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學術概論二十五

二十五

　　對於「今文學派」為猛烈的宣傳運動者，則新會梁啟超也。

　　啟超年十三，與其友陳千秋同學于學海堂，治戴、段、王之學。千秋所以輔益之者良厚。越三年，而康有為以布衣上書被放歸，舉國目為怪。千秋、啟超好奇，相將謁之，一見大服，遂執業為弟子，共請康開館講學，則所謂萬木草堂是也。二人者學數月，則以其所聞昌言於學海堂，大詆訶舊學，與長老儕輩辯詰無虛日。有為不輕以所學授人。草堂常課，除《公羊傳》外，則點讀《資治通鑒》、《宋元學案》、《朱子語類》等，又時時習古禮。千秋、啟超弗嗜也，則相與治周秦諸子及佛典，亦涉獵清儒經濟書及譯本西籍，皆就有為決疑滯。居一年，乃聞所謂「大同義」者，喜欲狂，銳意謀宣傳。有為謂非其時，然不能禁也。又二年，而千秋卒（年二十二），啟超益獨力自任。

　　啟超治《偽經考》，時複不慊于其師之武斷，後遂置不復道。其師好引緯書，以神秘性說孔子，啟超亦不謂然。啟超謂孔門之學，後衍為孟子、荀卿兩派，荀傳小康，孟傳大同；漢代經師，不問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汪中說）；二千年間，宗派屢變，壹皆盤旋荀學肘下，孟學絕而孔學亦衰。於是專以絀荀申孟為標幟，引《孟子》中誅責「民賊」、「獨夫」、「善戰服上刑」、「授田制產」諸義，謂為大同精意所寄，日倡道之；又好《墨子》，誦說其「兼愛」、「非攻」諸論。啟超屢游京師，漸交當世士大夫，而其講學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譚嗣同。曾佑方治龔、劉今文學，每發一義，輒相視莫逆。其後啟超亡命日本，曾佑贈以詩，中有句曰：「……冥冥蘭陵（荀卿）門，萬鬼頭如蟻，質多（魔鬼）舉只手，陽烏為之死。袒裼往暴之，一擊類執豕，酒酣擲杯起，跌宕笑相視。頗謂宙合間，只此足歡喜。……」此可想見當時彼輩「排荀」運動，實有一種元氣淋漓景象。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學，喜談名理，談經濟，及交啟超，亦盛言大同，運動尤烈。（詳次節）而啟超之學，受夏、譚影響亦至巨。

　　其後啟超等之運動，益帶政治的色彩。啟超創一旬刊雜誌於上海，曰《時務報》。自著《變法通議》，批評秕政，而救敝之法，歸於廢科舉、興學校，亦時時發「民權論」，但微引其緒，未敢昌言。

　　已而嗣同與黃遵憲、熊希齡等，設時務學堂于長沙，聘啟超主講席，唐才常等為助教。啟超至，以《公羊》《孟子》教，課以劄記，學生僅四十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鍔稱高才生焉。啟超每日在講堂四小時，夜則批答諸生劄記，每條或至千言，往往徹夜不寐。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其論學術，則自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學者，掊擊無完膚。時學生皆住舍，不與外通，堂內空氣日日激變，外間莫或知之。及年假，諸生歸省，出劄記示親友，全湘大嘩。先是嗣同、才常等，設「南學會」聚講，又設《湘報》（日刊）、《湘學報》（旬刊），所言雖不如學堂中激烈，實陰相策應。又竊印《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書，加以案語，秘密分佈，傳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眾，於是湖南新舊派大哄。葉德輝著《翼教叢編》數十萬言，將康有為所著書，啟超所批學生劄記，及《時務報》、《湘報》、《湘學報》諸論文，逐條痛斥。而張之洞亦著《勸學篇》，旨趣略同。

　　戊戌政變前，某禦史臚舉劄記批語數十條指斥清室、鼓吹民權者具折揭參，卒興大獄。嗣同死焉，啟超亡命，才常等被逐，學堂解散。蓋學術之爭，延為政爭矣。

　　啟超既亡居日本，其弟子李、林、蔡等棄家從之者十有一人，才常亦數數往來，共圖革命。積年余，舉事於漢口，十一人者先後歸，從才常死者六人焉。啟超亦自美洲馳歸，及上海而事已敗。自是啟超複專以宣傳為業，為《新民叢報》、《新小說》等諸雜誌，暢其旨義，國人競喜讀之；清廷雖嚴禁，不能遏；每一冊出，內地翻刻本輒十數。二十年來學子之思想，頗蒙其影響。

　　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煉，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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