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四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下）

四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下）

　　考證學直至今日還未曾破產，而且轉到別個方面，和各種社會科學會合發生影響。雖然，古典考證學，總以乾、嘉兩朝為全盛時期，以後便漸漸蛻變，而且大部分趨於衰落了。

　　蛻變趨衰落的原因，有一部分也可以從政治方面解答。前文講過，考證古典之學，半由「文網太密」所逼成。就這一點論，雍正十三年間最厲害，乾隆的前三四十年也還吃緊，以後便漸漸鬆動了。乾隆朝為清運轉移的最大樞紐。這位十全老人，席祖父之業，做了六十年太平天子，自謂「德邁三皇，功過五帝」。其實到他晚年，弄得民窮財盡，已種下後來大亂之根。即就他的本身論，因年老倦勤的結果，委政和坤，權威也漸失墜了，不過憑藉太厚，所以及身還沒有露出破綻來。到嘉慶、道光兩朝，乾隆帝種下的惡因，次第要食其報。川、湖、陝的教匪，甘、新的回亂，浙、閩的海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跟著便是鴉片戰爭，受國際上莫大的屈辱。在這種陰鬱不寧的狀態中，度過嘉、道兩朝四十五年。

　　那時候學術界情形怎麼樣呢？大部分學者依然繼續他們考證的工作，但「絕對不問政治」的態度，已經稍變。如大經學家王懷祖念孫抗疏劾和坤，大史學家洪稚存亮吉應詔直言，以至遣戍。這種舉動，在明朝學者只算家常茶飯，在清朝學者真是麟角鳳毛了。但是這種一兩個人的特別行動，還算與大體無關。欲知思潮之暗地推移，最要注意的是新興之常州學派。常州派有兩個源頭，一是經學，二是文學，後來漸合為一。他們的經學是《公羊》家經說——用特別眼光去研究孔子的《春秋》，由莊方耕存與、劉申受逢祿開派。他們的文學是陽湖派古文——從桐城派轉手而加以解放，由張皋文惠言、李申耆兆洛開派。兩派合起來產出一種新精神，就是想在乾、嘉間考證學的基礎之上建設順、康間「經世致用」之學。代表這種精神的人是龔定庵自珍和魏默深源。這兩個人的著述，給後來光緒初期思想界很大的影響。這種新精神為什麼會發生呢？頭一件，考證古典的工作，大部分被前輩做完了，後起的人想開闢新天地，只好走別的路。第二件，當時政治現象，令人感覺不安，一面政府鉗制的威權也陵替了，所以思想漸漸解放，對於政治及社會的批評也漸漸起來了。但我們要知道，這派學風，在嘉、道間，不過一支「別動隊」。學界的大勢力仍在「考證學正統派」手中，這支別動隊的成績，也幼稚得很。

　　咸豐、同治二十多年間，算是清代最大的厄運。洪楊之亂，痡毒全國。跟著撚匪、回匪、苗匪，還有北方英法聯軍之難，到處風聲鶴唳，慘目傷心。政治上、生計上所生的變動不用說了，學術上也受非常壞的影響。因為文化中心在江、皖、浙，而江、皖、浙糜爛最甚。公私藏書，蕩然無存。未刻的著述稿本，散亡的更不少。許多耆宿學者，遭難凋落。後輩在教育年齡，也多半失學，所謂「乾嘉諸老的風流文采」，到這會只成為「望古遙集」的資料。考證學本已在落潮的時代，到這會更不絕如縷了。

　　當洪楊亂事前後，思想界引出三條新路。其一，宋學復興。乾、嘉以來，漢學家門戶之見極深，「宋學」二字，幾為大雅所不道，而漢學家支離破碎，實漸已惹起人心厭倦。羅羅山澤南、曾滌生國藩在道、鹹之交，獨以宋學相砥礪，其後卒以書生犯大難成功名。他們共事的人，多屬平時講學的門生或朋友。自此以後，學人輕蔑宋學的觀念一變。換個方面說，對於漢學的評價逐漸低落，「反漢學」的思想，常在醞釀中。

