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三章史之改造(2)

第三章史之改造(2)

　　複次，吾儕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於客觀性質的歷史。我國人無論治何種學問，皆含有主觀的作用，攙以他項目的，而絕不願為純客觀的研究。例如文學，歐人自希臘以來即有「為文學而治文學」之觀念。我國不然，必曰因文見道。道其目的，而文則其手段也。結果則不誠無物，道與文兩敗而俱傷。惟史亦然，從不肯為歷史而治歷史，而必侈懸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經世」等，一切史跡，則以供吾目的之芻狗而已。其結果必至強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墜地。此惡習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無不播其毒。孔子所修《春秋》，今日傳世最古之史書也。宋儒謂其「寓褒貶，別善惡」；漢儒謂其「微言大義，撥亂反正」；兩說孰當，且勿深論。要之，孔子作《春秋》別有目的，而所記史事，不過借作手段，此無可疑也。坐是之故，《春秋》在他方面有何等價值，此屬別問題，若作史而宗之，則乖莫甚焉。例如二百四十年中，魯君之見弑者四（隱公、閔公、子般、子惡），見逐者一（昭公），見戕於外者一（桓公），而《春秋》不見其文，孔子之徒猶雲「魯之君臣未嘗相弑」（《禮記·明堂位》文）。又如狄滅衛，此何等大事，因掩齊桓公之恥，則削而不書（看閔二年《谷梁傳》「狄滅衛」條下）。晉侯傳見周天子，此何等大變，因不願暴晉文公之惡，則書而變其文（看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條下《左傳》及《公羊傳》）。諸如此類，徒以有「為親賢諱」之一主觀的目的，遂不惜顛倒事實以就之。又如《春秋》記杞伯姬事前後凡十餘條，以全部不滿萬七千字之書，安能為一婦人去分爾許篇幅，則亦曰藉以獎厲貞節而已。其他記載之不實、不盡、不均，類此者尚難悉數。故漢代今文經師謂《春秋》乃經而非史，吾儕不得不宗信之。蓋《春秋》而果為史者，則豈惟如王安石所譏斷爛朝報，恐其穢乃不減魏收矣。顧最不可解者，孔叟既有爾許微言大義，何妨別著一書，而必淆亂歷史上事實以惑後人，而其義亦隨之而晦也。自爾以後，陳陳相因，其宗法孔子愈篤者，其毒亦愈甚，致令吾儕常有「信書不如無書」之歎。如歐陽修之《新五代史》、朱熹之《通鑒綱目》，其代表也。鄭樵之言曰：「史冊以詳文該事，善惡已章，無待美刺。讀蕭、曹之行事，豈不知其忠良？見莽、卓之所為，豈不知其凶逆？……而當職之人，不知留意于憲章，徒相尚於言語。正猶當家之婦不事饔飧，專鼓唇舌。」（《通志·總序》）此言可謂痛切。夫史之性質與其他學術有異，欲為純客觀的史，是否事實上所能辦到，吾猶未敢言。雖然，吾儕有志史學者終不可不以此自勉。務持鑒空衡平之態度，極忠實以搜集史料，極忠實以敘論之，使恰如其本來。當如格林威爾所雲「畫我須是我」。當如醫者之解剖，奏刀砉砉，而無所謂惻隱之念擾我心曲也。乃至對本民族偏好溢美之辭，亦當力戒。良史固所以促國民之自覺，然真自覺者決不自欺，欲以自覺覺人者，尤不宜相蒙。故吾以為，今後作史者宜於可能的範圍內裁抑其主觀而忠實於客觀，以史為目的而不以為手段。夫然後有信史，有信史然後有良史也。

　　複次，吾前言人類活動相而注重其情態。夫摹體尚易，描態實難。態也者，從時間方面論，則過而不留。後刹那之態方呈，前刹那之態已失。從空間方面論，則凡人作一態，實其全身心理、生理的各部分協同動作之結果，且又與環境為緣。若僅為局部的觀察，睹其一而遺其他，則真態終未由見。試任取一人而描其一日之態，猶覺甚難，而況史也者積千萬年間千千萬萬生死相續之人，欲觀其繼續不斷之全體協同動作，茲事抑談何容易。史跡既非可由暝想虛構，則不能不取資于舊史。然舊史所能為吾資者，乃如兒童用殘之舊課本，原文本已編輯不精，訛奪滿紙，而複東缺一葉，西缺數行，油污墨漬，存字無幾。又如電影破片，若干段已完全失卻，前後不相銜接，其存者亦罅漏模糊，不甚可辨。昔顧炎武論春秋、戰國兩時代風尚之劇變，而深致歎息於中間百三十三年史文之闕佚（《日知錄》卷十三）。夫史文闕佚，雖僅此百三十三年，而史跡之湮亡，則其數量雲胡可算。蓋一切史跡，大半藉舊史而獲傳。然舊史著作之目的，與吾儕今日所需求者多不相應。吾儕所認為極可寶貴之史料，其為舊史所擯棄而遂湮沒以終古者實不知凡幾。吾儕今日乃如欲研究一燹餘之蕪城廢殿，從瓦礫堆中搜集斷椽破甓，東拼西補，以推測其本來規制之為何若。此種事業備極艱辛，猶且僅一部分有成功希望，一部分或竟無成功希望。又不惟殘缺之部分為然耳，即向來公認為完全美備之史料，例如正史，試以科學的眼光嚴密審查，則其中誤者、偽者又不知凡幾。吾儕今日對於此等史跡，殆有一大部分須為之重新估價。而不然者，則吾史乃立於虛幻的基礎之上，而一切研索推論皆為枉費。此種事業，其艱辛亦與前等，而所得或且更微末。以上兩種勞作，一曰搜補的勞作，二曰考證的勞作，皆可謂極不經濟的、勞多而獲少的。雖然，當知近百年來歐洲史學所以革新，純由此等勞作導其先路。吾國史苟不經過此一番爬剔洗煉，則完善之作終不可期。今宜專有人焉，胼手胝足以耕以畬，以待後人之獲。一部分人出莫大之勞費以為代價，然後他部分人之勞費，乃可以永節省，此吾儕今日應有之覺悟也。此兩種勞作之下手方法，皆于第五章專論之，今不先贅。

