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荊公執政前之荊公（下）

執政前之荊公（下）(1)

　　荊公于仁宗嘉祐三年，提點江東刑獄。使還報命，乃上書言事。此書雖謂公之政見宣言書可也，後世承學之士稍治國聞者，慮無不嘗誦公此書。今不避習見，更全錄之，略為疏解，備論古經世者省覽焉。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處其中，幸甚。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暇，聲色狗馬觀遊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為人信服）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狡詐）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于百姓者，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按）今世言政者，必曰法治國。夫國固未有舍法而能以為治者也，而中國儒者諱言之，惟以守祖宗成法自文。彼其所謂祖宗成法者何？襲前代之舊而已，前代又襲前代之舊而已，數千年來，一丘之貉，因陋就簡，每下愈況。其以政治家聞于後者，不過就現有之法，綜核名實而已。更上焉者，補苴罅漏而已。其一倡變法之議者，惟漢之董子，其言曰：若琴瑟不調甚者，必改弦而更張之，乃可鼓也。似矣，夷考其條理，則僅在改正朔易服色。夫正朔服色之細故，必非有關於治道，甚易明也，故董子非真能變法之人。而漢武之志不及此，又無論也。自茲以往，則更未聞有人焉。能以制法之業毅然自任者也，蓋由以至誠惻怛之心憂國家者，既曠世不一見，即或有之，而識不足以及此。彼其於國家之性質，蓋未之知，曰國家者則君主而已，凡法度皆為君主而立也。夫使法度為君主而立，則以數千年霸者之所經驗，固已日趨完備矣，其不必改弦而更張之也亦宜。嗚呼！三代上勿具論，秦漢以後，其能知國家之性質，至誠惻怛以憂國家者，荊公一人而已！其憂之也既誠，痛心疾首於國家之淹滯而不進化，國民之憔悴而不發達，反覆以求其故，若窮河源以達於星宿海。於是敢為一言以斷之曰：患在不知法度故也。嗚呼，盡之矣！雖然，論者或以公之誦法先王也，則或疑之為保守家、理想家而不達於今世之務者。顧公不雲乎，法先王者法其意而已，以今世術語解之，則公之所謂先王，非具體之先王，而抽象之先王也。更質言之，則所謂先王之意者，政治上之大原理原則而已。夫公之變法，誠非欲以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者，而竟駭焉囂焉，則非公之罪矣。

　　雖然，以方今之世揆（揣度）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于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奸，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眾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

　　（按）法治固急矣，然行法者人也，制法者亦人也，故公既以法度為本原，又以人才為本原之本原，夫法治國固以大多數之人民為元氣者也。此公之意也。

　　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眾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罝（tù jū在野之賢人）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罝》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於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材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yóu 輕）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陶冶、培育）天下之士，而後人才複眾。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這裡指不朝于王庭者），而複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於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

　　（按）是說也，近世曾文正公宗之而加引申焉，其言曰：「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屍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轉移習俗，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才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擇百人中之尤者而才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之上，皆與有責焉者也。」其言更博深切明矣。顧公之此論，獨以陶冶之責歸諸人主何也？非徒以其所與語者為人主而已，私人陶冶之範圍狹而人主則廣，私人陶冶之效力緩而人主則疾，故不居高明之位而勉其責雲者，不得已而思其次耳，慰情聊勝於無耳。若夫欲發揚一國之人才而挾之以趨，道固莫有捷于開明專制者，此俾斯麥所造於德國者如彼，而曾文正所造於中國者僅如此也。

　　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政刑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使富足）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于父母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遵循教導）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群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眾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党，必於庠序，使眾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夫之才則眾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屬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試其能行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後稷，知工者以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niǔ xí 習慣）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于一時，而顧謬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結黨營私）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眾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chù zhì 官吏升降）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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