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梁啟超

論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

　　吾今欲極言新民為當務之急，其立論之根柢有二：一曰關於內治者，二曰關於外交者。

　　所謂關於內治者何也？天下之論政術者多矣，動曰某甲誤國，某乙殃民；某之事件，政府之失機，某之制度，官吏之溺職。若是者，吾固不敢謂為非然也。雖然，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豈非來自民間者耶？某甲某乙者，非國民之一體耶？久矣夫聚群盲不能成一離婁，聚群聾不能成一師曠，聚群怯不能成一烏獲。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其又奚尤？西哲常言：政府之與人民，猶寒暑表之與空氣也。室中之氣候，與針裡之水銀，其度必相均，而絲毫不容假借。國民之文明程度低者，雖得明主賢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則其政息焉，譬猶嚴冬之際，置表於沸水中，雖其度驟升，水一冷而墜如故矣。國民之文明程度高者，雖偶有暴君汙吏，虔劉一時，而其民力自能補救之而整頓之。譬猶溽暑之時，置表於冰塊上，雖其度忽落，不俄頃則冰消而漲如故矣。然則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非爾者，則雖今日變一法，明日易一人，東塗西抹，學步效顰，吾未見其能濟也。夫吾國言新法數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則於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

　　今草野憂國之士，往往獨居深念，歎息想望曰：安得賢君相，庶拯我乎？吾未知其所謂賢君相者，必如何而始為及格。雖然，若以今日之民德、民智、民力，吾知雖有賢君相，而亦無以善其後也。夫拿破崙曠世之名將也，苟授以旗綠之惰兵，則不能敵黑蠻；哥侖布航海之大家也，苟乘以朽木之膠船，則不能渡溪沚。彼君相者非能獨治也，勢不得不任疆臣，疆臣不得不任監司，監司不得不任府縣，府縣不得不任吏胥。此諸級中人，但使其賢者半，不肖者半，猶不足以致治，而況乎其百不得一也。今為此論者，固知泰西政治之美，而欲吾國之效之矣。但推其意，得毋以若彼之政治，皆由其君若相獨力所製造耶？試與一游英、美、德、法之都，觀其人民之自治何如，其人民與政府之關係何如。觀之一省，其治法儼然一國也；觀之一市、一村落，其治法儼然一國也；觀之一黨會、一公司、一學校，其治法儼然一國也；乃至觀之一人，其自治之法，亦儼然治一國也。譬諸鹽有鹹性，積鹽如陵，其鹹愈醲，然剖分此如陵之鹽為若干石，石為若干鬥，鬥為若干升，升為若干顆，顆為若干阿屯，無一不鹹，然後大咸乃成。摶沙挼粉而欲以求鹹，雖隆之高於泰岱，猶無當也。故英美各國之民，常不待賢君相而足以致治。其元首，則堯舜之垂裳可也，成王之委裘亦可也；其官吏，則曹參之醇酒可也，成瑨之坐嘯亦可也。何也？以其有民也。故君相常倚賴國民，國民不倚賴君相。小國且然，況吾中國幅員之廣，尤非一二人之長鞭所能及者耶！

　　則試以一家譬一國。苟一家之中，子婦弟兄，各有本業，各有技能，忠信篤敬，勤勞進取，家未有不浡然興者。不然者，各委棄其責任，而一望諸家長，家長而不賢，固闔室為餓殍，借令賢也，而能蔭庇我者幾何？即能蔭庇矣，而為人子弟，累其父兄，使終歲勤動，日夕憂勞，微特於心不安，其毋乃終為家之累耶？今之動輒責政府望賢君相者，抑何不恕？抑何不智？英人有常言曰：「That's your mistake. I couldn't help you.」譯意言：「君誤矣，吾不能助君也。」此雖利己主義之鄙言，而實鞭策人自治自助之警句也。故吾雖日望有賢君相，吾尤恐即有賢君相，亦愛我而莫能助也。何也？責望於賢君相者深，則自責望者必淺。而此責人不責己、望人不望己之惡習，即中國所以不能維新之大原。我責人人亦責我，我望人人亦望我，是四萬萬人，遂互消於相責相望之中，而國將誰與立也？新民雲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則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自新之謂也，新民之謂也。