　　其二，西學之講求。自雍正元年放逐耶穌會教士以後，中國學界和外國學界斷絕來往已經一百多年了。道光間鴉片戰役失敗，逼著割讓香港，五口通商；咸豐間英法聯軍陷京師，燒圓明園，皇帝出走，客死於外。經這次痛苦，雖以麻木自大的中國人，也不能不受點激刺。所以亂定之後，經曾文正、李文忠這班人提倡，忽有「洋務」「西學」等名詞出現。原來中國幾千年來所接觸者，除印度外，都是文化低下的民族，因此覺得學問為中國所獨有。「西學」名目，實自耶穌教會人來所創始。其時所謂西學者，除測算天文、測繪地圖外，最重要者便是製造大炮。陽瑪諾、畢方濟等之見重於明末，南懷仁、徐日升等之見重于清初，大半為此。西學中絕，雖有種種原因，但太平時代用不著大炮，最少亦應為原因之一。過去事實既已如此，那麼鹹、同間所謂講求西學之動機及其進行路線，自然也該為這種心理所支配。質而言之，自從失香港、燒圓明園之後，感覺有發憤自強之必要，而推求西之所以強，最佩服的是他的「船堅炮利」。上海的江南機器製造局，福建的馬尾船政局，就因這種目的設立，又最足以代表當時所謂西學家之心理。同時又因國際交涉種種麻煩，覺得須有些懂外國話的人才能應付，於是在北京總理衙門附設同文館，在上海製造局附設廣方言館，又挑選十歲以下的小孩子送去美國專學說話。第一期所謂西學，大略如此。這種提倡西學法，不能在學界發生影響，自無待言。但江南製造局成立之後，很有幾位忠實的學者——如李壬叔善蘭、華若汀蘅芳等輩在裡頭，譯出幾十種科學書，此外國際法及其他政治書也有幾種。自此，中國人才知道西人還有藏在「船堅炮利」背後的學問，對於「西學的觀念」漸漸變了。雖然，這是少數中之極少數，一般士大夫對於這種「洋貨」，依然極端地輕蔑排斥。當時最能瞭解西學的郭筠仙嵩燾，竟被所謂「清流輿論」者萬般排擠，侘傺以死。這類事實，最足為時代心理寫照了。

　　其三，排滿思想之引動。洪秀全之亂雖終歸平定，但他們所打的是「驅逐胡人」這個旗號，與一部分人民心理相應，所以有許多是斥馳不羈的人服從他。這種力量，在當時還沒有什麼，到後來光緒末年盛倡革命時，太平天國之「小說的」故事，實為宣傳資料之一種，鼓舞人心的地方很多，所以論史者也不能把這回亂事與一般流寇同視，應該認識他在歷史上一種特殊價值了。還有幾句話要附帶一說：洪秀全之失敗，原因雖多，最重大的就是他拿那種「四不像的天主教」做招牌，因為這是和國民心理最相反的。他們那種殘忍的破壞手段，本已給國民留下莫大惡感，加以宗教招牌，賈怨益甚。中國人對於外來宗教向來采寬容態度，到同治、光緒間，教案層見疊出，雖由許多原因湊成，然而洪秀全的「天父天兄」，當亦為原因之一。因厭惡西教而遷怒西學，也是思想界一種厄運了。

　　同治朝十三年間，為恢復秩序耗盡精力，所以文化方面無什麼特色可說。光緒初年，一口氣喘過來了，各種學問，都漸有向榮氣象。清朝正統學派——即考證學，當然也繼續工作。但普通經學史學的考證，多已被前人做盡，因此他們要走偏鋒，為局部的研究。其時最流行的有幾種學問：一、金石學；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學；三、諸子學。這都是從漢學家門庭孳衍出來。同時因曾文正提倡桐城古文，也有些宋學先生出來點綴點綴。當時所謂舊學的形勢，大略如此。

　　光緒初年，內部雖暫告安寧，外力的壓迫卻日緊一日。自六年中俄交涉改訂《伊犁條約》起，跟著十年中法開戰，失掉安南；十四年中英交涉，強爭西藏。這些事件，已經給關心國事的人不少的刺激。其最甚者，二十年中日戰役，割去臺灣及遼東半島；俄、法、德干涉還遼之後，轉而為膠州、旅順、威海之分別租借。這幾場接二連三的大颶風，把空氣振盪得異常劇烈，於是思想界根本動搖起來。

　　中國為什麼積弱到這樣田地呢？不如人的地方在哪裡呢？政治上的恥辱應該什麼人負責任呢？怎麼樣才能打開出一個新局面呢？這些問題，以半自覺的狀態日日向（那時候的新青年）腦子上旋轉。於是因政治的劇變，釀成思想的劇變，又因思想的劇變，致釀成政治上的劇變。前波後波展轉推蕩，至今日而未已。