　　複次，古代著述大率短句單辭，不相聯屬。恰如下等動物，寸寸斷之，各自成體。此固由當時文字傳寫困難，不得不然，抑亦思想簡單，未加組織之明證也。此例求諸古籍中，如《老子》，如《論語》，如《易傳》，如《墨經》，莫不皆然。其在史部，則《春秋》、《世本》、《竹書紀年》皆其類也。厥後《左傳》、《史記》等書，常有長篇記載，篇中首尾完具，視昔大進矣。然而以全書論，仍不過百數十篇之文章匯成一帙而已。《漢書》以下各史，踵效《史記》；《漢紀》、《通鑒》等踵效《左傳》，或以一人為起訖，或以一事為起訖。要之不免將史跡縱切橫斷。紀事本末體稍矯此弊，然亦僅以一事為起訖，事與事之間不生聯絡。且社會活動狀態原不僅在區區數件大事，紀事縱極精善，猶是得肉遺血，得骨遺髓也。吾不嘗言歷史為過去人類活動之再現耶？夫活動而過去，則動物久已消滅。曷為能使之再現，非極巧妙之技術不為功也。故真史當如電影片，其本質為無數單片，人物逼真，配景完整而複前張後張緊密銜接，成為一軸，然後射以電光，顯其活態。夫舍單張外固無軸也。然軸之為物，卻自成一有組織的個體，而單張不過為其成分。若任意抽取數片，全沒卻其相互之動相，木然只影，黏著布端，觀者將卻走矣。惟史亦然，人類活動狀態其性質為整個的，為成套的，為有生命的，為有機能的，為有方向的，故事實之敘錄與考證不過以樹史之軀幹，而非能盡史之神理。善為史者之馭事實也，橫的方面最注意於其背景與其交光，然後甲事實與乙事實之關係明，而整個的不至變為碎件。縱的方面最注意於其來因與其去果，然後前事實與後事實之關係明，而成套的不至變為斷幅。是故不能僅以敘述畢乃事。必也有說明焉，有推論焉。所敘事項雖千差萬別而各有其湊筍之處，書雖累百萬言而筋搖脈注，如一結構精悍之短劄也。夫如是，庶可以語於今日之史矣。而惜久求諸我國舊史界，竟不可得，即歐美近代著作之林，亦不數數覯也。

　　今日所需之史，當分為專門史與普遍史之兩途。專門史如法制史、文學史、哲學史、美術史……等等；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治專門史者，不惟須有史學的素養，更須有各該專門學的素養。此種事業，與其責望諸史學家，毋寧責望諸各該專門學者。而凡治各專門學之人，亦須有兩種覺悟。其一，當思人類無論何種文明，皆須求根柢於歷史。治一學而不深觀其歷史演進之跡，是全然蔑視時間關係，而茲學系統終未由明瞭。其二，當知今日中國學界已陷於「歷史饑餓」之狀況，吾儕不容不亟圖救濟。歷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則全部分之真相亦終不得見。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功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決非一般史學家所能辦到，而必有待於各學之專門家分擔責任，此吾對於專門史前途之希望也。專門史多數成立，則普遍史較易致力，斯固然矣。雖然，普遍史並非由專門史叢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須別具一種通識，超出各專門事項之外而貫穴乎其間。夫然後甲部分與乙部分之關係見，而整個的文化始得而理會也。是故此種事業又當與各種專門學異其範圍，而由史學專門家任之。昔自劉知幾以迄萬斯同皆極言眾手修史之弊，鄭樵、章學誠尤矢志向上，以「成一家之言」為鵠，是皆然矣。雖然，生今日極複雜之社會，而欲恃一手一足之烈，供給國人以歷史的全部智識，雖才什左、馬，識伯鄭、章，而其事終不可以致。然則當如之何？曰，惟有聯合國中有史學興味之學者，各因其性之所嗜與力之所及，為部分的精密研究，而懸一公趨之目的與公用之研究方法，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如是，則數年之後，吾儕之理想的新史或可望出現。善乎黃宗羲之言，曰：「此非末學一人之事也。」（《明儒學案·發凡》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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