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梁啟超

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

　　一

　　今日我感覺莫大的光榮，得有機會在一個關係中國前途最大的學問團體——科學社的年會來講演。但我又非常慚愧而且惶恐，像我這樣對於科學完全門外漢的人，怎樣配在此講演呢？這個講題——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是本社董事部指定要我講的。我記得科舉時代的笑話：有些不通秀才去應考，罰他先飲三鬥墨汁，預備倒吊著滴些墨點出來。我今天這本考卷，只算倒吊著滴墨汁，明知一定見笑大方。但是句句話都是表示我們門外漢對於門內的「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如何欣羡、如何崇敬、如何愛戀的—片誠意。我希望國內不懂科學的人或是素來看輕科學討厭科學的人，聽我這番話得多少覺悟，那麼，便算我個人對於本社一點貢獻了。

　　近百年來科學的收穫如此其豐富：我們不是鳥，也可以騰空；不是魚，也可以入水；不是神仙，也可以和幾百千裡外的人答話……諸如此類，哪一件不是受科學之賜？任憑怎麼頑固的人，諒來「利學無用」這句話，再不會出諸口了。然而中國為什麼直到今日還得不著科學的好處？直到今日依然成為「非科學的國民」呢？我想，中國人對於科學的態度，有根本不對的兩點：

　　其一，把科學看得太低了，太粗了。我們幾千年來的信條，都說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這一類話。多數人以為：科學無論如何高深，總不過屬藝和器那部分，這部分原是學問的粗跡，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恥辱。又以為：我們科學雖不如人，卻還有比科學更寶貴的學問——什麼超凡入聖的大本領，什麼治國平天下的大經綸，件件都足以自豪；對於這些粗淺的科學，頂多拿來當一種補助學問就夠了。因為這種故見橫亙在胸中，所以從郭筠仙、張香濤這班提倡新學的先輩起，都有兩句自鳴得意的話，說什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兩句話現在雖然沒有從前那麼時髦了，但因為話裡的精神和中國人脾胃最相投合，所以話的效力，直到今日，依然為變相地存在。老先生們不用說了，就算這幾年所謂新思潮所謂新文化運動，不是大家都認為蓬蓬勃勃有生氣嗎？試檢查一檢查他的內容，大抵最流行的莫過於講政治上、經濟上這樣主義那樣主義，我替他起個名字叫作西裝的治國平天下大經綸；次流行的莫過於講哲學上、文學上這種精神那種精神，我也替他起個名字叫作西裝的超凡入聖大本領。至於那些腳踏實地平淡無奇的科學，試問有幾個人肯去講求？學校中能夠有幾處像樣子的科學講座？有了，幾個人肯去聽？出版界能夠有幾部有價值的科學書幾篇有價值的科學論文？有了，幾個人肯去讀？我固然不敢說現在青年絕對地沒有科學興味，然而興味總不如別方面濃。須知，這是積多少年社會心理遺傳下來，對於科學認為「藝成而下」的觀念，牢不可破；直到今日，還是最愛說空話的人最受社會歡迎。做科學的既已不能如別種學問之可以速成，而又不為社會所尊重，誰肯埋頭去學他呢？

　　其二，把科學看得太呆了，太窄了。那些絕對地鄙厭科學的人且不必責備，就是相對的尊重科學的人，還是十個有九個不瞭解科學性質。他們只知道科學研究所產結果的價值，而不知道科學本身的價值；他們只有數學、幾何學、物理學、化學等等概念，而沒有科學的概念。他們以為學化學便懂化學，學幾何便懂幾何；殊不知並非化學能教人懂化學，幾何能教人懂幾何，實在是科學能教人懂化學和幾何。他們以為只有化學、數學、物理、幾何等等才算科學，以為只有學化學、數學、物理、幾何等等才用得著科學；殊不知所有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等只要夠得上一門學問的沒有不是科學，我們若不拿科學精神去研究，便做哪一門子學問也做不成。中國人因為始終沒有懂得「科學」這個字的意義，所以五十年前很有人獎勵學制船、學制炮，卻沒有人獎勵科學；近十幾年學校裡都教的數學、幾何、化學、物理，但總不見教會人做科學；或者說，只有理科工科的人們才要科學，我不打算當工程師，不打算當理化教習，何必要科學？中國人對於科學的看法大率如此。

　　我大膽說一句話：中國人對於科學這兩種態度倘若長此不變，中國人在世界上便永遠沒有學問的獨立，中國人不久必要成為現代被淘汰的國民。

　　二

　　科學精神是什麼？我姑從最廣義解釋：「有系統之真智識，叫作科學；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統之真智識的方法，叫作科學精神。」這句話要分三層說明：