　　所謂關於外交者何也？自十六世紀以來（約三百年前），歐洲所以發達，世界所以進步，皆由民族主義（Nationalism）所磅礴衝激而成。民族主義者何？各地同種族、同言語、同宗教、同習俗之人，相視如同胞，務獨立自治，組織完備之政府，以謀公益而禦他族是也。此主義發達既極，馴至十九世紀之末（近二三十年），乃更進而為民族帝國主義（National Imperialism）。民族帝國主義者何？其國民之實力，充於內而不得不溢於外，於是汲汲焉求擴張權力於他地，以為我尾閭。其下手也，或以兵力，或以商務，或以工業，或以教會，而一用政策以指揮調護之是也。近者如俄國之經略西伯利亞、土耳其，德國之經略小亞細亞、阿非利加，英國之用兵於波亞，美國之縣夏威、掠古巴、攘非律賓，皆此新主義之潮流，迫之不得不然也。而今也於東方大陸，有最大之國，最腴之壤，最腐敗之政府，最散弱之國民，彼族一旦窺破內情，於是移其所謂民族帝國主義者，如群蟻之附膻，如萬矢之向的，離然而集注於此一隅。彼俄人之于滿洲，德人之于山東，英人之於揚子江流域，法人之于兩廣，日人之于福建，亦皆此新主義之潮流，迫之不得不然也。

　　夫所謂民族帝國主義者，與古代之帝國主義迥異。昔者有若亞歷山大，有若查理曼，有若成吉思汗，有若拿破崙，皆嘗抱雄圖，務遠略，欲蹂躪大地，吞併弱國。雖然，彼則由於一人之雄心，此則由於民族之漲力；彼則為權威之所役，此則為時勢之所趨。故彼之侵略，不過一時，所謂暴風疾雨，不崇朝而息矣；此之進取，則在久遠，日擴而日大，日入而日深。吾中國不幸而適當此盤渦之中心點，其將何以待之？曰：彼為一二人之功名心而來者，吾可以恃一二之英雄以相敵；彼以民族不得已之勢而來者，非合吾民族全體之能力，必無從抵制也。彼以一時之氣焰驟進者，吾可以鼓一時之血勇以相防；彼以久遠之政策漸進者，非立百年宏毅之遠猷，必無從倖存也。不見乎瓶水乎，水僅半器，他水即從而入之。若內力能自充塞本器，而無一隙之可乘，他水未有能入者也。故今日欲抵當列強之民族帝國主義，以挽浩劫而拯生靈，惟有我行我民族主義之一策。而欲實行民族主義於中國，舍新民末由。

　　今天下莫不憂外患矣。雖然，使外而果能為患，則必非一憂之所能了也。夫以民族帝國主義之頑強突進如彼其劇，而吾猶商榷於外之果能為患與否，何其愚也！吾以為患之有無，不在外而在內。夫各國固同用此主義也，而俄何以不施諸英，英何以不施諸德，德何以不施諸美，歐美諸國何以不施諸日本？亦曰有隙與無隙之分而已。人之患瘵者，風寒暑濕燥火，無一不足以侵之。若血氣強盛膚革充盈者，冒風雪，犯暴暵，沖瘴癘，淩波濤，何有焉？不自攝生，而怨風雪暴暵波濤瘴癘之無情，非直彼不任受，而我亦豈以善怨而獲免耶？然則為中國今日計，必非恃一時之賢君相而可以弭亂，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圖成，必其使吾四萬萬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與彼相埒，則外自不能為患，吾何為而患之！此其功雖非旦夕可就乎，然孟子有言：「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蓄，終身不得。」今日舍此一事，別無善圖，寧複可蹉跎蹉跎，更閱數年，將有欲求如今日而不可複得者。嗚呼！我國民可不悚耶！可不勖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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