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荊公執政前之荊公（上）(2)

執政前之荊公（上）(2)

　　天下之變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辭受取捨之方不一，彼皆內得於己，有以待物，而非有待於物也。非有待於物，故其跡時若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嘗有悔也。若是者，豈以夫世之毀譽者概其心哉。若某者不足以望此，而私有志焉。（《答李資深書》）

　　學足乎己，則不有知於上，必有知於下；不有傳於今，必有傳於後。不幸而不見知於上下，而不傳於今又不傳于後，古之人猶不憾也。知我者其天乎。此乃《易》所謂知命也。命者非獨貴賤死生爾，萬物之廢興皆命也。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答史諷書》）

　　夫君子之學，固有志於天下矣。然先吾身而後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系吾得志與否耳。身猶屬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命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又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孔子之說如此，而或者以為孔子之學汲汲以憂世者，惑也。惑於此而進退之行，不得於孔子者有之矣。……吾獨以為聖人之心，未始有憂。有難予者曰：然則聖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匯，貞吉。《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也。不可榮以祿者，知命也。吾雖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憂之其能合乎？……孔子所以極其說於知命不憂者，欲人知治亂有命，而進不可以苟，則先王之道得伸也。世有能諭知命之說而不能重進退者，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文，特愛足下之才耳。既而見足下衣刓（wán 破損）履缺，坐而語未嘗及己之窮。退而詢足下終歲食不葷，不以絲忽（絲毫）妄售於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幾？吾以為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某之所學報足下。（《與王逢原書》）

　　集中言論，似此者尚多，今不悉錄，錄其尤者，嘗跡荊公一生立身事君之本末。進以禮，退以義，其早歲貧苦患難，曾不以攖（yīng 擾亂）其胸，能卓然自立，以窮極古今之學而致之用。其得君以道易天下，致命遂志而不悔。其致為臣而歸，則又澹然若與世相忘。記所謂素位而行，不願乎外，無入而不自得者，公當之矣。及讀此諸篇，然後知公之學，蓋大有本原在。其大旨在知命，而又歸於行法以俟命，故其生平高節畸行，乃純任自然，非強而致。而功名事業，亦視為性分所固然，而不以一毫成敗得失之見雜其間。此公之所以為公也。

　　公固守道自重，不汲汲於用世，而玉蘊山輝，不能自悶，賢士大夫，稍稍知之而樂稱道之。其交公最早者，則曾鞏也。鞏與歐陽修書云：

　　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

　　而陳襄上薦士書，以之與胡瑗等並舉，稱其才性賢明，篤于古學，文辭政事，已著聞于時。皇祐三年，宰臣文彥博，遂以之與韓維共薦，於是有集賢院校理之命。嘉祐元年，歐陽修又以之與包拯、張環、呂公著三人共薦，稱其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議論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自是征辟屢至，然安於小吏，不肯就職，非故為恬退，亦有取於素位之義而已。

　　（考異一）《宋史》本傳稱曾鞏攜安石文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今按此妄語也。鞏上修書，有先生使河北之語，其事在慶曆六年。而公之成進士，在慶曆四年，且書中明有已得科名之語，則公之得第，非藉揄揚甚明。《宋史》開口便誣，何以示信。

　　（考異二）《本傳》又云：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為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三人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今按此又妄語也。陳襄當皇祐間，已稱公文辭政事，著聞于時。歐陽公亦言學問文章，知名當世。而韓維者，則文潞公以之與公同薦者也；呂公著者，又歐陽公以之與公同薦者也。然則韓呂安能重公？而公亦安藉韓呂以為重哉？夫自皇祐以及熙寧二十年間，公聲名滿天下，若範文正公、富鄭公、韓魏公、曾魯公皆交相延譽，見於本集及其他記載者班班可考。而《本傳》曾不道及，乃至並文歐二公之薦剡而沒之，一若有損諸君子知人之明者，徒曰藉韓呂以為重而已，毀人者何所不用其極耶！吾所以嘵嘵辨此者，以公之名節高一世，即其沒後，而反對黨魁之溫公，猶稱道之，（見下）今如《宋史》所記，則一干祿無恥之小人，而其居恒所謂知命守道者，皆飾說以欺人矣，此大有玷於公之人格，雖欲勿辨，烏得已也。

　　（考異三）荊公少年，交友甚少，曾子固稱其不願知於人，而公《答孫少述書》，亦言「某天稟疏介，生平所得，數人而已，兄素固知之。置此數人，複欲強數，指不可詘。」由此觀之，公之寡交可見。而俗史乃有公與濂溪交涉一事，是又不可以不辨。羅景綸《鶴林玉露》云：荊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荊公恚（huì 怒）曰：「吾獨不可自求諸六經乎。」乃不復見。度正撰《周濂溪年譜》云：嘉祐五年，先生年四十四，東歸時，王介甫為江東提點刑獄，年三十九，已號通儒。先生遇之，與語連日夜。介甫退而精思，至忘寢食。（此說本邢恕，恕程氏門人也）今按此兩說者，一言不見，一言已見，既相矛盾，豈荊公少年即既恚其不得見，及年至四十，又及其門而求見耶？抑濂溪始焉三辭之不見，而繼焉且複自往見之耶？一何可笑，不知兩說皆妄也。考濂溪不過長荊公五歲，以為少年，則俱少年耳，即雲荊公求友心切，亟欲見濂溪，而濂溪以彼此同在求學之時，何得妄自尊大若此。豈孔子之與孺悲（孺悲曾拜見孔子，孔子託病拒絕見他。這裡指故意不見人的意思）耶？且濂溪既未見荊公，以一向學之少年，何由望名刺（名帖）而知其不可與語？濂溪果如此，尚得為人耶？況按諸兩家年譜，蓋終身無從有遇合之地。濂溪以天禧元年生道州，天聖九年，年十五，父卒，從母入京師依舅氏，則自十五以前，皆在道州也。景祐四年，母卒，葬潤州。康定元年，年二十四，起洪州分寧縣主簿，始入江西。荊公生天禧五年，幼隨父宦韶州，其《憶昨書》曰：「丙子從親走京國，則年十六也。」明年親作建昌吏，則年十七至江寧矣。寶元二年，父卒，在江甯居喪，詩所謂「三年厭食鐘山薇」也。慶曆二年，年二十二，成進士，官淮南，而濂溪已先二年官分寧。是二人當少年時，未嘗一日相值，羅氏之說，從何而來？嘉祐三年，荊公自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四年，年三十九，五年五月，召入為三司度支判官，而濂溪於是年六月解合州簽事歸京師，則荊公已去江東，而年亦四十矣，以為二人相遇于江東，其年與地皆不合，而刑氏、度氏之說，從何而來？彼講學之徒之造為此說者，欲借荊公以重濂溪耳。若夫濂溪之見不見，則何足為荊公輕重？而吾猶辨之不憚詞費者，凡以見當時之所以誣詆荊公者，肆無忌憚，乃至毫無影響之事，而言之若鑿鑿焉，則其他之不可信，皆類是矣；而真事實之被抹煞而不可見者，又何限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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