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二章問題之內容及資料

第二章問題之內容及資料

　　政治思想之內容，從所表現的對象觀察，可分為二類：一曰純理，二曰應用。純理者，從理論上懸一至善之鵠，研究國家當用何種組織，施政當采何種方針，等等。應用者，從實際上校其效率，研究某種組織某種方針，等等如何始能實現。此兩者雖有區別，然常為連鎖的關係。純理必藉應用而始圓滿，應用必以純理為其基據。

　　從能表現之主格觀察，亦可分為二類：一曰個人的思想，二曰時代的思想。個人的思想，為大學者或大政治家腦力所產物，其性質為有意識的創造；時代的思想，由遺傳共業及社會現行習俗制度混織而成，其性質為無意識的演進。兩者亦常有交光的關係，個人能開拓時代，時代亦孕育個人。

　　吾儕欲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其資料當求諸何處耶？以吾所見，區為四類：

　　第一類，學者之著述及言論。此為個人創造力之完全表現，例如孔子、老子、墨子、莊子、尹文、孟子、荀卿、韓非、賈誼、董仲舒、仲長統、桓寬、司馬遷、杜佑、司馬光、鄭樵、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戴震、譚嗣同等，皆有著述傳後。吾儕將其著述爬梳整理，可以察其思想之脈絡焉。此外或無著述或雖有而已佚者，則從別人所徵引彼之言論以窺其思想之一斑。此惟先秦時代為較多，例如鄧析思想，見於《呂氏春秋》；許行思想，見於《孟子》；惠施思想，見於《莊子》；宋鈃思想，見於《孟子》、《荀子》之類是也。

　　第二類，政治家活動之遺跡。政治思想與哲學思想不同，哲學思想為學者所獨有，其發表之形式專恃著述，政治思想什九與實際問題相接觸，一有機會，則不惟坐而言，直將起而行。故凡屬有主張有設施之政治家，例如周公、管仲、子產、孔子、商鞅、李斯、漢高祖、漢武帝、王莽、諸葛亮、崔浩、蘇綽、唐太宗、劉晏、陸贄、王安石、明太祖、張居正、清聖祖、曾國藩之流，無論其人為賢為不肖，其事業為成為敗，要之其關於政治上之設施，皆其思想之現於實者也。故此等人之傳記，實斯學主要資料之一種。

　　第三類，法典及其他制度。政治思想之實現，恒結晶以變為成文之法典及其他單行制度，例如《周官》、《法經》、《漢律》、《漢官》、《唐律》、《唐開元禮》、《元典章》、《明會典》、《清律例》、《清會典》，乃至如《通典》、《文獻通考》等類之政書，與夫歷代詔令奏議，凡此類法制之書，雖大半遞相沿襲，而其間有所損益，恒必與其時代之要求相應，此即彼時代政治思想之表現也。至於立法時贊成、反對之意見表於言論者，尤足為時代思想之徽幟，自無待言。

　　第四類，歷史及其他著述之可以證察時代背景及時代意識者。凡思想皆應時代之要求而發生，不察其過去及當時之社會狀況，則無以見思想之來源。凡一思想之傳播，影響必及於社會，不察其後此之社會狀況，則無以定思想之評價。故欲治政治思想史，必須對於政治史、經濟史、宗教史、風俗史等有相當之準備，然後其研究不至歧誤。又各時代中一般人（指學者及政治家以外之人）之言論，往往有單辭片語，優足為當時多數人意識之代表，非博觀而約取之，不足以覘時代思想之全內容。此種資料，既無完善之成書可供採擇，則亦惟泛求諸群籍而已。

　　上四類，前二類為研究個人思想之資料，後二類為研究時代思想之資料。其實兩者有交光的關係既如前述，則此種界限，殊無取細分也。以吾所見，中國政治思想史現存之資料，可謂極豐富，獨惜散在群籍，非費極大之勞力，不能搜集完備，且非有銳敏的觀察力，時複交臂失之。此則凡治國故者所共感之苦痛，不徒本問題為然耳。

　　資料審擇，又為治國故者一種困難之業。因古來偽書甚多，若不細加甄別，必致濫引而失真。例如以《內經》均黃帝思想，以《陰符》為太公思想，以《周禮》為周公思想，以《家語》、《孔叢子》所記為孔子思想，以《列子》、《關尹子》、《鬼穀子》等書各為其本人思想，乃至以《偽古文尚書》為三代時思想，雜讖緯諸書為邃古時思想，如是必至時代背景與思想系統完全混亂，而史之作用全失。

　　不惟偽書而已，即真書中所記古事古言，亦當分別觀之。蓋古代著述家，每將其理想托諸古人以自重。孟子稱「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豈惟許行，實亦可謂有為堯舜之言者孔丘、孟軻；有為大禹之言者墨翟；有為黃帝之言者莊周也。（《韓非子·顯學》篇云：「孔子墨子同道堯舜，而趨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可複生，誰與辯儒墨之誠乎？」此語最能道出先秦諸子托古之真相。）故雖以此等大哲之著書確實可信者，其所述先代之事蹟及言論，大半只能認為著書者之思想，而不能盡認為所指述之人之思想。又不惟專家著述為然，即諸經諸史中資料，亦當加審慎。孟子論治《詩》也，謂當「不以辭害意」；其論治《書》也，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蓋史跡由後人追述，如水經沙濾，必變其質。重以文章家善為恢詭詄蕩之辭，失真愈甚。吾儕既不能吐棄此等書以孤求史跡，而其所記載又玉石混淆，則惟有參征他種資料，略規定各時代背景之標準，其不大繆於此標準者則信之而已。此則治一般史之通例，其方法非本書所能臚述也。

　　辨別偽書，凡以求時代之正確而已，不能因其偽而徑行拋棄。例如謂《管子》為管仲作，《商君書》為商鞅作，則誠偽也。然當作戰國末法家言讀之，則為絕好資料。謂《周禮》為周公致太平之書，則誠偽也。然其中或有一小部分為西周遺制，其大部分亦足表現春秋戰國乃至秦漢之交之時代背景，則固可寶也。又如《內經》決非黃帝時代書，自無待言，然其書實戰國末陰陽家言所薈萃，陰陽家如鄒衍之徒著述已佚，此書即其絕好之代表品也。《列子》非列禦寇作而為晉人偽撰，亦略有定評，然晉人學說，傳今無幾，即以此書覘當時時代意識之一斑，計亦良得也。

　　尤有一類資料決當揀棄者。漢代策問郡國所貢士，已開獎借空言之漸，唐宋以還，斯風彌扇。如韓愈、杜牧及蘇洵、軾、轍父子兄弟之徒，多以好為膚廓之政論，濫博盛名。明清末流，帖括播毒，談政本必「危微精一」，論政制必「封建井田」，塵土羹飯，屢嚼而穢不慚，優孟衣冠，久假而歸無日。凡茲讕言，概宜芟汰。要之學者之學說，當以有無創造力為價值標準；政治家之績業，當以有無責任心為價值標準。合此標準，可以廁諸思想之林，否則毋慁我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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