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十五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三）(8)

十五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三）(8)

　　方志之通患在蕪雜。明中葉以後有起而矯之者，則如康海之《武功縣誌》，僅三卷，二萬餘言；韓邦靖之《朝邑縣誌》，僅二卷，五千七百餘言，自詫為簡古。而不學之文士如王漁洋、宋牧仲輩震而異之，比諸馬班。耳食之徒，相率奉為修志模楷，即《四庫提要》亦極稱之。又如陸稼書之《靈壽縣誌》，借之以昌明理學，而世人亦竟譽為方志之最良者。乾隆以前一般人士對於方志觀念之幼稚誤謬，可以想見矣。注意方志之編纂方法，實自乾隆中葉始。李南澗曆城、諸城兩志，全書皆纂集舊文，不自著一字，以求絕對的征信。後此志家，多踵效之。謝蘊山之《廣西通志》，首著敘例二十三則，遍征晉唐宋明諸舊志門類體制，舍短取長，說明所以因革之由。認修志為著述大業，自蘊山始也。故其志為省志模楷，雖以阮芸台之博通，恪遵不敢稍出入，繼此更無論。余如焦裡堂、李申耆集中，皆有專論修志體例之文，然其間能認識方志之真價值、說明其真意義者，則莫如章實齋。

　　實齋以清代唯一之史學大師，而不能得所藉手以獨撰一史，除著成一精深博大之《文史通義》，及造端太宏未能卒業之《史籍考》外，其創作天才，悉表現於和州、亳州、永清三志及《湖北通志》稿中。「方志學」之成立，實自實齋始也。實齋關於斯學之貢獻，首在改造方志之概念。前此言方志者，為「圖經」之概念所囿，以為僅一地理書而止。實齋則謂方志乃《周官》小史、外史之遺，其目的專以供國史取材，非深通史法不能從事。概念擴大，內容自隨而擴大。彼乃著《方志設立三書議》，謂：「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征』。三書相輔而行，缺一不可。」彼晚年應畢秋帆聘，總鄂志局事，即實行其理想，分泐《湖北通志》《湖北掌故》《湖北文征》三書，彼又以為「志」須繼續增修，而資料非隨時保存整理，則過此將散失不可複理，於是倡議各州縣設立志科，使文獻得有所典守而不墜，而國史取材，亦可以有成式而免參差蕪猥之患。又晰言省志與府志、府志與縣誌地位之差別，大旨謂府縣誌為省志資料，省志為國史資料，各自有其任務與其組織；省志非拼合府縣誌可成，府縣誌非割裂省志可成。

　　實齋所改造之方志概念既與前不同，則其內容組織亦隨之而異。今試將舊志中號稱最佳之謝氏《廣西通志》，與實齋所擬《湖北三書》稿，比較如下。

　　嘉慶《廣西通志》目錄：

　　訓典四表：郡縣沿革　職官　選舉　封建

　　九略：輿地——疆域圖、分野、氣候、戶口、風俗、物產。山川——山、川、水利。關隘建置——城池、廨置、學校、壇廟、梁津。經政——銓選、恤助、經費、祿餉、恤政、田賦、鹽法、榷稅、積貯、祀典、土貢、學制、兵制、馬政、郵政、承審土司事件、口糧、鹽倉、刑具、鼓鑄、陂河、經費、船政。前事藝文——經、史、子、集、傳記、事記、地記、雜記、志乘、奏疏、詩文。金石勝跡——城池、署宅、塚墓、寺觀。

