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研究院茶話會演說辭|梁啟超

清華研究院茶話會演說辭

　　校長、諸位先生、諸位同學：

　　今天是研究院第一次茶話會，本來早就要開，因為王靜安先生有不幸的事發生，到上海去了，所以緩後了許久。到今天，大家有個聚會的機會，我很高興。

　　我們研究院的宗旨，諸君當已知道。我們覺得校中呆板的教育不能滿足我們的要求，想參照原來書院的辦法——高一點說，參照從前大師講學的辦法——更加以最新的教育精神。各教授及我自己所以在此服務，實因感覺從前的辦法有輸入教育界的必要，故本院前途的希望當然是很大的。但希望能否實現，卻不全在學校當局，還在諸位同學身上。我所最希望的，是能創造一個新學風，對於學校的缺點加以改正，固然不希望全國跟了我們走。但我們自己總想辦出一點成績讓人家看看，使人知道這是值得提倡的，至少總可說，我們的精神可以調和現在的教育界，使將來教育可得一新生命，換一新面目。

　　現在的學校大都注重在知識方面，卻忽略了知識以外之事，無論大學、中學、小學，都努力于知識的增加，知識究竟增加了沒有，那是另一問題。但總可說現在學校只是一個販賣知識的地方，許多教員從外國回來，充滿了知識，都在此發售，學生在教室裡若能買得一點，便算好學生。但學問難道只有知識一端嗎？知識以外就沒有重要的嗎？孔子說過：「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又說，「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又說，「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這都是知仁勇三者並重的，不但中國古聖賢所言如此，即西國學者也未嘗不如此。所謂修養人格，鍛煉身體，任何一國都不能輕視。現在中國的教育真糟，中國原有的精神固已蕩然，西洋的精神也未取得；而且政治不良，學校無生氣，連智識也不能販賣了。故我們更感到創造新學風的必要。

　　本院同學一部分是受過大學教育的，一部分是從名師研究有素的，在全國教育界占最高位置，受這種最高教育的人，當然不能看輕自己，從本院發生一個新學風，是我們惟一的責任。若仍舊很無聊地冒充智識階級，便不必在此修學。既到這裡，當立志很高，要做現代一個有價值的人，乃至千百世的一個有價值的人。孟子說：「士何事，曰：『尚志。』」孔子說：「吾十五而志於學。」立志高的人猶恐未必成功，何況立志不高的人。諸同學既在這全國最高學府內修業，必當發憤做一個偉大的人——小之在一國，大之在世界；小之在一時，大之在千古。

　　所謂偉大的人，必如何而可，不能不下一解釋。這並不看他地位之高低與事業之大小來斷定。若能在我自己所做的範圍以內，做到理想中最圓滿的地位，便算偉大。從前日本一個老學者，在日俄大戰以後，說東鄉大將的功勞與做皮靴的工人一樣，因為沒有大將固不能戰勝俄國，然沒有好的皮靴也不能戰勝。所以不能拿事情的大小來比較價值的高低，只要在自己所做的事業中做一個第一流的人物，便算了不得。諸位同學出校後若做政治家，便當做第一流的政治家，不要做一個腐敗的官僚；若做學問家，便當做第一流的學問家，能發前人所未發而有益於後人；若做教員，便當做第一流的教員；中小學教員不算寒酸，大學教員不算闊，第一流的小學教員，遠勝於濫竽的大學教員。總之，無論做何事，必須真做得好，在這一界內必做到第一流。諸位必須把理想的身份提高。孟子說：「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又說，「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他說狂者「其志？？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孔子門弟子如曾點，年紀與孔子差不多，可以說是一個狂者，然孔子很獎勵他。所以我們要把志氣提高，自己想這樣做，做不到不要緊，但不要學一般時髦人，必要自己真有所成就，做人必須做一個世界上必不可少的人，著書必須著一部世界上必不可少的書。這是我們常常要提醒的。

　　本源既立，我們便要下一番綿密的工夫來修養，大約有兩個方法：一是因性之所近的來擴充，二是就自己所短的來矯正。第一法是孟子的主張，第二法是荀子的主張。我們當二法並用，一方面要看出自己長於哪一點，竭力去發揮，便容易成功。修養道德是如此，砥礪學問也如此。但一方面要注意自己的短處，我們總不能沒有缺點，或苦於不自知，或知而怯於矯正。孔子說顏回死了便無好學的人，而所謂好學，即「不貳過，不遷怒」二句，這是說缺點當勇於改正；自己不知，若經師友告知，當立刻改去。這是古聖賢終生修己教人的工夫，也是學問天天進步的基礎，便是年紀老了，也不停止，尤其在青年的時候，當如何磨礪，才把底子打好。

　　現在學校教育真可痛心，無法令青年養成這種習慣。小學教育，我不很明瞭。中學教育，從不注意到修養方面，整天搖鈴上課，搖鈴下課，盡在歷史地理物理化學轉來轉去，安分守己的青年尚可得些機械的智識，然出校後便無處找飯吃，找不到便要頹喪下去，幸而找到則混了幾十年便算過了一世；還有對於政治運動很熱心的，連機械的功課也無心聽了。政治固當注意，但學無根柢，最易墮落，或替官僚奔走，或勾結軍閥，承望他們的顏色，做個秘書，這算最糟的。激烈的便只知破壞一切以攫取政權，若能達到目的，便什麼壞事都可做，這派人的領袖既如此，青年自然也跟著這個方向去。

　　在此黑暗時代，青年以為實力派更糟，與其向這「黑」的方面走，不如向「赤」的方面走。不要說青年如此，便是我五十多歲的人，覺得既無第二派，自然不趨於黑而趨於赤。青年若能心地潔白，抱定正當目的去幹破壞的事業，堅持到底，也還不妨；但千百人中恐無一人能如此，少有成功便趾高氣揚，偶有失敗便垂頭喪氣，或投降軍閥，什麼壞事都能幹出。這黑與赤的兩條路都是死路，青年人不入於彼，即入於此，若將來的青年仍如此，則國家便沒有希望了。我們五十多歲的人不要緊，至多不過二十年，好事也做不多，壞事也做不多，青年日子正長，青年無望，則國家的文化便破產了。

　　全國青年都在這狀態之下，本院同學的責任特別重。諸君在全國青年中雖占少數，但既處於最高地位，自當很勇敢地負此擔子，跳出來細察一般青年的缺點，從事於移風易俗的工作。若大家有此志，當可成功。古聖賢一二人可開一新風氣，何況我們有三四十人。三人為眾，三十人便十倍了。且學校生命是很長的，一年三十人，十年便三百人。出校後若能互通聲氣，立志創造新學風，不怕一般青年怎樣墮落，我們發心願來改正，終有成功的一日。諸位在此切實預備，在智識外要注意修養，或同學間互相切磋，或取師長的行動做模範，將來在社會上都能做第一流人物，便可不辜負學校當局創辦本院的好意及各位教授在此服務的苦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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