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左傳》法之一

　　我國現存史籍，若以近世史的觀念讀之，固無一能盡如人意，但吾儕試思，西曆紀元前四五百年之史部著作，全世界能有幾何？《左傳》一書，無論其原本為分國紀載或編年紀載，要之不失為一種有系統有別裁的作品，在全人類歷史學界為一先進者，故吾儕以世界的眼光觀察，已認此書為有精讀的必要。若專就本國文獻論，則我族文化實至春秋時代始漸成熟，其位置恰如個人之甫達成年，後此歷史上各方面文物之演進，其淵源皆溯諸春秋，故吾以為欲斷代的研究國史，當以春秋時代為出發點，若侈談三代以前，則易為神話所亂，失史家嚴正態度。若僅注重秦、漢以後，則中國國民性之根核，社會組織變遷之脈絡等，將皆無從理解。故吾常謂治國史者，以清代史為最要；次則春秋、戰國。戰國苦無良史，（《戰國策》文學臭味太濃，非嚴格的史。）而春秋時代幸有一《左傳》，吾儕宜如何珍惜而寶習也!

　　《左傳》一書，內容極豐富，極複雜，作史料讀之，可謂最有價值而且有趣味。在文獻學上任何方面，皆可以於本書中得若干資料以為研究基礎；蓋此書性質雖屬政治史，然對於社會情狀，常能為撮影的記述。試以《資治通鑒》比之，當感《通鑒》純為政治的，而《左傳》實兼為社會的也。所以能如此者，固由左氏史識特高，抑亦歷史本身使然。其一，春秋時代，各地方皆在較狹的區域內分化發展，政治上乃至文化上並無超越的中心點，故其史體與後來之專以京師政局作主腦者有異。其二，彼時代之社會組織純為階級的，一切文化皆貴族階級之產物；貴族階級，雖非多數的，然究竟已為複數的，故其史本與後來之專為皇帝一人作起居注者有異。《左傳》所敘述之對象——史的實質如此，此其所以在古史中能有其特殊之價值也。

　　古今治《左傳》者多矣。以研究方法論，吾以為莫良于顧棟高之《春秋大事表》。彼書蓋先定出若干門類為自己研究範圍，然後將全部書拆散，擷取各部分資料以供自己駕馭。《禮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顧書真能善屬而善比者。吾以為凡讀史皆當用此法，不獨《左傳》也。但吾對於此書稍覺不滿者有三端。第一，嫌其體裁專限於表。用表法誠極善，顧書各表，慘淡經營，令人心折者誠極多，但仍有許多資料非用表的形式所能整理者。顧氏以「表」名其書，自不容不以能表者為限。吾儕賡續研治，則須廣其意以盡其用也。第二，嫌其所表偏於政治。《左傳》本屬政治史，多表政治，固所當然，然政治以外之事項，可表者正自不少，是宜有以補之。第三，嫌其多表釋經語。「《左氏》不傳《春秋》」為吾儕所確信，今對於劉歆引傳釋經之語，研究其義例，非惟枉費精力，抑亦使《春秋》之旨愈荒也。此三端，吾以為對於顧著宜修正或增益者。但其方法則吾無間然，願學者循其矩而神而明之也。

　　馬驌《左傳事緯》、高士奇《左傳記事本末》，皆仿袁樞治《通鑒》之例，以一事之起訖編年，此亦讀《左氏》之一法。惟其所分之事，或失諸細碎，而大者反割裂遺漏。學者如能用其法，而以己之律令斷制之，所得或較多也。

　　吾儕今日治《左傳》，最好以社會學者的眼光治之，不斤斤于一國一事件之興亡得失，而多注意於當時全社會共同現象。例如，當時貴族階級如何受教育法；所受者為何種教育；當時貴族政治之合議組織如何；其政權授受程序如何；當時地方行政狀況如何；當時國際交涉之法例如何；當時財產所有權及其承襲與後來之異同奚若；當時婚姻制度與後來之異同奚若；當時人對於自然界災變作何等觀念；當時可稱為宗教者有多少種類，其性質何如……如此之類，隨時特拈出所欲研究之問題，通全書以搜索資料；資料略集，乃比次而論斷之。所研究積數十題，則一時代之社會遺影，略可睹矣。

　　吾儕研究史料，往往有須於無文字中求之者。例如：（一）春秋時代是否已行用金屬貨幣？（二）春秋時代是否有井田？（三）春秋時代是否用鐵器？（四）春秋時代曾否有不行貴族政治之國家？……諸如此類，留心研索，亦可以拈出若干題。若其可作反證之資料甚缺乏乃至絕無，則否定之斷案或遂可成立。此亦治古史之一妙用也。

　　以上所述，皆史學家應采之通法，無論讀何史皆可用之，不獨《左傳》。但《左傳》既為最古之史，且內容甚豐，取材較易，先從彼著手，最可引起趣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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