管子》貴乎觀鄰。《管子》曰：「國之存也，鄰國有焉。國之亡也，鄰國有焉。舉而不當，此鄰敵所以得志也。天下皆理，己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合，己獨孤，國非其國也。大而不為者複小，眾而不理者複寡。」

　　蓋列國並爭，如孤軍轉戰於長圍，苟精神方略，兵械士馬，少有不逮，敗績立見。大朝一統，如一人偃臥於斗室，但謹戶牗，去蚊虻，雖稍高枕，可以無事。今略如春秋、戰國之並爭，非複漢、唐、宋、明之專統，所謂數千年未有之變也。若引舊法以治近世，是執舊方以醫變症。藥既不對，病必加危。五十年來講求國是者，既審證之未真，故言戰言和，亦施藥之未當。否則篤守不藥，坐待弱亡，用致割地償款，病日危重，至此傷寒傳裡，病入厥陰。昔患水腫痿痹，猶尚龐然，今且枯乾瘦羸，漸無精氣，如不講明病證，盡易舊方，垂危之人，豈堪再誤？但審病之輕重常變不同，則用方之君臣佐使亦異，故今審端致力之始，尤以講明國是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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