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荊公第一制置三司條例司

第一制置三司條例司

　　制置三司條例司者，公所創立之財政機關也。公之言曰：

　　周置泉府之官，以榷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

　　熙寧二年二月，遂設立此司。詔曰：

　　朕以為欲致天下於治者，必先富之而後可為也。今縣官之費不給，而民財大屈，故特詔輔臣，置司於內，以革其弊。夫事顓于所習，則能明得失之原。今將權天下之財，而資之予有司，有司能習知其事，則其所得必精，其所言必通，物聚而求足，是絢富吾民之術也。若夫苛刻之論，腹削其下而斂怨於上者，朕所不取。宜令三司判官、諸路監司及內外官，受後兩月，各具財用之利害以聞。

　　司既立，以公及陳升之領之。時升之為宰相，公則參知政事也。今世各立憲國，往往以總理大臣兼度支大臣，蓋財務為庶政之本，公深知其意也。

　　公之志，在制兼併、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以富其民而致天下於治。制置三司條例司之職在此，而後此所立之法，亦無不本此意以行。史稱公嘗與司馬溫公廷辯理財，溫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tóu kuàn jī liǎn 按人數徵稅，用畚箕裝所征穀物。喻賦稅繁苛）耳。」公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溫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爭議不已（史所載僅此，荊公反駁溫公之言則缺之，想更有偉論，惜不可得見矣）。夫溫公之言，其果衷於事理也耶？彼財貨百物，果為天地所生而終古不變者耶？抑亦人所生而得其道可以增殖者耶？夫財貨百物，固有既不在民亦不在官者矣，則棄之於地。是也，如其增殖之，則既可以在民，而同時亦可以在官。今世歐美諸國，其明效矣。荊公欲整理財政，而以發達國民經濟為下手之方，孔子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中國自古言理財者，其識未有能及此也。

　　荊公之意，以為國民經濟所以日悴者，由國民不能各遂其力以從事生產也。國民所以不能各遂其力以從事生產者，由豪富之兼併也。國中豪富少而貧民多，而豪富又習于奢汰，不以其所得為母財，而貧民涓滴之母財又為兼併家歲月蝕盡。則一國之母財舉匱，而民之生無以複聊，於是殫精竭慮求所以拯救，其道莫急於摧抑兼併。而能摧抑兼併者誰乎？則國家而已。荊公欲舉財權悉集於國家，然後由國家酌盈劑虛，以均諸全國之民，使各有所藉以從事於生產。其詩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鬥魁。賦予皆自我，兼併乃奸回。奸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其青苗、均輸、市易諸法，皆本此意也。此義也，近數十年來乃大盛于歐美兩洲，命之曰社會主義，其說以國家為大地主，為大資本家，為大企業家，而人民不得有私財，誠如公所謂「賦予皆自我，兼併乃奸回」者也。彼都學者，往往夢想之以為大同太平之極軌，而識者又以為茲事體大，非易數世後，未或能致也。夫以歐美今日猶未能致者，而荊公乃欲於數百年前之中國致之，其何能淑？雖曰其造端非若彼之弘大，其條目非若彼之纖悉，其程度非若彼之極端，然其終不能全適於荊公之時與地，可斷言矣。荊公之所蔽，惟在於是。若其學識之精卓、規模之宏遠、宅心之慈仁，則真只千古而無兩也，溫公安足以知之？

　　社會主義所以難行者不一端，而為國家分掌此理財機關之人，甚難其選，而集權既重，弊害易滋，此其著者也。夫以彼都所倡社會主義者，行之于立憲政體確立之後，猶以為難，而況在專制之代乎？本意欲以摧抑兼併，萬一行之不善，而國家反為兼併之魁，則民何訴焉？而盜臣之因緣以自肥，又無論也。故荊公之政策，其於財政上所收之效雖頗豐，而於國民經濟上所收之效滋嗇，良以此也。

　　宋財政之敝，至仁宗晚年而極，前既言之矣。神宗即位，首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制度，仍取慶曆二年數，比今支費不同者，開析以聞。後數日，光言國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敝之術，磨以歲月，庶幾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及制置條例司既設，乃考三司簿籍，商量經久廢置之宜，凡一歲用度及郊祀大費，皆編著定式，所裁省冗費十之四（以上皆錄《宋史·食貨志》上之六原文）。夫財政之敝，既已如彼，即不言興利，而節費亦安得已？溫公亦非不知之矣，而猶顢頇其詞，曰磨以歲月驟不能減，而徒欲諉其難於君上，何其不負責任乃爾耶！且溫公所謂不能者，何荊公驟裁其十之四，而不見其有他變耶？夫以數十年相沿之歲費，而驟減其十之四，此誠天下至難之業。而制置條例司之初設，即奏此膚功，則領此司者，其任事之忠勤，其才識之明敏，其魄力之毅偉，可想見矣（當時所裁者多屬宮廷費，非神宗之賢，荊公亦不得行其也）。以視不負責任之溫公，何其反耶！（據《宋史》，則神宗之命溫公義裁減，似在荊公未入相以前。二公皆為翰林學士，當同拜此命者也，而溫公以敷衍答上命也。若此神宗之不樂得此不負責任之大臣以共國事，不亦宜哉！）而後之論荊公者，於此等偉績，沒而不道，抑何心也！

　　史所稱編著定式，即今世立憲國之所謂預算案也。史又言三司上新增吏祿數，京師歲增四十一萬三千四百餘緡（mín 一串銅錢），監司諸州六十八萬九千餘緡，省冗費以增官祿，誠整理行政之根本哉！當時制置三司條例司所舉善政，或更多，史闕不可考，而此東鱗西爪，已非流俗所能及矣。

　　《文獻通考》二十四引元祐元年蘇轍奏，言：熙甯初，于三司取天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發其封者，蓋州郡所發文帳，隨帳皆有賄賂，各有常數。常數已足者，皆不發封。一有不足，即百端問難，要足而後已。至是特設帳司默磨文帳雲。前此財政機關之腐敗，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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