　　二錄：宦績　謫宦

　　六列傳：人物　土司　列女　流寓　仙釋　諸蠻

　　《湖北三書》目錄：

　　《湖北通志》七十四篇

　　二紀：皇言　皇朝編年（附前代）

　　三圖：方輿　沿革　水道

　　五表：職官　封建　選舉　族望　人物

　　六考：府縣　輿地　食貨　水利　藝文　金石

　　四政略：經濟　循績　捍禦　師儒

　　五十三傳（目多不載）

　　《湖北掌故》六十六篇

　　吏科——四目：官司員額、官司職掌、員缺繁簡、吏典事宜。

　　戶科——十九目：賦役、倉庾、漕運、雜稅、牙行等。

　　禮科——十三目：祀典、儀注、科場條例等。

　　兵科——十二目：將弁員額、兵丁技藝額數、武弁例馬等。

　　刑科——六目：裡甲、編甲圖、囚糧衣食、三流道裡表等。

　　工科——十二目：城工、塘汛、江防、銅鐵、礦廠、工料價值表等。

　　《湖北文征》八集：

　　甲集上下——裒錄正史列傳。
　　乙集上下——裒錄經濟策要。
　　丙集上下——裒錄詞章詩賦。
　　丁集上下——裒錄近人詩詞。

　　約而言之，向來作志者皆將「著述」與「著述資料」混為一談。欲求簡潔斷制不失著述之體耶？則資料之割捨者必多。欲將重要資料悉予保存耶？則全書繁而不殺，必蕪穢而見厭。故康之《武功》，韓之《朝邑》，與汗牛充棟之俗志交譏，蓋此之由。實齋「三書」之法，其《通志》一部分，純為「詞尚體要」「成一家言」之著述；《掌故》《文征》兩部分，則專以保存著述所需之資料。既別有兩書以保存資料，故「純著述體」之《通志》，可以肅括閎深，文極簡而不虞遺闕。實齋所著《方志辨體》自述其《湖北通志》稿之著述義例，內一段云：「《通志》食貨考田賦一門，餘取《賦役全書》布政使司總匯之冊，登其款數，而採用明人及本朝人所著財賦利病奏議詳揭及士大夫私門論撰，聯絡為篇。為文不過四五千言，而讀者于十一府州數百年間財賦沿革弊利，洞如觀火。蓋有布政司以總大數，又有議論以明得失，故文簡而事理明也。舊志盡取各府州縣《賦役全書》，挨次排纂，書盈五六百紙。……閱者連篇累卷。但見賦稅錢谷之數，而數百年利病得失則茫然無可求。……」

　　其保存資料之書，又非徒堆積檔案謬誇繁富而已，加以別裁，組織而整理之，馭資料使適於用。《湖北掌故》中有《賦役表》一篇，《方志辨體》述其義例云：「志文既擷其總要，貫以議論，以存精華，仍取十一府州六十餘州縣《賦役全書》，巨帙七十餘冊，總其款目以為之經，分其細數以為之緯，縱橫其格，排約為《賦役表》。不過二卷之書，包括數十巨冊，略無遺脫。……」觀此可見《掌故》書體例一斑。實齋之意，欲將此種整理資料之方法，由學者悉心訂定後，著為格式，頒下各州縣之「志科」，隨時依式最錄，則不必高材之人亦可從事，而文獻散亡之患可以免。此誠保存史料之根本辦法，未經人道者也。實齋所作《州縣請立志科議》云：「天下大計，既始於州縣，則史事責成，亦當始於州縣之志。州縣有荒陋無稽之志，而無荒陋無稽之令史案牘。……故州縣之志，不可取辦于一時，平日當于諸典吏中，特立志科，僉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選。而且立為成法，俾如法以紀載。……積數十年之久，則訪能文學而通史裁者，筆削以為成書。……如是又積而又修之，于事不勞而功效已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

　　實齋之于史，蓋有天才，而學識又足以副之。其一生工作，全費於手撰各志，隨處表現其創造精神。以視劉子玄、鄭漁仲，成績則既過之矣。今《和》《亳》《永清》三志，傳本既甚希，吾儕僅在《文史通義》外篇見其敘例；《湖北通志》，則畢秋帆去職後，全域皆翻；嘉慶官本，章著痕跡，渺不復存，幸而《遺書》中有檢存稿及未成稿數十篇，得以窺其崖略。然固已為史界獨有千古之作品，不獨方志之聖而已。吾將別著《章實齋之史學》一書詳論之，此不能多及也。

　　吾于諸名志，見者甚少，不敢細下批評。大約省志中嘉道間之廣西謝志，浙江、廣東阮志，其價值久為學界所公認，同光間之畿輔李志、山西曾志、湖南李志等，率皆踵謝、阮之舊，而忠實於所事，抑其次也。而宣統新疆袁志，前無所承，體例亦多新創，卓然斯界後起之雄矣。各府州縣誌，除章實齋諸作超群絕倫外，則董方立之《長安》《咸寧》二志，論者推為冠絕今古；鄭子尹、莫子偲之《遵義志》，或謂為府志中第一；而洪稚存之《涇縣》《淳化》《長武》，孫淵如之《邠州》《三水》，武授堂之《偃師》《安陽》，段茂堂之《富順》，錢獻之之《朝邑》，李申耆之《鳳台》，陸祁孫之《郯城》，洪幼懷之《鄢陵》，鄒特夫、譚玉生之《南海》，陳蘭甫之《番禺》，董覺軒之《鄞縣》《慈溪》，郭筠仙之《湘陰》，王壬秋之《湘潭》《桂陽》，繆小山之《江陰》，皆其最表表者。而比較其門目分合增減之得失，資料選擇排配之工拙，斯誠方志學中有趣且有益的事業。餘有志焉，而今病未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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