　　第一層，求真智識。智識是一般人都有的，乃至連動物都有。科學所要給我們的，就爭一個真字。一般人對於自己所認識的事物，很容易便信以為真；但只要用科學精神研究下來，越研究便越覺求真之難。譬如說「孔子是人」，這句話不消研究，總可以說是真，因為人和非人的分別是很容易看見的。譬如說「老虎是惡獸」，這句話真不真便待考了。欲證明他是真，必要研究獸類具備某種某種性質才算惡，看老虎果曾具備了沒有？若說老虎殺人算是惡，為什麼人殺老虎不算惡？若說殺同類是惡，只聽見有人殺人，從沒聽見老虎殺老虎，然則人容或可以叫作惡獸，老虎卻絕對不能叫作惡獸了。譬如說「性是善」，或說「性是不善」，這兩句話真不真，越發待考了。到底什麼叫作「性」？什麼叫作「善」？兩方面都先要弄明白。倘如孟子說的性咧、情咧、才咧，宋儒說的義理咧、氣質咧，鬧成一團糟，那便沒有標準可以求真了。譬如說「中國現在是共和政治」，這句話便很待考。欲知他真不真，先要把共和政治的內容弄清楚，看中國和他合不合。譬如說「法國是共和政治」，這句話也待考。欲知他真不真，先要問「法國」這個字所包範圍如何，若安南也算法國，這句話當然不真了。看這幾個例，便可以知道，我們想對於一件事物的性質得有真知灼見，很是不容易。要鑽在這件事物裡頭去研究，要繞著這件事物周圍去研究，要跳在這件事物高頭去研究，種種分析研究結果，才把這件事物的屬性大略研究出來，算是從許多相類似容易混淆的個體中，發現每個個體的特徵。換一個方向，把許多同有這種特徵的事物，歸成一類，許多類歸成一部，許多部歸成一組，如是綜合研究的結果，算是從許多各自分離的個體中發現出他們相互間的普遍性。經過這種種工夫，才許你開口說「某件事物的性質是怎麼樣」。這便是科學第一件主要精神。

　　第二層，求有系統的真智識。智識不但是求知道一件一件事物便了，還要知道這件事物和那件事物的關係，否則零頭斷片的智識全沒有用處。知道事物和事物相互關係，而因此推彼，得從所已知求出所未知，叫作有系統的智識。系統有二：一豎，二橫。橫的系統，即指事物的普遍性——如前段所說。豎的系統，指事物的因果律——有這件事物，自然會有那件事物；必須有這件事物，才能有那件事物；倘若這件事物有如何如何的變化，那件事物便會有或才能有如何如何的變化，這叫作因果律。明白因果，是增加新智識的不二法門，因為我們靠他才能因所已知推見所未知；明白因果，是由智識進到行為的嚮導，因為我們預料結果如何，可以選擇一個目的做去。雖然因果是不輕容易談的：第一，要找得出證據；第二，要說得出理由。因果律雖然不能說都要含有「必然性」，但總是愈逼近「必然性」愈好；最少也要含有很強的「蓋然性」；倘若僅屬「偶然性」的便不算因果律。譬如說：「晚上落下去的太陽，明早上一定再會出來。」說：「倘若把水煮過了沸度，他一定會變成蒸汽。」這等算是含有必然性。因為我們積千千萬萬回的經驗，卻沒有一回例外；而且為什麼如此，可以很明白地說出理由來。譬如說：「冬間落去的樹葉，明年春天還會長出來。」這句話便待考。因為再長出來的並不是這塊葉，而且這樹也許碰著別的變故再也長不出葉來。譬如說：「西邊有虹霓，東邊一定有雨。」這句話越發待考。因為虹霓不是雨的原因，他是和雨同一個原因，或者還是雨的結果。翻過來說：「東邊有雨，西邊一定有虹霓。」這句話也待考。因為雨雖然可以為虹霓的原因，卻還須有別的原因湊攏在一處，虹霓才會出來。譬如說：「不孝的人要著雷打。」這句話便大大待考。因為雖然我們也曾聽見某個不孝著雷，但不過是偶然的一回，許多不孝的人不見得都著雷，許多著雷的東西不見得都不孝，而且宇宙間有個雷公會專打不孝人，這些理由完全說不出來。譬如說：「人死會變鬼。」這句話越發大大待考。因為從來得不著絕對的證據，而且絕對地說不出理由。譬如說：「治極必亂，亂極必治。」這句話便很要待考。因為我們從中國歷史上雖然舉出許多前例，但說治極是亂的原因，亂極是治的原因，無論如何，總說不下去。譬如說：「中國行了聯省自治制後一定會太平。」這話也待考。因為聯省自治雖然有致太平的可能性，無奈我們未曾試過。看這些例，便可知我們想應用因果律求得有系統的智識，實在不容易。總要積無數的經驗——或照原樣子繼續忠實觀察，或用人為地加減改變試驗，務找出真憑實據，才能確定此事物與彼事物之關係。這還是第一步。再進一步，凡一事物之成毀，斷不止一個原因，知道甲和乙的關係還不夠，又要知道甲和丙、丁、戊等等關係。原因之中又有原因，想真知道乙和甲的關係，便須先知道乙和庚、庚和辛、辛和壬等等關係。不經過這些工夫，貿貿然下一個斷案，說某事物和某事物有何等關係，便是武斷，便是非科學的。科學家以許多有證據的事實為基礎，逐層看出他們的因果關係，發明種種含有必然性或含有極強蓋然性的原則，好像拿許多結實麻繩織組成一張網。這網愈織愈大，漸漸地涵蓋到這一組智識的全部，便成了一門科學。這是科學第二件主要精神。