　　凡大思想家所留下的話，雖或在當時不發生效力，然而那話灌輸到國民的「下意識」裡頭，碰著機緣，便會復活，而且其力極猛。清初幾位大師——實即殘明遺老——黃梨洲、顧亭林、朱舜水、王船山之流，他們許多話，在過去二百多年間，大家熟視無睹，到這時忽然像電氣一般把許多青年的心弦震得直跳。他們所提倡的「經世致用之學」，其具體的理論，雖然許多不適用，然而那種精神是「超漢學」「超宋學」的，能令學者對於二百多年的漢宋門戶得一種解放，大膽地獨求其是。他們曾痛論八股科舉之汨沒人才，到這時候讀起來覺得句句親切有味，引起一班人要和這件束縛思想、錮蝕人心的惡制度拼命。他們反抗滿洲的壯烈行動和言論，到這時因為在滿洲朝廷手上丟盡中國人的臉，國人正在要推勘他的責任，讀了先輩的書，驀地把二百年麻木過去的民族意識覺醒轉來。他們有些人曾對於君主專制暴威作大膽的批評，到這時拿外國政體來比較一番，覺得句句都饜心切理，因此從事於推翻幾千年舊政體的猛烈運動。總而言之，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變遷，雖波瀾一日比一日壯闊，內容一日比一日複雜，而最初的原動力，我敢用一句話來包舉他：殘明遺獻思想之復活。

　　那時候新思想的急先鋒，是我親受業的先生康南海有為。他是從「常州派經學」出身，而以「經世致用」為標幟。他雖然有很奇特很激烈的理想，卻不大喜歡亂講。他門下的人，便狂熱不可壓制了，我自己便是這裡頭小小一員走卒。當時我在我主辦的上海《時務報》和長沙時務學堂裡頭猛烈宣傳，驚動了一位老名士而做闊官的張香濤之洞，糾率許多漢學宋學先生們著許多書和我們爭辯。學術上新舊之鬥，不久便牽連到政局。康南海正在用「變法維新」的旗號，得光緒帝的信用，舊派的人把西太后擁出來，演成「戊戌政變」一齣悲劇。表面上，所謂「新學家」完全失敗了。

　　反動日演日劇，仇恨新學之不已，遷怒到外國人，跟著鬧出義和團事件，丟盡中國的醜。而滿洲朝廷的權威，也同時掃地無餘，極恥辱的條約簽字了，出走的西太后也回到北京了。哈哈哈！滑稽得可笑，「變法維新」這面大旗，從義和團頭目手中重新豎起來了。一切掩耳盜鈴的舉動且不必說他，唯內中有一件事不能不記載：八股科舉到底在這時候廢了。一千年來思想界之最大障礙物，總算打破。

　　清廷政治一日一日地混亂，威權一日一日地失墜。因亡命客及留學生陡增的結果，新思想運動的中心，移到日本東京，而上海為之轉輸。其時主要潮流，約有數支：

　　第一，我自己和我的朋友。繼續我們從前的奮鬥，鼓吹政治革命，同時「無揀擇地」輸入外國學說，且力謀中國過去善良思想之復活。

　　第二，章太炎炳麟。他本是考證學出身，又是浙人，受浙東派黃梨洲、全謝山等影響甚深，專提倡種族革命，同時也想把考證學引到新方向。

　　第三，嚴又陵複。他是歐洲留學生出身，本國文學亦優長，專翻譯英國功利主義派書籍，成一家之言。

　　第四，孫逸仙文。他雖不是學者，但眼光極銳敏，提倡社會主義，以他為最先。

　　以上幾個人，各人的性質不同，早年所受教育根底不同，各自發展他自己個性，始終沒有什麼合作。要之清末思想界，不能不推他們為重鎮。好的壞的影響，他們都要平分功罪。

　　同時還有應注意的一件事，是范靜生源廉所倡的「速成師範」「速成法政」。他是為新思想普及起見，要想不必學外國語言文字而得有相當的學識，於是在日本特開師範、法政兩種速成班，最長者二年，最短者六個月畢業。當時趨者若騖，前後人數以萬計。這些人多半年已長大，而且舊學略有根底，所以畢業後最形活動。辛亥革命成功之速，這些人與有力焉。而近十來年教育界政治界的權力，實大半在這班人手裡。成績如何，不用我說了。

　　總而論之，清末三四十年間，清代特產之考證學，雖依然有相當的部分進步，而學界活力之中樞，已經移到「外來思想之吸受」。一時元氣雖極旺盛，然而有兩種大毛病：一是混雜，二是膚淺。直到現在，還是一樣。這種狀態，或者為初解放時代所不能免，以後能否脫離這狀態而有所新建設，要看現時代新青年的努力如何了。

　　以上所論，專從政治和學術相為影響於[的]方面說，雖然有許多漏略地方，然而重要的關目也略見了。以後便要將各時期重要人物和他的學術成績分別說明。

　　近三百年學術史附表

　　明清之際耶穌教士在中國者及其著述（以卒年先後為次）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