　　第三層，可以教人的智識。凡學問有一個要件，要能「傳與其人」。人類文化所以能成立，全由於一人的智識能傳給多數人，一代的智識能傳給次代。我費了很大的工夫得一種新智識，把他傳給別人，別人費比較小的工夫承受我的智識之全部或一部，同時騰出別的工夫又去發明新智識，如此教學相長，遞相傳授，文化內容，自然一日一日地擴大。倘若智識不可以教人，無論這項智識怎樣的精深博大，也等於「人亡政息」，于社會文化絕無影響。中國凡百學問，都帶一種「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的神秘性，最足為智識擴大之障礙。例如醫學，我不敢說中國幾千年沒有發明，而且我還信得過確有名醫，但總沒有法傳給別人，所以今日的醫學，和扁鵲、倉公時代一樣，或者還不如。又如修習禪觀的人，所得境界，或者真是圓滿莊嚴，但只好他一個人獨享，對於全社會文化竟不發生絲毫關係。中國所有學問的性質，大抵都是如此。這也難怪，中國學問，本來是由幾位天才絕特的人「妙手偶得」——本來不是按步就班地循著一條路去得著，何從把一條應循之路指給別人？科學家恰恰相反，他們一點點智識，都是由艱苦經驗得來。他們說一句話總要舉出證據，自然要將證據之如何搜集如何審定一概告訴人。他們主張一件事總要說明理由，理由非能夠還原不可，自然要把自己思想經過的路線，順次詳敘。所以別人讀他一部書或聽他一回講義，不惟能夠承受他研究所得之結果，而且一併承受他如何能研究得此結果之方法，而且可以用他的方法來批評他的錯誤。方法普及于社會，人人都可以研究，自然人人都會有發明。這是科學第三件主要精神。

　　三

　　中國學術界，因為缺乏這三種精神，所以生出如下之病證：

　　一、籠統。標題籠統——有時令人看不出他研究的對象為何物。用語籠統——往往一句話容得幾方面解釋。思想籠統——最愛說大而無當不著邊際的道理，自己主張的是什麼，和別人不同之處在哪裡，連自己也說不出。

　　二、武斷。立說的人，既不必負找尋證據說明理由的責任，判斷下得容易，自然流於輕率。許多名家著述，不獨違反真理而且違反常識的，往往而有。既已沒有討論學問的公認標準，雖然判斷謬誤，也沒有人能駁他；謬誤便日日侵蝕社會人心。

　　三、虛偽。武斷還是無心的過失。既已容許武斷，便也容許虛偽。虛偽有二：一，語句上之虛偽，如隱匿真證杜撰假證或曲說理由等等。二，思想內容之虛偽，本無心得，貌為深秘，欺騙世人。

　　四、因襲。把批評精神完全消失，而且沒有批評能力，所以一味盲從古人，剽竊些緒餘過活。所以思想界不能有彈力性隨著時代所需求而開拓，倒反留著許多沉澱廢質在裡頭為營養之障礙。

　　五、散失。間有一兩位思想偉大的人，對於某種學術有新發明，但是沒有傳授與人的方法，這種發明，便隨著本人的生命而中斷。所以他的學問，不能成為社會上遺產。

　　以上五件，雖然不敢說是我們思想界固有的病證，這病最少也自秦漢以來受了二千年。我們若甘心拋棄文化國民的頭銜，那更何話可說！若還捨不得嗎？試想，二千年思想界內容貧乏到如此，求學問的途徑榛塞到如此，長此下去，何以圖存？想救這病，除了提倡科學精神外，沒有第二劑良藥了。

　　我最後還要補幾句話：我雖然照董事部指定的這個題目講演，其實科學精神之有無，只能用來橫斷新舊文化，不能用來縱斷東西文化。若說歐美人是天生成科學的國民，中國人是天生成非科學的國民，我們可絕對地不能承認。拿我們戰國時代和歐洲希臘時代比較，彼此都不能說是有現代這種嶄新的科學精神，彼此卻也沒有反科學的精神。秦漢以後，反科學精神漫於中國者二千年；羅馬帝國以後，反科學精神漫於歐洲者也一千多年。兩方比較，我們隋唐佛學時代，還有點「准科學的」精神不時發現，只有比他們強，沒有比他們弱。我所舉五種病證，當他們教會壟斷學問時代，件件都有。直到文藝復興以後，漸漸把思想界的健康恢復轉來，所謂科學者，才種下根苗；講到枝葉扶疏，華實爛漫，不過最近一百年內的事。一百年的先進後進，在歷史上值得計較嗎？只要我們不諱疾忌醫，努力服這劑良藥，只怕將來升天成佛，未知誰先誰後哩！我祝禱科學社能做到被國民信任的一位醫生；我祝禱中國文化添入這有力的新成分，再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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